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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了,被官欲官势官斗笼罩的故乡

   
   
再见了,被官欲官势官斗笼罩的故乡

   
   拜读了伯夷写的“论不想做官”。伯夷认为在中国环境中不想做官肯定是违心之言。大体来说,这个认识在这个官势民权相差悬殊的中国社会中不应算太偏激吧。但读了后,仍颇多感触。不想清谈道理,以避唱高调之嫌,还是从一些经历谈起吧。
   

   前几天出席一个朋友的party。其间,一个朋友多喝了几杯,开始激动起来,抱怨命运之不公平:当年苦读寒窗,考什么TOFEL,跑到美国来了。而今已入天命之年,还是在老板下面打工。而他在中国的同事,现在哪一个不是贵为处长,院长,风光无比,包著几个二奶。看看我们一个个守著这些人老珠黄的黄脸婆,我们的眼光都顺著他的手指转向聚集成一堆谈心的女士们。女士们看看我们突然都去看她们,不知原因,就一起回报以傻笑。看着这一张张不同的在美国的竞争社会中劳累而憔悴的向我们憨笑着的脸,一丝略带幽默的苦涩不由掠过脑际。
   
   到美国这二十年来,我确实没有那位仁兄的懊丧和吃亏感。每天黄昏,沿著晚霞烧红了半天的小径散步,或者在夜间仰望满天星斗的天空,我真感到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这是一种没有人再管我,再强迫我的完全自由。在农场监督劳动的时候,我曾经多少次梦想过这种自由。即便没有那个专制制度,在那个有谁不说人,有谁不被人说的社会中,这种自由也是不敢奢望的。
   
   第二次去国前夕,我不是没有当官的机会。作为第一批改革后出海镀金回国的学者,破格提为教授,当官已是一步之遥。为了能封官,首先得入党,党支书不止一次叫我交申请书。直到我有一次回答说:“让我保持晚节吧!”,她先是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以后再也不对我提入党的事了。
   
   读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和中国清高文人的所谓归隐记,是抵抗不住中国社会中为官的那种鸡犬升天的感觉和实际利益的诱惑的。我之不愿为官,并没有深层的考虑和理论。我一生中最好的年龄,都被阴差阳错的强戴上一顶反党的帽子,在极端悲惨的处境下做极重的体力劳动,我怎么能够有心境去加入那个几乎毁灭了我的党呢?还有,我除了对那些解放前生死搏斗中,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党员,能够有一份人格的尊重外,对于解放后,身边那些为了名利而到处钻营的形形色色的入党人,我实在是耻于为伍。我的人生让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我周围的有一点正气的人都没有去走这条路。这恐怕才是共产党的根本失败,解放后它收罗到的大都是拍马钻营之徒,这不正是它为自己埋下的一颗颗毒种,现在正在发芽长大,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盛开著贪污,腐化和包二奶的中国国花吗?不知道共产党内有没有有识之士,今天看到了这个历史的错误,而感到切肤之痛?
   
   到了美国后,看到美国同事和邻居一个个下班后或周末忙于去fittingroom,收拾yard,去山上camping等等,五花八门。他们除了很知道在选举和社会公务中维护自己的利益外,对当官的事好像毫无兴趣。一个个倒有些像中国人最看不起的,吃喝玩乐,胸无大志,玩物丧志的八旗子弟。在这种环境中日久,我的不想做官的朴素的阶级感情,也开始向理论高度深化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古代的读书实际就是为了做官,所以正确的命题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因为做官位于社会的极品,享受远远高于常人的地位和荣华富贵,而其他工匠,医匠等等,都被列入三教九流,中国社会就形成了一个人人想当官的畸态。这不但形成了中国自古以来的科学,工程,医学的门庭冷落,就是不幸由于仕途不济,被挤入三教九流的人,也在三教九流中支起等级森严的技术衙门,以享受在主流社会中没有得到的官瘾。
   
