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论坛
[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冯崇义文集
[主页]->[公民论坛]->[冯崇义文集]->[罗素中国之行的历史反思]
冯崇义文集
·全面推进香港民主化,以为内地彩排
·促进一党专政向宪政民主转型,建立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
·民主化、西化和多元文化
·罗素中国之行的历史反思
·求真守朴,道行天下——《二十世纪的中国》序
·阿扁“终统”是愚蠢之举
·“文革”、“六四”和暴力崇拜
·要市场还是要中宣部--- 《悉尼时报》社评:要市场还是要中宣部
·去党性、兴人性:启中国执政党之蒙
·真话与自由——读艾晓明《保卫灵魂自由的姿态》有感
·“仁政”的昏话和“特殊国情论”的种族主义陷井
·第三道路世纪梦——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回顾
·中华民族的突围之道:通过民主化获得和平崛起的国际空间
·“强国”不能吃掉自己的儿女
·民主这“东西”与国人的悲哀
·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领袖有问题,党更有问题
·“文革”、“六四”和暴力崇拜
·三年内完成祖国统一不再是梦想
·【学术】 明年起步、三年成就宪政大业
·和解乃可行之道
·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和中共党内民主派
·抵抗被重用的诱惑
·冯崇义:习近平能否成为超越性时代英雄?
·杨恒均、冯崇义对话:和解还有希望吗?
·冯崇义:现代新儒家的反思
·冯崇义:罗素中国之行的历史反思
·冯崇义:《中国党内自由主义:从陈独秀到李慎之》序言 (
·冯崇义 杨恒均:拒绝宪政是断绝中国的前途
·拨开“渐进论”的迷雾,打开民主转型的闸门
·社会民主主义视野中的中国户籍制度
·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学派
· 现代新儒家的反思
·民主与贸易
·冯崇义:习近平党国情结的危害
·对公民社会亮剑在堵死中国和平转型之路
·冯崇义:红二代的信仰与认知错乱
·冯崇义:宪政、自治与汉藏民族和解
·习近平能否成为超越时代的英雄?
·落难太子长了哪些见识?
·冯崇义、杨恒均:中共的命运与胡温的使命
·我缘何状告广州海关没收我的“禁书”
·冯崇义:党国之大,容不下一个国士?
·变党国为宪政:在崎岖道路上前仆后继
·从709案和《炎黄春秋》案看习记恶法治国
·专访冯崇义教授:习近平不选择民主宪政,中国将有奇灾大难
·毛泽东思想是祸害人类的剧毒,贻害无穷
·任志强大器晚成:党媒姓党举国哗然
·视频:709大抓捕案审判 滕彪律师、冯崇义教授连线访谈
·震动世界的“709大抓捕”一周年感言
·文革是党国极权主义的顶峰
·中美会通,梦圆太平洋
·返璞归真习仲勋的历史功绩 /冯崇义、杨恒均
·冯崇义、杨恒均对话:改革迫在眉睫
·“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的启示
·党国何不以人为本?——由维权志士遭受新一轮迫害带来的思考和哀伤
·趙紫陽在1989年的思想飛躍
·達賴喇嘛讓權對中共當局的啟示
·邀达赖喇嘛回中国现在正是时候
·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陈奎德、冯崇义、丁一夫、冯玉兰等讲话/视频
·西藏的“问题”与“主义”
·温家宝是至今不知天命的好人
·杨恒均、冯崇义对话:和解还有希望吗?
·九十年的变与不变,五四的希望与失望
·博讯专访冯崇义博士:你为什么要告中国海关?
·我缘何状告广州海关没收我的“禁书”
·请锦涛同志善待宪法、善待晓波
·释放许志永是中国之大幸
·六四以來的中國自由主義陣營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
·冯崇义、杨恒均:在网上碰到胡哥我想说的三句话
·冯崇义教授与中国留学生谈民族主义(图)
·《宪政民主与和谐社会》序言
·就冰点事件也给胡温进一言
·该被整顿的是中宣部而不是《冰点》
·反封建还是要反专制
·郭文贵爆料的三个层面和视角:个人、高层权斗、政治
·709之殇与“国安委模式”的破产
·冯崇义:刘晓波的政治遗产与中国宪政转型
欢迎在此做广告
罗素中国之行的历史反思

