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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第二十章

    二十
   
    天蒙蒙亮,他就起来,他必须赶六点的班,工作地点距他住的地方有十几公里远,他得先搭巴士再转火车,整个路程大约五十分钟左右。澳洲天气干燥,但温差大,夏天的早晨,太阳还没出来,感到有点冷意,得披上外衣,等中午的时候,却热得不行,但晚上回来,外衣是一定得穿上的。他得一大早上班,下班后大约下午三点,又得赶十几公里,到在城市另一边的学校去上课。澳洲政府允许留学生打工,但他知道他打工时间已超过政府规定,留学生多是这样,不仅大陆来的,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留学生也边读书,边打工,打工的时间大多超过政府规定。
    他为自己准备了午餐,二片面包、一条香肠再一个苹果,有时再加一瓶可乐,为了节省点钱,他从不到外吃午餐。收拾好东西,他急匆匆赶着坐车,车内人不多,一辆大巴士才坐四、五个人,有的还在半瞌睡中,“是要有一辆车,无论如何得买一辆车。”他想。但很快,他又想到她,想到他们有过的快乐。男人比起女人,在感情上是脆弱许多。女人离开男人,可以照样生活得好好的,但男人离开女人,却觉得一下失去什么,感情上、精神上似乎都衰老许多,生活的空寂感明显增加。他知道他还想着她,他知道他离开她比同她生活一起更加痛苦,说到底,男人是离不开女人,当车把他载到火车站时,他又变得有点乐观,他可以在火车上打个盹,在火车上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火车站显得很空旷,一大早赶火车的人不多,月台上只有十几个人。他遇到亚瑟,一个从北京来的三十几岁的高个子,他用很浓的京腔跟他打招呼:“你早,天气有点冷,哪儿上班?”他告诉亚瑟他工作的地区,亚瑟说,可巧,他也在那附近上班,不过是在一家食品厂。亚瑟缩着脑袋,吸了吸早晨新鲜空气:“这儿的环境空气真奶奶的好,就是做工挺累人,有时真想不干,可又不情愿就这么回北京。”他老婆和一个小孩都在北京,已快二年没见面了。亚瑟原是一家报社记者,比他早一年到澳洲,早已没上学而专门打工,属于超期逗留。他说他赚笔钱后就打算回去,但却好赌,一到星期五领工资,就往赌场跑,把赚来的钱都输给赌场。按留学生的话说是“为赌场打工”。所以,到现在都没有钱买车,没有钱也就回不了北京。

    亚瑟在站台上走了几步,停在他面前说:“奶奶的,真是太累了,我有时真想往铁轨下跳,完了,没事了,不再痛苦了。”“你可别这样想,没工作的人多的是,你这份好工,许多人都想要。”想到他没工时的痛苦,想到同住的几个留学生还在为找工作而苦恼,他不禁说。
    “出国图什么?就为打这份工?那真该不出来。他奶奶的,现在成了机器了,整天就是赚钱赚钱,又没赚到钱。有烟吗?”亚瑟忽然问。
   “我没抽烟。”他知道他已输得连烟钱都没有了,就问:“还赌?”
   “不赌怎么办?都输了好几万了,总要拼些回来,手头有几万,我就不干了,回家去。先借我5块钱,买包烟。”
   “大清早哪买烟?”他掏出一张5元的纸币给他。
   “没事,厂区里有小卖部,谢谢你。”
    他刚要说以后别再赌了,火车已进站,他把话咽了回去,一起登上火车。一上火车,他们就再没多说什么,一靠上座位就沉沉地进入半睡眠状态。
   他被碰了一下,见亚瑟已站起来,说:“我先到了,再见。”他点点头,亚瑟已消失在车门外,他一看站名,是奥斯门汀,再下一站就是他下车的地方。
    工厂不大,实际上应算小作坊。三个意大利人,一个南斯拉夫人,一个爱尔兰人。澳大利亚人来自世界各地,真正称澳洲人只是当地土著人,其余的根据肤色、人种是可看出大概来自哪里的。工厂老板是个法国人,整个厂连他一共七个人,他们都叫他中国人,那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他也无所谓,因为这只有一个中国人,一叫中国人,就知道是叫他了。老板倒挺随和,三个意大利人也对他不错,那个叫彼特的南斯拉夫人却常常对他有敌意。爱尔兰人则常开玩笑说:“两个从共产国家来的人。”
   他主要工作是将要维修的车床、机器拆卸下来,再由三个意大利人维修,爱尔兰人是管工,有时会对他喊“努力些,小共产党人。”他知道他并无恶意,只是喜欢这样说。彼得是负责洗机床和上油,常抱怨他把机床搞的脏脏的,有时会对他大叫:“你不可以搞的干净一点吗?你这中国人。”他说:“搞干净是你的事,我只是负责拆卸,别那样嚷嚷。”彼特就会瞪大眼睛盯着他,一副要打架的样子。这时,意大利人会说:“别怕他,他敢动你,我们揍他。”显然,他们看不起这个南斯拉夫人,似乎对他有点歧视。他们倒是常说:“你们中国人和我们意大利人一样聪明,南斯拉夫人,笨,真笨。”
    有时工作就是在这吵吵闹闹中度过,工作是累点,但想到能赚到钱,他也就不在意。有天吃午饭时,彼特坐到他身边,说:“中国人,你怎么到这儿来的?”他怕彼特知道他是留学生,就说:“全家移民这儿。”彼特说:“那你老婆孩子都在这儿?”他说;“有老婆,还没有小孩。” 彼特叹口气说:“你真幸运。”他问:“幸运什么?” 彼特说:“有老婆啊。”他觉得奇怪,问:“那你老婆呢?”彼特说:“还在南斯拉夫。”彼特告诉他,自己是逃出来的。“我原是律师,得罪了当权者,他们要整我,我不喜欢我的政府,就逃出来了,老婆、孩子都留在那边。”听了彼特的故事,他忽然有点同情他。他问:“你不申请你老婆孩子过来?”“申请了。但那边不批。一点没办法,还是你运气好,老婆都过来了。澳洲是个好地方,要是他们都来了,多好。“
    自从那次交谈后,他发现彼特对他的态度有些变化,再也没有对他大声叫喊,但抱怨还是时常有的。
   
    谈到老婆,自然他会想到她。有老婆多好,这是每个男人的愿望,也是他的愿望。“我得去看看她。“他想。已分开几个月了,还是得打个电话给她。不知她找别的男人了没有。“下班后,一定得打个电话给她。”他对他自己说。
   他真的给她打了个电话,屋里没人。晚上,他又从学校给她挂电话,她在家。
   “喂,谁啊?”
   “是我。”他说“你没搬?”
   “搬哪?”沉默一会儿她问:“什么事?”
   “久没联系,打个电话,想见见你。”
   “有这必要?”她问,但声音是轻柔的。
   “星期天我去看你?”
   那边又沉默许久,然后她说:“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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