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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为何非杀郑筱萸不可?


【独家聚焦】


   引子: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杀人历史文化、杀人成性的极权国家(“皇让民死,民不得不死”就是这现实与历史的经典写照)。正是因为5000年来皇权绝对的任意杀人如麻,才立起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和所谓5000年的一统天下。这就产生一个非常简单的历史逻辑:没有杀人文化,没有皇权的至高无上,还能有5000年的皇权统治吗?还能有5000年所谓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吗?于是,现代地球人必须反思:倘若没有杀人文化的历史支撑和致死维护,中华民族还能有5000年及其一切的伟大、浩瀚、悠久、灿烂和所谓历史文明吗???
   表面来看,判郑筱萸死刑好象成就了中国法律的公正性和人心所向,但比郑筱萸更严峻的那些贪官却被坦坦荡荡的放行,中国法律需要这种随着人心的变化也变化的历史性公正吗?这种一个国家法律的尺子,需要此一时彼一时、此紧彼松的用意气、民心的变化来量刑吗?特别是国家《刑罚》的度量衡是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之下(见中国《宪法》 第33条),还需要随着春、夏、秋冬的季节而发生当然的变化吗?
   2007年 7月10日11时59分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发布快讯,称经最高法院核准,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当天上午被执行死刑——

中共为何非杀郑筱萸不可?
——从中国反腐败的整体生态环境 看绝大多数大贪官刑罚的公正与实践


   ■文/巩胜利(著名独立中国问题学家)﹡
   2007年5月29日中国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郑筱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到7月10日,中国高级法院日前终审宣告,维持一审对原国家药监局长郑筱萸受贿、玩忽职守案的死刑判决。到7月10日11时59分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发布快讯,称经最高法院核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当天上午被执行死刑——但这种执行好象是秘密、神速进行的,甚至连60年前、走上“断头台”的程序也没有进行……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判郑筱萸死刑的中国法律理由是:“1997年6月至2006年12月,被告人郑筱萸利用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为8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直接或通过其妻、子非法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9万余元”。
   “郑筱萸身为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本应认真行使国家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廉洁从政,但其置国家和人民的重要利益于不顾,为有关企业在获得相关许可证、药品进口、注册、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直接或者通过其妻、子多次收受贿赂,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严重破坏了国家药品监管的正常工作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其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犯玩忽职守罪,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遂依法作出以上死刑判决”。

一、“杀头”的中国规则

   郑筱萸,是中国省部级官员中,绝无仅有被直接一审就被判“死刑”的第一人。而与郑筱萸腐败数相近、略多点为677多万元的省委书记刘方仁则被判处无期徒刑。
   论官职位,中国在位省部级官员约3000人左右(未包括退休省长、部长,每一个省级区市有在位省部长是4人;包括退位省部长,一个省级政府“四大家”有省部级官员超过50人,中国目前有31个省级区市),在这种“中国特色”的党政生态环境之下,省部级高官腐败被“杀头”,岂能司空见惯、趋之若鹜?中国被杀头的“省部级”官员,至今还没有出现过一例,成克杰被杀头是副总理级别的,胡长青、王怀忠被杀头是副省级的,而省部长级的李嘉廷、田凤山、韩桂芝等是被判“死缓”。
   论腐败数字,郑筱萸腐败不过649万余元,在中国官场不过是小小小菜一碟。
   现在是:郑筱萸是否上诉?不上诉,则必被杀头无疑。寻求上诉改判,可能是郑氏唯一可以拿到、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了,也是郑氏用历史“事实”来证明自己的唯一一条“活”路了。若真是上诉,若与中国所有被判“死刑”的“巨贪”们适用法律、律条量刑等条款细节做比较,郑氏最起码可以得到改判“死缓”——这是与中国绝大多数巨额贪官比较之后得出的必然结果,但这也足以起到杀鸡给猴看——中国惩治腐败因体制根源匮乏的表面决心。因为中国反腐败的“制衡”、生态环境依然空前严峻,建立一个正常国家的“生态环境”制衡制度,依然山高皇帝远的看不到任何尽头……
   中共自1921年7月1日诞生算起,至今86年多,残酷暴力的“路线斗争”贯穿于共产党血腥历程的任何一步。暴力革命,暴力执政,暴力杀戮,几乎成为这个政党生存、维系的唯一途径。从革命党,改造成合法的执政党,中国的路还很远很远——

二、中国贪官现状样板

   判郑筱萸“死刑”,是近几年来“贪官”中最重中之重的案例之一了,对省部级的高官判死刑,这是中国近40年来几乎是“绝无仅有”。这表明:在中国法律规则没有调整的前提下,个案的严重性或上层的公识、法官判罚的尺度发生了巨变,也反映了中国高层对反腐败决心和力度的左右摇摆、拿捏出现高低不同,对高官情节特别严重的案件更是上下左右、难以揣摩到位。中国刑罚量刑的标准,的确值得历史、惩治腐败来加以深思和考量。
   
中共为何非杀郑筱萸不可?

   
中共为何非杀郑筱萸不可?