   笔者研究罗素是近二十年前的往事,但正如笔者在《罗素与中国》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真正的精神财富对自由心灵的魅力永远也不会消退”。罗素是大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思想家,在数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思想和知识领域都甚有建树,他关于数理逻辑的著作达到了“人类智力的极限”,他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而同时又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素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终生保持着刚直不阿的独立品格、饱满旺盛的批判精神、谦虚谨慎的怀疑态度,以天下为怀、以苍生为念,满怀激情地参加社会公共事务、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政治,带着剑胆琴心不遗余力地为社会正义及弱势群体仗义执言。他还是情场上无往不胜的高手,一生曾在爱河中同多位美丽而尊贵的才女(先后四任夫人和多位情人)谱写扑朔迷离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引人入胜地成功周旋于对他一往情深的夫人和情人之间。 
   
   但是,罗素不是“东方不败”,到了东方便不尽如人意。他1920年10月12日到1921年7月11日的中国之行,是一次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酸楚经历。他乘兴而来,因为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野蛮撕杀中对“西方文明”感到绝望,以政府嘉宾的身份对苏俄一个多月的失地考察,也使他对那里的“社会主义”事业感到失望,他因而热望能够从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中学到拯救“西方文明” 的某种智慧。他败兴而归,情由颇为复杂。这绝不是因为他行非其时。恰恰相反,他应邀到中国讲学的“五四时期”,既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也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在这黄金般的“五四时期”,古今中外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奔腾咆哮;社会的思想观念象风驰电掣般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人们以极为开放的心灵象海纳百川一样允吸新知。罗素的酸楚也不是因为东道主对他的行程安排不周。发涵邀请罗素来华讲学的是尚志学会、新学会、北京大学、中国公学四个团体,后由1920年9月专门成立的“讲学社”具体安排,主事的是梁启超、蔡元培、蒋梦麟等学界泰斗。罗素曾游历上海、杭州、南京、长沙等地并发表演说,但主要的讲学活动则安排在位居全国之冠的文化中心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讲的是《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社会结构学》和《数学逻辑》五个系列讲座,在上海等地公共演讲的题目则包括《社会改造原理》、《教育之效用》、《爱因斯坦引力新说》、《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布尔什维克底思想》和《中国到自由之路》(临别赠言)等。罗素得到的是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听众,而且无论是他的公开演讲还是专题讲学,都在当时中国的报刊上广为宣传。东道主给他的待遇也相当优厚,负责他的所有旅差费、给他配了专门翻译(赵元任),给他的酬金使他在北大讲学期间能够租住一所宽敞的四合院并雇用专门的厨师、车夫和家僮。
   
   罗素的酸楚主要是因为知音难寻及方方面面对他的误解。罗素坚决反对英国的对外侵略和对外战争,还因参加反战运动坐过牢,英国当局担心他在中国进行反英宣传,曾考虑强行将他拉回英国;中国政府因为罗素对共产主义思想和布尔什维克高谈阔论,涉嫌宣传“赤化”,也险些决定将他赶回英国。既然如此,罗素应该得到共产主义者们的热烈拥抱。事实正好相反,当时执思想界之牛耳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南陈北李”)没有将罗素引为知音,由他们主导而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将罗素视为敌人。中共党人在当年那场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打击的对象就是罗素所倡导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实际上,罗素在他自己的国家是被政府视为激进的危险人物来打压,罗素旅华期间则一直被新知识界部分人士作为保守人物来攻击。他刚到中国对中华文物的赞誉被视为给“国粹派”张目,他要求中国人冷静对待社会主义的忠告,更引起各个社会主义流派的普遍失望和愤懑。而且,当最初的新鲜和兴奋过去之后,罗素本人也很快丧失了原来的激情。他在给几位情人的信中一再抱怨北京气候的恶劣、抱怨人文环境的冷酷、抱怨他的中国听众(包括“罗素学说研究会”的成员)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来与他进行高层次的交流以砥砺学问。

