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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林牧先生

郭少坤

   近来,从《自由圣火》网站中不断的看到林牧老先生的文章,林老的文章涉及面很多,有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有记述人物方面的,使我读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启发和教益。

   也因此,在读林牧老先生文章的同时,使我想起了林老以及我和他的交往,当然,还有我们在为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而共同奋斗中结下的情谊,感情的驱使,使我不得不在此撰文记叙,以飨读者。

   首先要说明的、其实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实是:我 和林牧先生都是共产党体制内的公务人员,是体制内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准确地讲,我们都是共产党眼中的“反叛者”;虽然,从官位地位上看,林牧先生是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前政治秘书(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民警察(三级警督),但是,我们都有着最起码的人类社会良知和中国人的应有良心,也有着朴素的民主感情和追求,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使我们走到了一起,成为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法治建设事业同一道路上的战友,而且,他是我心目中的良师益友。

   初识 林牧先生,还是在 1998 年的夏季。当时,我被当地(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局公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规定》和公安部的《人民警察辞职辞退办法》有关法律辞退后,在申诉无果的情况下,曾经到上海市看病和去打工,因为美国总统克林顿六月份访华,我被上海市公安局找到后通过江苏省公安厅和徐州市公安局将我强行带回,回来后迫于生活不得已接受了一份工作,但是,由于身体健康原因又无法坚持正常工作而不得不在家休息。也就是在这时,北京的 朱锐女士打来电话,说她是经 林牧先生介绍后找到我的,想就关于“印尼华人受害”进行联名抗议活动,问我是否支持签名,尽管当时我对 林牧先生还不甚了解,但是,对于当时印尼华人尤其是同胞姐妹所受到的非人道摧残还是义愤填膺的,包括对中国当局当时的消极态度也是极为不满,所以,我表示支持并进行了签名活动。

   时隔不久,祖国的母亲河——黄河——发生了历史以来罕见的洪涝灾害,当时,我们不是象江泽民似的那样仅仅作秀在现场上,更多的有识之士是在沉重的思考着灾害的根源和如何保卫祖国的母亲河,这 时林牧先生竟然亲自和我打来电话,要求我参加以他和丁子霖、蒋培坤、江祺生、赵昕等朋友联名发出的呼吁《保卫祖国的母亲河》签名活动,我更加是义无反顾的签名予以支持,记得当时还有很多朋友捐款并通过武汉市的 秦永敏先生转给受灾的人们,也就是在此之后,我接识了 林牧先生并进一步接触到很多民运人士,也慢慢的开始了自己的民运历程。

   1999 年元月 4 日,我的家乡(江苏徐州市丰县范楼乡)的父老兄弟们为了贯彻落实共产党给他们的村民自治和民主选举权利,不得已的集体上访到徐州市政府,请求上级领导关注他们的民主权利被当地县、乡政府剥夺的违法事实,然而,他们不但没有得到认真接待和依法处理,反而被指使赶来的当地政府官员和警察们将他们全部抓捕到丰县,在被抓捕的 108 名男女老少中,有 30 多人受到殴打谩骂, 8 人被治安拘留, 4 名农民代表则被刑事拘留等待判决,我闻讯后即赶回家中,在取得了村民们被迫害的确凿证据之后,我将所有材料连夜交送徐州市公安局并请他们转市政府,要求他们尽快的放出因为行使合法权利而被捕的农民代表,然而,在那些腐败透顶的官员眼里,农民们的人身权利和合法利益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当然,像我这等人的这种关注也就根本无所谓,他们对我的反映置若罔闻,被关押的农民们面临着判刑,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打电话给林牧先生,把农民们受害的问题向他作了详细通报,林老闻讯后,怒不可遏地对我说:“如果他们三天再不放人,你就向国际媒体通报,请求国际媒体关注。”听后,我顿感鼓舞。然而,尽管我经过几天的东奔西走,可农民们仍然没有被释放,而且在乡村干部的怂恿下,他们面临着被逮捕和起诉,我这时才不得按照林牧先生的安排,向香港的“中国人权信息中心”卢四清先生进行了情况通报,后来,在国际舆论的影响下,中共江苏省才引为重视,他们派工作组到徐州市进行调查,在证实了农民们的上访是有道理的、而且并没有任何违法活动之后,他们不得不决定将被捕的农民全部无罪释放。

