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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党性、兴人性:启中国执政党之蒙

在刚刚过去的五四运动八十六周年纪念日,青年时代就投身共产党的的几位老人沉痛地写道:“在我们白发苍苍的垂暮之年,才遗憾无穷地发现,我们仍然面临着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使我们感到痛心,也感到沉重的责任。我们希望,一百多年追求宪政中华的志士仁人的愿望不致落空,‘五四运动’以来为民主革命英勇牺牲的先驱者的热血不会白流。中华民族迫切需要新的启蒙运动,需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李锐、杜光、李普、胡绩伟、张定《发扬“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见《真话文论周刊》www.zhen.com第十九期)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有太多令人心酸心痛的往事。五四启蒙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当年连手创建中国共产党,自以为是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自以为是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万应灵丹。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模仿苏俄来建立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治组织,本身会转化成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铸成一个历史性的大缪误。而且,由于“路径依赖”的缘故,他们选错了路,开错了药方,贻害的不只是他们自己,而是几代人,其后遗症令今日之中国问题成堆,积重难返,迄今改革的任务还极为沉重。共产主义运动在不同的国度培养出象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等缺乏基本人性和道德修养的迫害狂式领袖,绝非偶然。共产党那种以领袖优先、组织优先和党权优先为基本特征的“党性”,造就了驯服的党徒以及使广大党徒和整个社会都深受其害的迫害狂式领袖,危害至大。现在国人总是埋怨官场中人太老于世故奴性太深,特别是众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青干部虽能明辨是非却偏偏知正用反、知白守黑。须知,这种种病态的孽根正在于奴役个体独立心志的“党性”,就象中国古代几千年王朝政治中“上有申韩,下必有黄老”一样。不彻底消除这种“党性”,中国共产党便无法实现向现代正常政党的转型,就不会获得新生而将被历史淘汰。
      

       一、“党性”的危害
      
     国人喜欢强调民族“特色”,常常弄巧成拙,有意无意地将一些外来的美好事物弄得面目全非,中国的政党便是这样的物件。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本是制定政纲并推选候选人竞争政权的政治组织。它象现代的诸多事物一样,也是起源于西方。吾国民国初年,也伴随着共和制度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的政党,如当时的国民党、共和党和民主党等。中国共产党虽非土特产,却别有谱系,自始就不同于西方正常的政党。(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马克思及其同事们组党的时候,并没有将党定位为秘密团体或暴力集团。巴黎公社有多党竞争和分享政权,后来欧洲各国的共产党也都与其它政党一样在在议会中竞争政权。)中国共产党所模仿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而是列宁主义的党,沿着秘密团体暴力集团的路径发展。促使这种早就不合时宜的中国共产党实现彻底转型,使之转变为正常的现代文明政党,历史地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艰巨任务。
      
     当然,也不能完全责怪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因为到了延安时期“党性”才正式载入党的文献,成为中国共产党维系和约束党徒的关键。逾淮之桔变为橘,结出难堪的酸果,也有一个过程。中共草创的最初几年,尽管受到俄共(联共)的摆布,仍基本上是体现着民主、公平、正义等等美好的理想精神。在1924-1927年间以集体加入国民党的方式与国民党合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公开合法地活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相比之下理想色彩更为鲜明。当时“五四”民主大潮的余韵犹在,中共党内同仁之间的平等论争仍然司空见惯。1927年李大钊为军阀张作霖所杀,陈独秀则被斯大林拉来作为中共在国共党争中的惨败负责的替罪羊撤职查办。自此,中共领袖团队的素质急转直下。中共的主力惊慌失措之中在毛泽东等边缘小知识分子领袖的带领下迅速走上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起义军“落草为寇”的老路,并使党及党军迅速农民化。(参阅冯崇义《农识与中国》,香港中华书局1989年版)领导上山落草的事业,绝非文弱拘谨的文人书生可以胜任。因此,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等人被推上领导地位力不从心地“犬耕”(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的自嘲)了几年,最高领导权终于转到毛泽东这一合格的山大王手中。
      
     中共的“党性”正是在毛泽东争权固位的过程中逐步成型。在这种“党性” 成型的过程中,健康的党内争论让位于暴力强制和违心说谎,成千上万中共党员惨遭杀害而成为冤魂野鬼,更有千百万中共党员魂飞魄散而成为党及领袖的“驯服工具”。毛泽东第一次迫害群僚滥杀无辜是1930-1931年间依靠刘士奇、李韶九等亲信在中央苏区大规模捕杀“AB(Anti-Bolshevik)团”。当时在苏区流传的国民党“AB团”渗透破坏案,并没有真凭实据。即使真有国民党奸细渗透到共产党中去,也是极为个别。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没有理由相信大批红军将佐是“国民党AB团”的成员。但是,他却借“肃反”之机一举肃清根据地党内军内所有公开和潜在的反对派,特别是赣西南地区与他时有介蒂的军政干部,以巩固并扩大自己作为中央苏区一方诸侯最高领导人的权势。毛泽东终其一生对这种权术乐此不疲,柄政中国之后更是冤狱遍于国中。
      
