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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惑--第九章

   
    九
   
   “还是说说你自己。”她搅着咖啡,说。
   “没什么可说的,一生漂泊,到现在,还是无家无国,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

   “你不是自己开公司吗?”
   “那算什么,只是小生意罢了。”
   “我听庄民说你有很多经历,是吗?”
   “是有很多经历,但又怎样?”我说,“你知道那个顺口溜吧‘经过文革下过乡,上过大学留过洋’,我就属于那类,但到底也没混出什么来。”
   “你的家呢?还在国外?”
   “在澳洲,但那已不是我的家了。”
   “离婚了?”
   “根本就没结婚,谈不上离婚,合不了,分手了。”
   “那你们有小孩,不是吗?”她似乎急切的想知道我的过去。
   “是有一个,还小。”
   “不结婚为什么要小孩呢?我弄不懂。”
   “我都还没弄懂,我们不谈这些好吗?”我说。
   “你不高兴了?我想知道你到底是怎样一种人。”
   “不就是坐在你面前这种人,实实在在、普普通通,你尽可以认真的看。”我这一说,她也笑了起来:“好,不谈你,谈别的吧。”
    这间叫“骑士风”的咖啡屋坐落在市府大道,左边紧靠南湖,环境幽雅、清静,到这喝咖啡的多是情人或谈生意的。天一亮我们就从她家里散步到这里。
   “你昨晚是喝多了,你挺能喝的。”我说。
   “再不喝了,多不好意思,让你笑话。”她说。
   “能吗?”我盯着她,她脸微微泛红,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我想行的,我知道我要改变我的生活,应该是时候了,你说呢?”
   “应该是的。”我把手放在她的手上,“我也希望改变我的生活,我觉得我生活的毫无意思,有时真不知为什么而活着。”
   她抚着我的手,说:“不要那么伤心,谈谈你的过去吧,我想知道。”
   “知道我小时侯?还是知道我有几个恋人?”
   “都想知道。”
    沉默了一下,我说:
    “你在报社工作过,知道报社大院吧。我最早的记忆就是从报社大院开始的。”
    我告诉她,那时我大概是四、五岁吧,父亲是报社记者,整日奔忙,母亲在机关工作,那个时候运动多,除了工作,就是学习,叫政治学习,从早到晚,父母都没空管我和妹妹,从幼儿园回来,就在报社大院等,脖子上挂着大门的钥匙,实际上自己是不懂得开门。妹妹放在邻居家,我就和几个大我几岁的报社小孩一起玩,也许我的性格就是那时培养起的,不愿受管束,也没人管束,一直玩到灯都亮了,父母回来,大声叫着回屋吃饭。当时,我老跟总编的女儿玩,她是第一个我着迷的女孩子,大我约四岁,却比我懂事许多,教我许多东西。
    记得有一次,在她的小房间里,她拿出许多图片,那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有很漂亮的河水、树林、房屋、大街,还有男男女女,我不知她从哪里弄来的。她很神秘地给我看一张一对男女在接吻的图片,我不明白,问:他们在干什么啊?在亲嘴,她说。什么亲嘴啊?喂,小声点,亲嘴就是一男一女两人嘴对嘴,呶,就这样。她把嘴贴上我的嘴。喂,脏死了,谁要你的口水?我往后退,她说,傻瓜,过来,亲我一下。亲哪里?我问。这儿,她指着脸的一边,我闭上眼睛,把脸凑过去,亲了她一下。这种亲脸我懂,小时候常有大人说:乖,亲阿姨一下,就这么亲一下,不知怎的,大人就乐了。她没乐,只是说,不能告诉别人,这是男女间的事,从那时起,我开始懂得男女间的事就是亲嘴。
    她也给我讲很多故事,有的是瞎编,但我都相信,巫婆骑扫把飞来飞去,也是从她那儿知道的,她还告诉我她知道这大院里谁是巫婆,她悄悄在我耳边说“小鲁的妈妈是巫婆,我看到她拿着大扫把,在食堂里飞来飞去,你不要说出去,不然,巫婆会找你的。”小鲁妈是食堂管理员,山东人,长得胖胖的,眼睛挺和气的,我怎样也不会把她和巫婆连在一起,何况,她还常常逗我玩。但我相信她,她说是,应该就是。以后,一见到小鲁妈,我就远远躲开,因为我确实见到有一把大扫把在小鲁妈写字的桌子旁边。这种小孩认定的谁是坏人,谁就是坏人的逻辑,后来竟在文革中被充分运用。我记得小鲁妈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低着头,站在食堂过道,对着从她身旁经过的人唠叨地说:“我是坏蛋,我是贪污犯,我是巫婆,我该死,我该死。”她是因从食堂里私自拿了一小袋米、一些菜送给她从乡下逃荒来的亲戚而被红卫兵定罪的。这事正是发生在那历史上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不知怎地,在文革中被揭发出来,于是被打成贪污犯,撤去管理员职务,挂牌、批斗、作检查。那时我已七岁,而她刚好是红卫兵年龄,我一直怀疑那巫婆的罪名是她给加上的。我见过她带着红袖章挺神气地在大院里,她那时已不怎么理睬我了,想必她认为我还是个小孩。
