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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结

   
    (珀斯)非智
    记得第一个找我教中文的澳洲人叫马可,二十来岁,瘦瘦高高,留着披肩长发,看起来有点像嬉皮士。那时,我在当地报纸登了则教中文的广告,不久,他就打电话给我,要我上他家教他中文,一周二次课。他是我在澳洲的第一个洋人学生,我当然十分高兴。马可住在修比雅克区,一栋陈旧宽大的屋子,走进去,也许是多年失修之故,感觉有点阴暗暗的,倒是他的小房间面对街,有个大窗,挺亮光。他告诉我,这屋子共有三间房,他同他的另两个朋友合租。
    他的房间零乱不整洁,东西胡乱堆摆,一个小书架却摆满了东方艺术品,有许多介绍中国的书籍,有关毛泽东的书最多,最醒目的是一本才出版不久的《鸿》(“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作者张戎是旅居英国的华裔女作家。我好奇地问马可,为什么他对中国有这么大的兴趣?他说他生活在西澳内陆,那里到处是丛林,一个小镇人口不到一千人,却有着一家中国餐馆。餐馆不大,装饰着许多中国艺术品,在当地人眼里,很觉奇特。他小时到那家中餐馆吃饭时,被这些装饰品迷上,问父亲,中国在哪里?父亲是个矿工,并不十分了解中国,只告诉他,中国是个很古老的大国,在遥远的大洋那边。不过,从那时起,马可就对中国感兴趣,开始注意同中国有关的新闻和事件,并热衷于收集有关中国的书籍,用马可的话说,“是一种中国情结吧。”
    我读《鸿》这书,还是他推荐的,《鸿》是以英语写的,出版后,在西方世界引起很大反响,销售量极高,共在三十多个国家出版销售,达800多万册,被誉为“二十世纪销售量最高的传记文学”。“凡是对中国有兴趣的西方人,都会阅读这本书的。”马可对我说。其实,《鸿》里所写的故事,作为中国人的我,是熟悉的再不能熟悉,读后一点不觉惊奇和新鲜。但洋人不同,他们不了解中国,所以对书中所写的故事,惊奇万分,读来味道十足。马可对有关毛泽东的事特别有兴趣,他还问我毛泽东的第一位夫人叫什么名字,我说是杨开慧吧,他说好像不对,是另一个,而且这个夫人帮了毛泽东很多忙,我想了想,说可能你讲的是贺子珍吧,马可说,毛泽东的成功是这位夫人所促成的,他这样一说,我也就有些糊涂了。洋人看中国,与中国人看中国有很大不同,也许他们不知的,我们知;而我们不知的,他们知,但总之,他所提的那位毛泽东夫人绝对不会是江青。我奇怪他为什么对毛泽东那么有兴趣,他回答说,因为毛泽东是个敢想敢干的人,他使世界将眼光注意到了中国。我似乎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说毛泽东是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所以想了解中国,就要了解毛泽东。

    马可要我教他讲中文,但更多时是他想同我聊些中国的事,我有时听着他说些我从没听说的有关中国的事,甚为惊讶。他似乎比我更了解中国,因为他所说的一些中国历史,有许多与我在国内所学极为不同。当时,我刚从国内出来不久,实在不知是他说的对呢,还是我从国内所学的对。当我同他意见有佐时,他就站起来,从书架上拿出书来,告诉我他所说的根据在书中的哪一页,我很佩服他对中国历史的认真。但他学讲中文,却极为别扭,发音总让我失望,任我怎样纠正,他总会将“大妈”发成“大马”,“包子”念成“报纸”,“高兴”读成“搞性”,我知道,这是英语没有四声的原因,中文以四声不同,来辨明不同意思的字,声不同,意思就不同。我告诉马可这个道理,他明白,就是无法更正过来。他说,学讲你们的中文很难很难。我只要能讲一些你们的中文,到中国,人们会听明白就行了。我想也是,我跟他讲英语,不见得句句发音准确,但他听得懂,而且能够同我交流得很好,所以,发音准不准,并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将意思表达清楚。比如他说“我见到你很高兴”,但听起来像是说“我见到你很搞性”,我想中国人一定知道他所说的意思,而绝不会想到马可是想搞什么性行为吧。当我不在特别的要他在每个音上都发得像中国人一样准确时,马可才渐渐地有了更浓厚的学习兴趣。他说他想学的是怎样说,而不单单是怎样发音。他知道他是外国人,再怎样也不可能讲得像中国人一样好。
    教了马可二个月后,一天,马可突然对我说,其实他学中文,只是一种“中国情结”而已,并不是真正的想用它,“哪一天我真能到中国,我还不知道,现在学学不过是一种兴趣,也算是对中国的一种了解吧。”他说,“能找一个中国人聊中国,是我更大的乐趣。”他告诉我,他下个月要到泰国去一阵子,回来再找我学中文。这样,在我教他中文的大约二个半月后,他就离开珀斯到泰国去了,从此,我再也没见到他。时间一晃,也已过了十六、七年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挺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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