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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樊百华先生旧文感作

郭少坤

   今天在《博讯》网站看到朋友樊百华先生就我的第二次被捕(2001年10月)致信给林牧、刘晓波、付国涌等人的公开信,信中请求他们关注我的被捕并为我而呼吁。重读此信,不禁使我感慨万端,因为,樊百华的这封信并没有得到以上(除林牧先生之外)人士的响应和支持,使我这个为了自己的国家出生如死,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几度入狱的伤残人不能不感到困惑,我不能不想:被樊百华看重和请求的这些人究竟是在为谁而说话?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受害者才能够触动他们的感情,使他们拍案而起和奋笔疾书?总之,樊百华反映给他们的关于我的冤案和请求并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情和关注,当然,也更没有对中共的任何谴责。今天想来甚是可笑可悲,也不能不再一次验证我原来对某些有识无知、有才无德的伪类们的看法,那就是中国需要民主和自由,但决不是这些人格分裂者们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没有歧视只有公正的民主自由。而且,未来将会给予充分的证明。下面,我先将樊百华先生的全文照录如下,请读者一阅。

    “尊敬的林牧、晓波、国涌等老中青朋友:

    你们之中应该不乏球迷,米卢这位外籍足球教练让我喜欢的主要之点,是他通过足球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文化、新的体育文明意识。最近米卢先生为女记者李响新书所作的序言中说到这样一句话:“中国离世界仍然有些远”。他这里不可能仅仅是指足球。在我解读,“中国离世界仍然有些远”主要在其政治——权力者的作为。

    昨夜(2001年10月22日)接到郭少坤妻子朱风华的电话:少坤于昨日转为正式逮捕——昨晚6:30由派出所转到江苏省徐州市北山看守所(1999年初,判决前的少坤在这里被关了几个月)。少坤是10月16日夜被传讯到派出所的,当夜,即被抄家。而几天前,宿迁市与泗阳县公安局因吴克林(同情郭少坤的泗阳县税务局普通干部)一案已经光顾过一次了。

    1999年初,少坤也是在夜间被抓到派出所的,先出以“敲诈勒索”罪名,第二天又改为“招摇撞骗”。用少坤《申诉书》中的话说:不要说我根本没有骗人钱,就算是骗了那500元钱,也根本不够判刑更不用说判两年的。那一次,少坤因为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而入狱两年。这回一开始就出以“涉嫌煽动颠覆政府”的罪名,直截了当。传讯到第六天,转为正式逮捕,按理说,证据应当确凿,判决应当很快,因为少坤今年年初出狱后,除上访京城、省城外,基本上处于警车与警察的紧盯监视之下。少坤做事是公开的,在我看来也是理性的,完全没有越过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范围,所谓“煽动”无非是和盘交给警方的一些私人通信、文章,他所接受的香港与国际多家媒体的采访(无非是述说自己的艰难处境)更是公之于世的。

    少坤对于被捕、坐牢,已经是既无奈又泰然的了,这不仅出于他对徐州市当局的熟悉,还出于他生存的艰难。有警察跟少坤开玩笑说:这下又有吃饭的地方了。虽然是开玩笑,也道出了实情。今年年初出狱后,少坤就没有停止过上访,仅北京就去了5次,省会来过两次(都由我陪同),他要吃饭啊。关于他几年前被徐州公安局非法辞退(有关法规规定:因公伤残者不得辞退)、关于不给他工资、不给他治疗,所有上访到的部门没有一家认为正确,但是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即使有好的法律与政策,下面不执行也枉然。就算“三个代表”不是说谎吧,但没有制度保证,结果还不是权力者代表权力集团而已。少坤是徐州市出了名的好警察,我看到他获得的奖状、表扬,厚厚一叠,包括公安部颁发的“国家二等乙级伤残警察”的证书,那是他与歹徒搏斗用鲜血换来的。所以少坤在徐州坐牢,多少能碰到佩服他的旧同行给他些许人道照顾。今年中秋节前夜,连月饼都吃不上的少坤窘迫得外出乞讨,让人不胜唏嘘,结果是难得乞讨的自由。被弄回家后,他想去看望父母,也不给看,这样的悲怆中,在国外媒体的采访时说几句气愤的话,我想,再理智的书斋学者也会理解吧,可正当上海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召开之际,当局不高兴了。

    我希望徐州市的监牢能够使少坤先生得到应有的温饱,并给予少坤先生应有的治疗,这样的话,我则要不通常情地说:让少坤先生坐牢,未必是多大的恶事,尽管少坤先生当然当不起那样的罪名。我自然不敢存此希望,因为,如果有这样的牢监,为什么不能有纠正“非法辞退”,补发工资、帮助治疗的善举呢?如果那样,也没有少坤接受媒体采访的“煽动”了。

    少坤先生之所以有后来的一系列的不幸,端发于1989年他托法学家于浩成转给中国红十字会50元钱,以表达对绝食学生的人道关怀,并因此而与于浩成先生、王丹小伙子等交上了私人朋友。尽管党中央不会直接关照到少坤头上,但是于浩成、王丹等人已经被指为“敌对力量”了,这样徐州方面才会对少坤先生“有恃无恐”。当然可以“有恃无恐”,但是,这样对于“三个代表”之类的说词也就有了拆台、嘲讽的意义。于浩成、王丹大概不会比刚刚在上海与江主席握手的布什总统坏到哪里,少坤先生也根本不是徐州的“敌对分子”,不客气地说,少坤先生对于徐州的稳定,例如他对当地农民广泛的法治理性的影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而徐州地方那些乱收费、非法干扰村民自治的无赖官员,他们倒是徐州地区破坏稳定、制造动乱的祸源,结果却是少坤先生受迫害、坐冤狱,这不是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又是什么?人们会说:这不是中国见惯不怪的现实吗?我要说,如此下去,即使经济增长再增长,也免不了发生民众大反抗,尽管这种反抗可能带来新的灾难。

