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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崇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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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西化和多元文化

悉尼科技大学
   冯崇义博士
   世事纷然,直叫人眼花缭乱。都说当代中国广大学子具有叛逆精神不肖于“听党的话”,而他们排外(排西)的种种言行与党国领导又是那么亦步亦趋“不谋而合”;党国素来以实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高度一元化著称于世,但在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霸权”的时候又高高地举起多元文化的旗帜;党国领导们信誓旦旦要“与时俱进”,但对早就被时代抛弃的党国体制又死死抱着不放;最高党国当局将“民主法治”定为“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但对经过反复实践检验的民主宪政这一“民主法治” 唯一有效的模式又欲迎还拒;朝野上下都热衷于“按国际惯例办事”,却又处处强调特殊国情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参加国际大循环和经济全球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而在政治方面又顽固不化地抵制民主化的世界潮流。诸如此类的思想混乱,从知识和思想根源上说,起源于党国体制来到世间所伴生的那类带有明显偏见的思维逻辑、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信息渠道。这些被扭曲了的思维逻辑和知识结构,以及由扭曲和残缺的信息所形成的种种偏见,为党国意识形态所长期强化,积非成是、贻害无穷,该是彻底清理的时候了。否则,中华民族便无法继续进步。
   (一)、往事不堪回首:西化的正道与党国的邪路
   歪曲和伪造历史并不一定是完全说谎,更巧妙有效的方法往往是只说事实的一半而阉割掉另一半。党国官修的史书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诸多问题上造成混乱,所采取正是后一种似是而非巧妙有效的方法。将党国社会主义(party-state socialism)在中国的胜利说成是“历史的选择”,而遮蔽近现代中国历史对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选择,便是其中之一个显例。
   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沿着西化的方向“层层剥进”。第一层是1895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物质文明层面的西化,部分国人响应思想先驱魏源等人关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号召,打破“天朝上国无所不有” 的虚妄自大和对“奇技淫巧”的病态蔑视,在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运动领袖的率领下,向西方国家学习“坚船利炮”,开始建设中国的现代武备和现代工业。当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的事实证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单纯学习西方国家的科技和器物的道路行不通,先进的中国人又投身于第二层即制度层面的西化。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黄兴等人为首的革命派同时致力于从西方移植先进的政制,前者向往君主立宪,后者心仪民主共和。前者导演的“戊戌变法”被满清顽固派残酷地镇压了,后者领导的“辛亥革命”却取得了意外的胜利,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帝制被推翻,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诞生于神州大地。然而,中国的反动复古势力使用各种既野蛮而又狡诈的手段,血腥地奸杀了民国初年稚嫩的民主政治。满脑子专制主义毒汁的军阀武夫和政治流氓袁世凯之流,先是篡夺中华民国的最高权力,诱奸和愚弄中国的民主政治,继而以“洪宪帝制”这出闹剧来彻底颠覆中国的民主共和制度。陈独秀等人在这种变故中醒悟到,当人们思想还停留在专制主义的愚暗之中,民主政治的实践就会受到干扰破坏。因而,他们将“伦理的觉悟”视为“最后之觉悟”,奋力追求最后一个层面即精神文明层面的西化,发起“新文化运动”,向西方学习精神层面的、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哲学智慧、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和文学艺术,以此来更新民族心态,重塑国民性格。至此,先进的中国人便确立了在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全盘”向西方学习现代先进文明的大思路和大方向。如果国人能够沿着这种思路和方向走下去,中国早就修成现代化之正果,中华民族早就是文明世界公认的文明民族。
   然而,吾国国运不幸到如此程度,正当国人向现代化全面推进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最不利于中国的方式结束,从而无情地扭曲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世界大战在民族主义非理性狂热力量鼓动下进行的撕杀和破坏,使得西方左翼知识界、悲观主义者和各式各样愤世疾俗的人们联合起来大唱“西方文明破产”的挽歌哀调,对西方主流文明大肆进行不负责任的诋毁,此其一。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的侥幸得胜之后,向世人宣称找到了比西方主流文明更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文明,搅乱世道人心,此其二。更有甚者,西方列强依据恃强凌弱的霸道来安排战后秩序,居然将山东半岛的主权从战败国德国手中转交战胜国日本,而不是归还同样是战胜国的中国,一些正在追求西方文明的中国人,没有足够的知识和平静的心境将西方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和内政上的自由民主制度区别开来,顿觉天昏地暗、五内崩裂。这样一来,不幸国运三管齐下,人心大乱,中国社会又迅速形成了抵制西方现代文明的巨大合力。复古守旧势力自不待言,右翼民族主义者向他们的西方同道学习偏方(法西斯主义)、激进的左翼先进则将眼光投向新兴的苏俄。
   放眼近代以来的中国,有一个荒唐的现象,就是西方有病,中国吃药;统治者有病,老百姓吃药。而且,往往是吃一些有巨毒之药。西方人对西方文明唱挽歌哀调、诋毁诟病,对西方人自己是反思过失、继续前进,尽管言过其实也无伤大雅。中国人信以为真,无西方之病(还没有资格患那类病)而猛吃医治西方病之猛药,自以为聪明,后果却很惨。从二十年代开始,本来走在西化康庄大道上的中国就这样糊涂地中途改道,开始抵制自由民主主义的制度和观念,向西方边缘失意人士开辟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歪门邪道狂奔。