   在官文化中泡淫了几千年的中国,不但读书人,而且其他子民也都具有了无师自通的为官潜力。走上中国社会,如果聆耳恭听,那么一个出租汽车司机,一个居民委员会干部等等,都能滔滔不绝地讲出一套令美国小民目瞪口呆的社会分析和济世方略来。中国社会中蕴藏著多少未能得到施展机会的姜子牙,刘伯温。现在有些御用文人找出了中国之所以不能实现民主,而必须维持专制制度的理论根据:所谓中国的民众素质太低,其中又尤以农民为最。这实在是对中国人,尤其共产党的最大侮辱。共产党的老干部绝大部分出自农民,这不等于说我们老干部素质太低,不能实行民主吗?这些御用文人坼东墙,补西墙,拍马屁拍得不小心骂起主子来了,要是毛泽东,江青活著,非得掉脑袋。
   
   以能够结交高官为友,而感到荣耀的中国作家们,不是爱为高官写传记吗?其实挤不进高官的门缝的非主流作家也不必灰心。去木匠中找一下,可以发现千万个潜在的李瑞环,去监狱的死囚中去找一下,可以发现千万个潜在的贺龙,林彪。他们为官为将的素质一点也不输于真实的李瑞环,贺龙,林彪,所不幸的只是中国人实在太多,加上他们未赶上一个群雄四起的乱世,他们的才能没有得到发挥和显露而已。
   
   人人皆尧舜,并非喜讯,因为皇帝只一个,尧舜之争就永无宁日了。藏龙卧虎的姜子牙,刘伯温太多,也决非好事,官少民多,高位之争也就难免了。虽说尧舜和政治家都是要救国救民的,但是人人都要救别人,谁也不肯被救时,国也就无宁日了。
   
   所以为官者,既风光,又荣华,但是却是宴息难宁。成天得捉摸著不被同僚,下属,上司陷害的良策。周围全是一张张窥视欲取而代之的笑脸,怒脸和不动声色的脸,一不小心,就要翻船。轻者革职,重者抄家入狱,丢命,在古代甚至满门抄斩。中国的仕途充满凶险和惊涛骇浪啊!
   
   我想,如果一个老板付我十万美元一年,让我老老实实做些技术工作,没有大风险,而另一个老板付我一千万一年,不过我不得不成天与周围的人生死搏斗,而且这个老板神经不太正常,一句话不对,轻者扒裤子,当著同事的面打我屁股,重者杀我的头示众,我是绝对不会选后一个老板的。到了这个时候,我终于找到了自己不愿为官的理论根据了。当然我的这个理论是不符合老祖宗光宗耀祖,出人头地,胸怀大志的祖训的,只能用于没有出息的庸碌之辈。
   
   我用了几乎一生的坎坷,才从老祖宗的教诲中走了出来,成为一个自然人。 回看那个被官欲官势官斗笼罩的土地,已经在我身后愈来愈小,心里感到无限的自由和欣慰。
   
   令我永远困惑的是,在这二个极端的怪圈中跳了几百年的中国人:他们一会儿沉溺于为官的大红大紫,为官的荣华富贵,纠缠于为了争夺官位的官官,官民的无止休的生死博;一会儿神经兮兮的要将富人杀掉,解放全世界,来个绝对平均,世界大同,然后大家都僵在那里,宁愿没有饭吃,也不允许有一点差别。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走一个中间平和的境界?为什么中国人立匾挂在中堂的“中庸”就从来没有降临中国的社会呢?如果中国的官不再成为社会荣耀的中心,不再成为令人流吐沫的巨富,那么官们夜里也就睡得安祥了,子民们也就不去拼命争当官了,“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也就被人渐渐忘记了。大家都去养花,去养狗,去fitting room,去收拾yard,去山上camping,一个真正的和睦社会不就自然来了吗?
   
   啊,官啊,官,你害苦了中国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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