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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首脑为什么不在退休后到国外演讲?

   

郭少坤

   近来,围绕着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中国的广东省东莞市演讲20分钟,进帐50万美元的新闻,以及国内媒体把布莱尔此举称为“一字千金率最高的演说家”的炒作,国内网民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评论。从网民们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确不是那么愚不可及和麻木不仁,他们对世界的变化和观察,对世界各国制度优劣的判别,对自己国家领导人和世界文明发达国家领导人的素质对比,以及对此发表的网评,可以说,对我们所有追求自由民主事业的人而言,应该是足以令人为之感到欣慰的。

   尽管在国内有些人对布莱尔的掘金之旅不屑一顾或者嗤之一鼻,但还是很多人有着非常鲜明的观点,他们认为:“布莱尔退休掘金之旅不但值得推广,也更期待中国的政要们能到国外去发表演讲、去掘金,以展示中国领导人的个人才华和自谋生路的能力。”

   对于网民们以上那种观点,我表示赞同和赏识,也真的希望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们能像布莱尔、克林顿那样,在自己退休后能够到世界各国去演讲,去掘金,同时也为展现中国的大国风采和国家领导人形象而一展身手。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无遗憾的看到,期待中国的退休政要们要想像布莱尔、克林顿那样,用自己不凡的政治智慧,根据自己过去在竞争和执政其间经常演讲的机会及其积累的经验,来与世界分享他们领导国家的成功经验,显然是不可能的,原因就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而不同的政治制度造就的领导人素质也不同,指望中国领导人在退休后也到国外去演讲、去掘金,根本是不可能的,更多原因,可以看看中国网民们的以下分析:

   “西方国家领导人与中国官员不同,西方国家领导人退休后就是一介平民。德国前总理施罗德退休后大约1000英镑的退休金,即使像布莱尔,退休后每年才可以领到10.8万美元的退休金,按此标准,在他们的国家里也只能做一个普通人,不可能像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退休后的待遇那样,退休后仍然由国家和人民来负担他们的所有开支,仍然可以过着那种优越的生活而不需要任何劳动付出。因此,他们(西方国家领导人)必须在国内或者到国外通过劳动方式捞钱,以补贴一下少得可怜的退休金。”

   “其实,西方国家下台政客靠嘴(演说)或者靠笔(写回忆录)赚钱,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之处,他们只要依法纳税,总比我们中国现在的领导人以权谋私要光明正大。毕竟,这些前首相或者前总统是凭着自己的名气和能力通过市场来获取报酬的,总比在职官员通过权钱交易捞取私利要名正言顺得多。”

   从以上对西方国家领导人为什么要来中国通过演讲“掘金”这一问题的群众议论来看,答案也就非常明确了,那就是西方国家领导人没有像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那样在退休后仍然享受原来的待遇,而要想通过经济手段改善自己的生活,也只有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去换取报酬,这也就自然而然的显示出了西方国家和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同和给人(包括国家领导人)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以及由这种生活方式所反映的政治制度的优劣状况。同时,也凸显了西方经济领导人的年轻化(鲜活的生命力)和中国领导人的老年化(老而无能)等反差现象。

   在对西方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会通过演讲招徕听众而中国国家领导人却不敢迈出国门讲演这一关系到个人能力问题上,网民们作了以下评论:“中国的领导人没有几个会演讲,因为在台上都是读秘书写好的稿子,他在台上不念稿子都不会说话,还希望他退休后去做什么演讲?岂不是逼着公鸡下蛋!”

   “由于中国的政治太复杂和黑暗,即使有人想去演讲也不敢演讲,万一讲错了话怎么办?怕演讲后被报复和给小鞋穿,弄不好连退休金也没了,还是不讲的好。”

   “我国的国情就是这样的,领导人在位时发号施令如同圣旨,下野之后还不如个参谋。而且我国的言论没有那么自由,你请那些过了气的领导来演讲,他也不敢说个什么东东,只会拍拍马屁而已!”

   “中国的体制,使得他们在位时早已满腹流油;政治的黑暗,又怎么能让他敢说真话;终身的官制,使他们在退休后已到耄耄之年;长期的秘书代笔,使他们已经不会动脑思考、动口表达,又如何叫他们去演讲呢?!”

   “中国的政要退下来,由于我国政治制度不同,他们有话不能讲,叫他讲什么?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内已经讲完;再讲恐怕无人听,讲不好与党中央不保持一致,外国人又不听这一套。还是不讲的好,安度晚年吧!”

   “希望中国政要也到外国演讲的主意不错,但在目前的中国还无法推广开来。因为中国的演讲文化太差,想想在学校有几个能做到演讲的就知道了。中国的政要都是靠一味死读书上位的,要他们演讲还没有那个水平。要想中国政要演讲市场化和政治娱乐化,还得从基础抓起,提倡大力宣扬演讲文化。”

   “像朱总理演讲可以,讲经济,讲反腐;而江老头讲儿子在上海搞电子王国,还是讲他在老百姓中的成绩?如果那样,老百姓就有饭后笑柄!如果讲中国的平庸有他,在位11年有何成绩?收容遣送站是他的成绩,使下岗工人无计其数的责任者有他,腐败第一有他,……总不能讲这些吧!”(以上转摘自《腾讯》网)

   因篇幅所限,虽然不能把网民们的评论尽摘录于上,可已经让我们看到中国老百姓对中国和西方国家及其领导人的正确判定和比对,他们准确的说出了中国领导人为什么不能够在退休后到国外去演讲、去掘金、去充分展示个人能力的政治原因和社会因素。因此,我们不能不欣喜的看到这么一个现实:尽管是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在那些极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拼死抵抗下举步维艰,但我们可以通过以上那些朴素的语言听到了百姓的心声,体会到了民众的情感,更看到了自由民主的希望所在——那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已经有了识别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判断能力。

   随着杨建利先生发出的“全民讲真话”的倡导在国内外的深入和影响下,我想,将会有更多的老百姓面对现实和自己眼前发生的各种事情发出自己的声音,得出自己的看法,找到自己的答案。可以相信,随着公民觉悟程度的日益提高和敢于讲真话局面的逐渐形成,中国的自由民主也就不再是那么遥远。

   2007年11月29日于徐州家中

《议报》第331期 20071203

http://www.chinaeweekly.com/viewarticle_gb.aspx?vID=6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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