   
   朱学勤兄曾给《罗素与中国》一书写过长篇书评,题目是《让人为难的罗素》,指出罗素既保持着英国式的冷静、又燃烧着法国式的激情,既有保守主义倾向、又有激进主义色彩,难免使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二分法的人们为难。的确,罗素那种缜密的逻辑论证方式,那种典型的英国式怀疑精神和实证主义气质,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对自由民主、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彻大悟,那种站在全人类立场上思考东西文化的普世主义文化观,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曲高和寡。在历经天翻地覆、沧海桑田之后,我们今天回过头去反思罗素的那段经历,有两个心得特别值得分享。
   
   其一,交叠共识最为宝贵,狂热与武断最要不得。罗素是一位坚定而成熟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坚定而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各个流派作过深入的研究,也对“国家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实践进行过实地考察,与苏俄当时的几位主要领袖进行过当面切磋。他对“基尔特(Guild)社会主义”情有独钟,良有以哉。社会主义在当时欧洲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里,是一种很高的理想境界,它必须是在实证的意义上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一种文明状态,必须是切切实实地增强劳动人民的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在罗素看来,象苏俄那样将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家和政客们分享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集中到党政官僚手中,建立起更高更坏的权力垄断,完全与社会主义事业背道而驰。罗素所心仪的 “基尔特社会主义”,是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完美结合,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主要作为代表消费者利益的地缘组织发挥其功能,“基尔特”(即产业协会)则是代表生产者利益的社会组织,相互制约而又相互配合来管理生产与消费、国家与社会。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则由政府和“基尔特”平分秋色、并由“国家议会”和“基尔特全国代表联合会”共同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来协调两者的关系。这样一来,每个社会个体既是有机会直接支配生产并充分享受政治自由、从而充满主动积极精神的生产者,同时又是充分享受物质财富和幸福生活的消费者。这样的制度既能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权利和基本生活,又有激发杰出人物充分发挥创造才能的激励机制,人类社会将在物质生产方面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精神也摆脱有史以来的各种奴役而获得真正的解放。怀抱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理想,罗素有充分的理由将苏俄所实行的“国家社会主义”视为只不过是落后国家利用国家力量发展实业的权宜之计(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工人只不过是国家的雇佣工,因而列宁等人也将“国家社会主义”当作“国家资本主义”的同义词)。这样就可以理解,罗素旅华其间既赞赏社会主义又认可中国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既批评布尔什维克又建议中国用“国家社会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他要中国人尽快建立诸如发展实业以改变贫弱现实、增进国人的政治权利和生活水平这类交叠共识,而不是各执一词、势同水火、在无谓的争斗中浪费时间与精力。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张东荪等其他社会主义者,思想尚欠成熟,被狂热与武断引入迷途而迁怒于罗素,确是历史的缺憾。
   
   其二,建设新文化任重道远。罗素当时探讨和谈论东西文化问题,有三个相辅相成的目标。第一,必须让西方人痛切地认识到西方文化陷入了深重的危机,找不到正确的因应之道,便会面临灭顶之灾;第二,必须让西方列强立刻终止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使中国能够获得完全的独立并保存自己的文化;第三,必须让先进的中国人确立信心,与西方同道一道追寻和建设适合于全人类文明的新文化。因而,罗素在当时批评西方文化而赞美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目的是要制止西方人带着优越感来侵略和奴役中国。而且他确实对“少年中国”(即接受现代教育而热切地追求现代化的先进中国人)寄以厚望,希望他们带领中国人不仅迅速地实现中国的独立和现代化,而且将西方文明的活力与中国文化的某些优秀品质、特别是道家那种“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奥妙境界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既有效率而又潇洒飘逸的人类新文明。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