   接下来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恼羞成怒的徐州市当局在将农民们释放的第二天,就将我拘留关押起来。“聪明”和善于“讲政治”的共产党人们并没有愚蠢的以我对外泄露农民们被迫害的事情为原由将我抓捕,他们费尽心机的将徐州市公安局早在 1997 年 10 月份已经查结的一起嫖娼嫌疑人对我的诬陷案重翻过来,经几易罪名后把我强行判刑和关押二年整(此案就不在此详尽)。也以至在当时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并纷纷给予了当局强烈的抗议和谴责。

   也就是在这时, 林牧先生和全国各地朋友(尤其是西安的张鉴康、杨海等朋友)除去给于我精神上的支持之外,林老还组织西安的朋友们捐款给我家属,我爱人在去监狱看我时,说林老和西安的朋友们给我寄来了 1000 元钱,并在附言中鼓励我坚强的斗争下去,当时,使我倍受鼓舞,至今想起来,都为林老和西安的诸位朋友们的道义之举感激不尽,而且令我难忘终生。

   2001 年元月我出狱后,首先给林老先生打去电话报以平安,林老非常高兴,嘱我有时间去西安市游玩,我答应一定前往去看望他和朋友们,以报谢对我的关怀和帮助。

   到了四月初,我好不容易的摆脱了跟踪,乘坐火车去西安市看望林老,我按照朋友们告诉的地址,很顺利的找到了林老的住所并见到了他,林老身体健康、精神矍铄,他看到我去,很是高兴,他热情洋溢的接待了我,中午时分,他要带我去饭店吃“西安泡镆”,并说那是西安市“特色小吃”,我坚持在家吃饭,他推辞不过,就在家留我吃午饭。

   林老的生活非常俭朴,家里连一个象样的沙发都没有,午饭也很简单,他老伴吵了几个菜,他还把“珍藏”的鱼罐头拿出来给我吃,虽然不是丰盛宴席,但是胜似美味佳肴,我感到非常之可口好吃,那一顿饭,我吃得很饱很好,至今回味无穷。

   吃饭其间,我们就中国的很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林老认为,中国的民主道路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够完成,中国共产党延误了中国的民主进程,在谈到他胡耀邦和赵紫阳总书记时,他很是动情,眼睛里含着泪水,他总说:“如果是他们还继续执政,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和改革者,中国的希望因为他们的失势而被破灭。”我看得出,作为一个老共产党人的林老还是希望在共产党内通过政治改革将中国带进自由民主的道路上去,对中国的忧患和对民族的复兴可谓是忧心如焚并溢于言表,也更令我为之而钦佩!

   吃过饭后,林老打电话叫来朋友陪我找一个地方去住,下楼时,他送我到楼下,我们在一起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一直摆放在我的书房里。

   从此以后,我就经常 和林牧老先生保持联系,而且还互通书信(当时我们都好不会用电脑),我曾经向他请求过帮助我出版我的《狱中诗词》和《狱中杂记》,他表示想办法支持,虽然至今未果,但是他的热心还是令我非常感激,我曾经寄给林老几首在狱中写的歪诗,他看后给我回信说:“有气魄,有内容,但是不太注重格式,我也是那样,往往不注重格律。”我为林老的直爽往往报有极大的好感。

   林老给我的总体印象是:一个还保持着原旨真教上的共产党人——朴实无华、艰苦朴素;一个觉悟的共产党人——唾弃专制、追求自由民主的民主斗士;一个大写的中国人——爱憎分明、仗义执言,一个关爱他人和弱者的中国老人——乐施好善、不计得失;有了这些,所以,也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好人,特别是自己同道上的良师益友,因此,我引以为幸也!

   最后,借此 向林牧老先生再次致意!并 祝老先生身体健康!继续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发挥更大的作用,树一代楷模,立一代新风!

   还有,我希望林老通过《自由圣火》能够看到我的这篇想念他的文章,是为另一所愿也!

   

   2006年7月23日星期日

   于徐州家中

自由圣火200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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