    几年前我这样说是会很激愤的;现在,我这样说,包括对少坤先生再入囹圄,已经不再有激愤了。激怒过了极点就归于静了。所以,尽管我完全有能力征集到至少100位朋友来为少坤先生鸣不平,但我不想这样做,因为这样的声音对又聋又瞎的人们来说毫无意义。面对阴晴无常的老天,除了坐闻惊雷,难道中国我等知识分子还能有什么别的作为吗?我不知道。

    据我估计,徐州这地方热爱郭少坤先生的警察、工人、市民、农民,成千上万,面对少坤的两度入狱,他们会怎样想?那么在全国呢?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究竟在制造着什么?一个民众对权力充满恐怖感的民族,能安定吗?能充满活力吗?

    一个人,即使他对什么都麻木不仁,对自身的伤痛大概不会忘记的;对快乐与幸福本能的渴求大概不会从心中消失的。一个大多数民众都对权力缺乏安全感的国家,谁能说动乱不会降临到它的头上?除非权力者“目中无人”,否则,哪有不肯坐下来与民众对话、讲理的?

    ‘911’事件后,我写过一篇短文《反恐怖,必须反专制》,在中国国内的网络上引起一阵争论。那些可爱的反美青年应当多想想:为什么在美国有反战游行的自由,而在中国,郭少坤这样的好人却没有说真话的自由——这些青年应当睁开眼睛,学会看到日常生活中的霸权与恐怖。”(樊百华)

   应该说,从樊百华先生的通篇文章中,完全真实客观的说明了我遭受冤假错案的基本概况,同时,也向他当时所信赖的林牧先生、刘晓波、付国涌等人发出了关注我的命运并为我而呼吁的请求。可令人遗憾地是,我在第二次走出中共的监狱后,除去得到林牧先生亲自打来电话的问候之外,我没有听到和看到樊百华先生请求的刘晓波、付国涌等任何人的关注或者声援的声音。当时我很是不解,因为,我首先想到这么一个道理:人家有事求到门上了,怎么也得帮助说几句话以示厚道和公允,可问什么人家却置之不理呢?虽然当时也好像感到自己是小人物不值得像刘晓波等那样的大人物去关注和浪费他们那有限的生命宝贵的时间,但总觉得难以理解;我又在想,别说我还是一个被认为的所谓民主人士,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有事求到自己头上了,也得拍案而起和竭力而为,就像今天公认的大英雄高智晟那样,为了最底层老百姓去说话和请命。总之,我为那些被求到头上而却无动于衷的人大惑不解。

   后来,倒是中共的警察们告诉我这样一句话:“你的问题指望那帮家伙为你呼吁解决是不可能的,他们也不会为你呼吁,因为对你不值得,那帮家伙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得失,他们有了权比你骂的共产党还坏呢!”虽然是我不以为然,但是,我也不得不把这些话作为参考问题的系数之一。

   刘晓波不关注我的问题和不为我说话并没有引起我太大的反感,因为人家是鼓吹自由的人,他想做什么和不想做什么都是他的自由,谁也无权干涉。不过到后来我发现此人并不是不为我的受害关注呼吁,他除去过度的关注“天安门母亲”和“尊贵的囚徒高尔基”之外,好像其他人事在他眼里都不屑一顾;就连高智晟、郭飞雄、陈光诚、吕耿松这样的民间英雄也不在他关心的视野之内,甚至是对高智晟这样深得人心的维权英雄冷嘲热讽,我发现在我参加的一些大众维权的签名活动中,都没有刘氏等人,使我不能不感到在追求中国的民主阵营中,不但有“精英民运”和“草根民运”之界,更有着“聪明者”和“愚蠢者”之分,因为前者会审时度势和窥视机会以求一逞,后者则是见义勇为而不顾一切;前者和共产党打着“擦边球”相敬共乐,后者则难免为民坐牢而悲壮不已!也因此,中国的民运也就成了共产党所说的“散沙一盘”和“难以成气候”。

   对于民运,我没有什么理论指导,我只觉得这个社会太不公正,弱者太弱而得不到关怀,强者太强而受不到制约,那就需要我们只要看到弱者时就应“该出手时就出手”,看到飞扬跋扈的强者时该迎头痛击的就痛击;只有这才符合人性,才符合民主理念致力于公正平等的目标,可偏偏有人在那里故弄玄虚和装腔作势,把民主说得神其神乎,可做事又是那么见不得人,真的不能不让人困惑和失望。说到这,我想起了网上一家《自由论坛》的贴子,一个网友在我的自然状况《小档案》后跟贴说:“可怜的家伙。”还有一个贴子说:“民运走出监狱的人里有百万富翁的,有靠倒卖火车票生存的,有摆地滩生活的,。。。。。。”我想,既然如此,不论怎么说,我们连素昧平生的老百姓受苦受难都关注,而且为他们致力于民主制度的建设并不惜坐牢受难,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关心自己的同道难友呢?!在民运阵营里,没有谁了不起和自以为是,有的只是人民的认可和历史的承认,否则,谁想耍什么大牌都必将自取其辱!

   在知识分子队伍里,有人做的就很好,我印象中的胡平先生是一个理论休养很好,为人又很谦和的人,我发现他对人是一视同仁,有求必应,有信必复,在很多的民众维权活动签名中,都有着他的名字。由此看来,他身上并没有像广大老百姓最讨厌的那种“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味道。所以,借此,我也希望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向他学习,以此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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