     “AB团”本属子虚乌有,成千上万的“AB团成员”则完全是严刑逼供制造出来。让当时那些红军将佐违心承认强加于他们的罪名,当然是很难的事。当时根据地“肃清AB团”的文件称,“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646页)在严刑逼供过程中,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连烧阴户、割奶房之类的酷刑也用来对付昔日的战友。(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105页)中央苏区被定为“AB团成员”镇压的红军将佐达五千人以上,包括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常委段良弼、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秘书长李白芳、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金万邦、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周冕等人。明明是采用严刑逼供制造冤案,毛泽东则于此时发明一种奇论:“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同志呢?”(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1985年版,第634页)拒不认罪被视为“奸诈强硬”继续遭受惨绝人寰之酷刑;屈打成招则又被作为确有其罪的确凿证据。倘若当年毛泽东被不幸地“请君入瓮”,不知此公会何以自处。受了委屈也不能采取任何自作主张的行动,而是要忠贞不渝地等待上级发善心来“平反冤假错案”,作为一代枭雄的毛泽东就是这样来要求部属的绝对忠诚。被自己的党内同志残杀,而且于残杀之前被施用酷型逼认冤狱,人间世事之惨烈,莫过于此。
      
     然而,不足十年,毛泽东又变换花招,重演故伎,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延安整风”,特别是其后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除了那些冠冕堂皇的动机和“丰功伟绩”,“延安整风运动”其实是毛泽东整人立威、在中共党内一统江湖确立最高权威的一场政治运动。为达到“定于一尊”的目的,毛泽东不惜明知故犯重演故伎大规模迫害党内同志及无数毁家纾难投奔抗日根据地的爱国青年。特别是那些叛逆富裕家庭而投奔中共的人们,因为“出身不好”这一“原罪”,在“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首当其冲。说也奇怪,“革命”越是冤枉这些革命青年,一些青年“失足者”就越发觉得“革命”更为宝贵不是普通人可侧身其中,从而更加死心塌地献身“革命”。
      
     高华依据大量档案及其它第一手材料,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毛泽东起用奸人康生,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的“审干”过程中大搞逼供信和冤假错案,在延安及其它根据地找出成群结队的国民党“特务”和“奸细”,仅延安边区就达一万五千人,从全国各地投奔“革命圣地”的“革命青年”人人自危。毛泽东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定下“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两条原则,很受中共史家推崇。(很多受尽冤枉的人士都曾为毛泽东的“不杀之恩”感激涕零。)既是特务奸细,十恶不赦,为何不杀不抓?不是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吗?不是说“对阶级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吗?原来,毛泽东明知这些人并不是特务奸细,只不过是借题发挥整人立威而已。历史的真相是,当时国民党特务机构根本就没有向延安派遣任何特工人员,延安那些被定为罪犯的“特务”也不是因为他们有任何特务活动,所有证据只不过是康生等人不择手段收集到的认罪口供和相互指控。实际上,那些没有被指控为“特务”和“奸细” 的干部们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延安整风运动”中除了毛泽东、康生、李富春和毛的几位及时奉承邀功的亲信如刘少奇、任弼时等人外,其他资深党政军领导都得接受审查人人过关。正如高华所说:“他(毛泽东)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暴力震慑全党,造成党内的肃杀气氛,以彻底根绝一切个性化的独立思想,使全党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无上无上的权威之下——毛泽东的威权之下”。(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0页)正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开始了党政军高级干部对党的最高领袖的歌功颂德,毛泽东在组织上被确定为党政军不容争议的的最高领导,“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党的历史被改写成毛泽东同形形色色的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对最高领导核心即毛泽东本人的崇拜和服从成为“党性”首要指标。从那时起,挑战毛泽东就可能殃及中共全党,因而大家只好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顾全大局”。直到毛泽东离开人世30年之后,党国仍然为了“党的利益”而不敢将毛泽东的罪错如实公诸于世、不敢象联共否定斯大林那样否定毛泽东还历史以公道。
      
     政党讲求的是志同道合,合情合理的组织纪律也不伤大雅,但万万不可在此之上再加一层役人心志的“党性”。不幸的是,刘少奇在中共延安时期能够平步青云成为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人物,恰恰在于他助纣为虐,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并在理论上阐发毛泽东所需要的“党性”。刘少奇当年妙语连珠:“党员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党员不应该有离开党的利益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够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卷,第129-131页)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果然为了“党的利益”按照“党性”将刘少奇“牺牲”了,那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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