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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您一个真实的村庄(之五)

郭少坤

   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民间传统中流行着这么一句话,说是“屈死不喊冤,冤死不告状。”从这句话里,使人看到了封建专制社会的黑暗性,看到了专制者残暴的狰狞面目,看到了老百姓自古以来的屈辱苦难和由此凝成的血泪史。对此,不但我本人有着刻骨铭心的切身体会,就我的个人观察中,有着那么多的老百姓都是在万般无奈之际不得不信守着这一信条,默默地忍受着自己的屈辱和痛苦。

   上面文中所提到的陈家父子就是最典型的案例。陈家父子在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时,遭到了官府的逮捕和判刑,他们状告的被告们官官相护、层层庇护,使得他们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申,加上他们穷苦撩倒无力告状,也就真正是应了那句“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句反映封建社会恶劣现象的民间谚语。

   陈家父子因为没有钱打官司含冤忍辱的生活着,和陈家父子遭受不同厄运的村民们看到这种现实情况,也慢慢地丧失了抗争的信念。原来那些在维权中受到过各种打击迫害和曾经有过要求政府进行依法赔偿的村民也都慢慢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利,独裁专制对人性蚕食的可怕性再次从这个村庄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中共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毛泽东曾经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被独裁专制的国民党政府压迫下通过反抗斗争胜利夺权政权的。但是,他们在建国建政以后,有什么时候停止过对人民的压迫呢?如果说当年共产党反抗国民党是为了信仰和主义之争从而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武装斗争才导致政府对人民的血腥杀戮还有情可原(谅)的话,那么,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对自己的同志和支持他的人民进行无情打击,乃至思想肉体上的摧残或者消灭则是无法令人容忍的了;更加让人深思的是:即使是老百姓为了贯彻落实共产党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规和平地请愿和上访,却还是要受到基层政权的打压而上级不管不问所导致的后果可怕性,因为,它终于迫使人民放弃了压迫之下的反抗,进而只有成为只有逆来顺受的新时代奴隶。

   果园村的村民们在10多年的维权抗争的惨烈局面,使得周围村庄的村民心有余悸,使得基层政权更加有恃无恐。中共“恩赐”给农民们的自治和民主权利基本上被剥夺得干干净净,村民自治和民主选举完全是流于形式,各个村庄的领导人依然是在乡镇党委和政府的任命下产生。只有一个紧邻果园村的京庄自然村村民经过抗争引起中央《焦点访谈》的关注后才民选出自己的村长,但在不久就被村党支部书记雇凶给杀害了。在这样一种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文化程度不高和老实巴交的农民们如果没有顽强的意志和强烈的人权意识,显然也就自动放弃了他们的应有权利。可是,在这个乡的16个自然村都在这样的形势下放弃他们的权利时,果园村的村民们并没有在因为别人的放弃和自己的一次次失败中失望,尤其是农民代表徐善华不仅没有灰心丧气,更加难能可贵地是抵御住了各种威逼利诱,他曾经依然的拒绝了乡里派人送给他的高额巨款(6万元人民币),没有接受乡里的利诱,更没有答应他们不再上访的要求。但他们调整了原来的行为方式,决定把上访告状变为法律诉讼。于是,他们找到我后,让我为他们聘请律师,状告乡政府违反国家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规定,剥夺和破坏他们的民主选举权利的行为。

   在2005年的春天,果园村的村民们再次集资1000元人民币,然后让我在徐州市为他们聘请律师替他们代理打官司。

   根据我的个人观察和经验,在中国要想进行行政诉讼(即民告官)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深谙国家法律的律师们也很难通过代理打赢民告官的官司,尤其是现在的律师们也大都是“向钱看”的碌碌之徒,很多律师都是在权势面前低三下四,在金钱面前左右摇摆,和世俗社会一样:钱多多办事,钱少少办事,没钱不办事。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要想找个敢于为老百姓说话而又不贪财的律师的确是很难,我先后咨询了几个法律事务所,果然律师们一听说是农民状告乡政府便摇头,不过,他们也说实话:“民告官很难,因为咱们国家不是法治国家,官官相护不好办。”还有的嫌钱少借口推诿不受理,使我在为农民们聘请律师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后来,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我在公安局工作其间曾经共过事的退休干部,此人叫黄炜,原来是检察院的一名科长,退休后自己和别人合伙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我在公安局工作时,曾经因为工作关系和他打过交道,感觉到此人还算正派。当我找到他把我要请他为农民代理的案件介绍给了他,这位并不专业的律师还算有点胆略,他表示愿意为农民们代理诉讼,我告诉他说,农民们实在是经济困难,只凑够1000元人民币作为诉讼费用,当时他也没嫌钱少,便爽快地答应了接受并代理此案。

   于是,在三月份的一天,我和黄律师等一起来到了乡下,准备和村民们见面后办理相关手续。到了乡下,村民们听说请来了市里面的律师为他们打官司,都很高兴,一下子来了7、8十人,他们见到律师就像见到包青天那样,纷纷向他们倾诉近年来乡村干部如何欺压他们的故事,其场景也非常令人感动,随去的另一位律师说:“如果带来摄像机就好了,把这个情景拍摄后交给市里或者上级领导,交他们看看下面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看待基层政权及其领导人的。”说话间,农民代表徐善华从破烂的衣服里掏出了一把票面陈旧和数额不等的人民币,认真的数了数后说:“这些钱都是村民们凑的,还不到1000元,还差50元钱,你们看怎么办?”律师们没有表态,当时我手里也没有钱,这时另一位农民从兜里掏出50元钱说:“就用我这买猪羔子的钱先凑上用吧。”这时,我接过乡亲们的那一把血汗钱,交给了黄律师他们并说:“你们看他们多么困难,请你们一定依法为他们认真负责地打这个官司。”黄律师接过钱后,掏出随身携带的“委托书”,由他和农民代表分别签上字后便离开了村庄。

   (未完待续)

    郭少坤

    2007年5月17日星期四

    于徐州家中

自由圣火5/2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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