    不久,她父亲也被打倒,她被清除出红卫兵队伍。在院子里,她已不再神气,但还是不理我。她总是低着头,挎着黄书包,没戴红袖章,一个人匆匆的进出,从不跟别人打招呼。但不久,她就随她父母到一个边远山区,下放当农民去了。 “你后来再见过她吗?”
    “没有。听说她嫁到日本去了。她去时,报社大院的一些老干部还在嘀咕:老子拼命流血打日本鬼子,她倒嫁给日本人,跑到日本,丢人。文革刚结束,生活困难,能到国外去,是人人羡慕的,我想那些老干部是心理不舒服吧。”
   我说,文革结束那年,我已快高中毕业。虽没参加过最疯狂的运动,但也目睹了许多疯狂的人疯狂的事。一次是迫击炮弹从我家楼顶飞过击中市民德大楼,墙上留下三个大窟窿,幸好没有死人。一次是炮弹落在街口一个平民家,当时炸死三男两女,血淋淋的,我看着人们把尸体抬出,手脚都炸断了。那是武斗高峰期,被驱赶出城的那一派,叫“革联”,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从郊外反攻,又有军人支持,从外围打到内围,死人很多,我当时读书的学校成了停尸房,课堂里放着一具具棺木,吓得我们都不敢到学校里去。
    我告诉她,实际上,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在学校里并没有真正学到什么东西。当老师们真正想给我们增加点知识时,又出现了“张铁生白卷闹考场”和“黄帅事件”,当时江青讲了句“不学英语照样闹革命”,结果,我们把负责教学工作的副校长拉出来批斗,问他为什么要我们学帝国主义的语言,这之后,英语这门课也就停掉了。
    学的最多的是“学工、学农、又学军”,每学期都要安排一、二个月去学工、或学农、或学军。我身上现在还有那时学工时留下的伤疤,“你瞧,”我伸出右手食指,指着一个小伤疤说,“这就是学工的纪念。”
   “谈谈你的女朋友,不谈文革。那是老掉牙的故事,电视、小说都有。我想听听关于你自己。”
   “关于我自己?女朋友?”没想到她会转到这个话题上。
   “庄民是你的同学,他说你在大学时有过女朋友,而且不止一个,真的吗?”
   “就一个,毕业后散了,后来一个,可说是柏拉图式恋爱,最后也没结果。”
   “你是不是和女人谈恋爱都没有结果,而且也不去寻找结果?”她问。
   “这我倒没考虑过,你问的好,是都没有结果,但不是我不想有结果,而是结果常出人意料。”
    我告诉她我的第一个女朋友是大学同班同学,由于是同乡,所以有更多的接触,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谈起恋爱来。她比我小两岁,大家叫她小惠,个子不高,却有一双大乳房。最惹人喜欢的是她的小鼻子、小酒窝,样子非常可爱,但就是话多,跟谁都谈的来,也不在乎对方是男是女,一样亲热,有时搞得我很尴尬。毕业前夕,就基本上分手。毕业后只通过一次电话,告知各自情况,也就再没联系。
   “你们分手前吵架吗?”她问。
   “没有。彼此都觉得合不来,就这样自然散伙,没有痛苦,没有吵闹,至少我没有。”
   “第二次恋爱留下较深印象,她也是大学同学,不同系,叫余静。我还为她留下许多情诗。对她我有真感情,可惜她家不同意,我们只是书信往来,在信里谈着思念之情。后来,她结婚,随丈夫到深圳,一直都没有见面。”
   “你后来的这个,也就是孩子的母亲是你的学生?” 她似乎漫不经心地说,“你们听起来像‘师生恋’。”
   “其实也不是什么‘师生恋’,我教过她,但真正与她谈恋爱,是在她大学快毕业分配。我也只教过她很短时间,原没什么印象。你倒知道不少,都是庄民告诉你的吧,这家伙。”我把最后一口咖啡喝了,笑着说,“你是不是都想知道别人的过去?”
   “不,没那么无聊,我只是觉得你挺怪的,一个人跑回来,准有原因,才问了庄民。”她站了起来,“我觉得很累,昨晚都没睡,走吧。”
   “上哪儿?”
   “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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