   从以上、中国绝大多数贪官的“罪有应按得”来看,郑氏并没有绝大多数贪官那样有1000万、2000万、3000万等以上的巨贪,但郑氏毫无疑问的被杀了头、上了西天。这是在中国《刑法》没有任何变更、修改之下,腐败749万元、中国杀头罪的最小数额的被执行者,中国《刑法》的尺子量过无数个超过1000万、2000万、甚至近4000万的刘金宝、刘志祥等都被放生,郑氏却被当然的杀头……
   话又说回来,在今日世界,要让老鼠的同类去研究、管制、并制定出一种“老鼠不吃大米”、不偷吃粮食的规则,这有多大可能、有可能让中国的“老鼠们”在天底下真的不再偷吃、不再害人行吗?而在人类、地球上要“消灭”老鼠,唯一的法则就是要建立一种生态制衡的环境,要培养和扶持“老鼠”的“天敌”——这也是地球、人类所有生存与延续的矛盾共同体,而世界就在这种矛盾中无法阻挡的历史前进了!

三、中国腐败环境严峻

   2006年,只有105个县级、17个地级市建制政府机构的安徽省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要案91人,其中厅级干部11人,省部级干部1人,党政机关担任实职干部35人,查办腐败党政官员再创历史最高纪录、厅级干部职务犯罪要案居历年之首(见2007年1月12日 08:11:10新华网 来源于:《检察日报》《安徽去年查处县处级以上91人 其中厅级以上12人》一文)。2006年,有107个县级、10个地级市政府建制的陕西省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1134件1349人,其中1124人涉嫌贪污贿赂、225人涉嫌渎职侵权,查办贪污贿赂大案和渎职侵权重特大案件400件(见2007年1月12日 16:56:21 新华网《陕西去年79名县处级以上干部涉嫌职务犯罪被查处》报道)。
   面对中国13亿公民的吃药贵、看不起病、医疗保障溃堤,面对中国食品安全殃及13亿公民、波及全球,面对中国党政官员腐败的不治之症,面对中国社会的怨声载道、奋起的游行示威、民主与法治浩荡西风,判省部长级的郑筱萸死刑,好象是顺应了民心、解了13亿人的心头之患。但中国的党政腐败进入高级阶段、且是根本无法阻挡,象当今中国“领头羊”广东省,腐败进入绝对的“高级阶段”——近几年来几乎抓不到一个在位的贪官,能抓到的贪官都是“死老虎”、全是退役官员。而死刑郑筱萸,则是把13亿中国人注意力都转移到郑筱萸身上,而中国在案所有省部级贪官几乎都比郑筱萸贪的数额更大、更贪得无厌,而省部长中、唯一判了郑筱萸死刑,这是中国近50年来的一大奇迹!同时揭示了中国社会矛盾与司法体制调节的严重紊乱,连刑罚贪官也没有公正,那么“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见《中国宪法》第33条)还有什么公正?

四、腐败正所向披靡

   中国反腐败又处在一个高峰、新爆发时期。2005年底爆发于中国黑龙江省的整体特大腐败案,几乎链接了黑龙江省政府、省级最高法院、省检察院等100多个省级机构、总共13个地级市、130个县级党政的所有的省、市、县长和三级党政一、二把手官员。仅受到党纪国法处置的副厅级党政官员就有50多人。特别是爆发于2006年末的上海陈良宇团伙腐败案,几乎让所有13亿公民制衡权力、遏制腐败成为绝对的无可奈何。而中国先前杀掉脑袋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等等,有什么威慑、又有什么警示的历史效应?黑龙江省党政的普及腐败案,再次印证了所谓“严打”“专政”的根本无能与体制空缺的根源障碍,而要建立一个正常国家生态制衡环境下如“大自然”那样的游戏规则。
   制衡,一是要有彼此之间制度约束;另一是要有天平一样的衡量可能;而更重要的就是要有“大自然”如动物的食物链、阳光对植物、生物那样的“阳光法则”——大自然“自然法则”那样的人类地球一样的生态环境。现在是,“中国特色”能树立起所谓的“阳光制衡”吗?首先没有生与死的制衡法则;再者,也根本没有“两个天平”盘的不可缺、最起码的衡量环境。生态环境、法制环境的国家“制衡”,中国几乎还根本看不到任何源头。中国3000多万、在位党政官员的郑筱萸们,难道体制本身的“有空可钻”、几乎怂恿漏洞就不付任何法律的、管理的、道义的和“大自然法则”灾难惩罚般的历史责任、天灾人祸?!倘若多杀几个郑筱萸们,就能从根源上遏制中国腐败,那么多杀几个岂不也解决了如中国“文化大革命”般的国难问题了?!

五、“反腐败”未有穷期

   上海市陈良宇团伙腐败案、黑龙江省的党政腐败案就这样义无反顾、无法遏制的爆发了,这是21世纪以来新近发生的登峰造极的党政腐败案。以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枝→赵洪彦(原黑龙江省省人事厅厅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德(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绥化为地市级建制,是赵洪彦、韩桂芝的根据地)为党政腐败的中轴链,造成黑龙江省300多名党政领导干部纷纷落马(指已经受到党纪国法制裁的),仅绥化市马德腐败案,就有超过40多位地方党政官员“一把手”全军覆灭。腐败,又有什么可怕、不可怕?不依然前赴后继、一个更比一个大的继续进行腐败吗?上海市及黑龙江省腐败链,仅地级市长、市委书记、厅长、区长等“一把手”就有30、50多人纷纷落马——这是生态、环境体制所造成的必然灾难,也是正在连续发生、根本无法遏制、不惧怕死的生态、环境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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