   极权主义有左右之分,在右者为法西斯主义,在左者为共产主义。“极权主义”一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时本是个自吹自擂的词汇,墨索里尼及其党徒用这个概念来表明他们要对社会进行完全彻底的整体改造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机统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四十年代,具有自由主义理念的人们开始使用“极权主义”一词来分析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这个词便成了贬义词。极权主义概念涉及政治学界对世界政权类型(regime types)的分类界定,使用这一概念的政治学者们将世界各国的政权分为民主主义政权、威权主义政权、极权主义政权、后极权主义政权和苏丹主义政权等五大政权类型。他们作出这种分类,所依据的是四项指标,即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多元化的有无及其发展程度;意识形态在政权和社会中所具有的功能;政权领导层的产生方式及挑选范围;社会动员在政权运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以 “多元化”这项关键的指标为例,民主主义政权表现为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全面发展;威权主义政权是社会、经济、文化方面比较发达的多元化和政治方面有限的多元化;极权主义政权是党国一体,多元化被消灭殆尽;后极权主义政权是在一定程度上开放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多元化但阻止政治方面的多元化;苏丹主义政权中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多元化都可能存在,但因为没有法律保障变化无常、飘忽不定,地位和行为模式近似古代帝王(苏丹)的最高领导人可随意干涉一切。
   的确,法西斯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曾经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法西斯政权立国所依据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与共产主义政权立国所依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也有天壤之别。但是,这两种政权在反自由、以一个群众性政党对全社会实行全面专政等方面则惊人地一致。国人将Totalitarianism 译为极权主义,实为传神之笔。“极权”一词的传神之处在于,它准确无误地揭示了这种政权将国家对权力的垄断、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国家对个人自由的剥夺推到极致。正如林兹和史蒂番所说,极权主义政权同人类历史上其它形式的专制主义政权最本质的区别恐怕还在于,它有效地消灭了政治反对派并严密控制了个人和民间社会生存发展的空间。极权主义的反题是多元主义。相比之下,现代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政权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各方面都保留有多元化的空间。
   首先起步奔向极权主义的是国民党。孙中山在民国初年做为一位被挫败的革命家,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他原来“以美为师”的理想目标,开启了“以俄为师”的迷途。蒋介石国民党在1927年统一中国后确实执行了孙中山“以党治国”的遗愿,尽管他们已不再“以俄为师”,而是师从德、意、日法西斯。不过,蒋介石国民党将中国法西斯化的目标远远没有完成,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至多只是具有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威权主义政权。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失败,蒋介石国民党又被迫同民主宪政调情。 倒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帮助下得到左翼极权主义之真传。中国共产党人和大批左翼青年当年厌弃自由主义,拥抱具有更大动员能力、具有整齐划一的美感、许诺地上天国的左翼极权主义目标模式,兴奋不已,却未料正是这一转向将中国导入迷途,并使国人生灵涂炭。
   
   (二)、“全盘西化”的帽子:中国民主化的致命心理障碍
   对“全盘西化”论的围剿和批判,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执政当局不厌其烦、常抓不懈的一件大事。国共两党斗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却又同时痛恨“全盘西化”论。而且,附和两朝党国当局充当追杀“全盘西化”之帮凶或帮闲的学人也如过江之鲫。特别是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运动中,“全盘西化”成为一个主要的批判对象,受到中国当局与官方学界的全面批判。从那之后,“中国不能搞全盘西化”似乎已成定论。但是,“全盘西化”的实质是什么? 反“全盘西化”实际上所反何物?国人其实马马虎虎、不甚了了。人们已习惯于先入为主地将“全盘西化”作为一顶不受欢迎的帽子来扣人,对“全盘西化”论的精神实质则往往不加思索。实际上,如果我们关注精神实质而不是死抠字眼,“全盘西化”的本意是要将中国改造建设成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反“全盘西化”的实质,是反对中国走上自由民主的现代化道路。
   上文已经提到,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所追求的西化,已突破“半盘”的局限而着眼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盘”,尽管人们并未明文使用“全盘西化”这一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导思想是以已在西方实现的现代文明全面取代中国过时了的古代文明。用五四新文化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的话来说:“吾人倘以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礼教为非,则不得不以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 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心目中,已在西方实现的现代文明的核心,便是自由主义理想和科学理性,也就是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所梦寐以求的Democracy(自由民主制度及其相应的思想观念)和Science(现代科学特别是科学理性)。陈独秀明白无误地宣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治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胡适也以其一贯平和的口气向国人指出:“在历史上,我们看出那现在科学化(实在还是很浅薄的科学化)的欧洲民族也曾经过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也曾十分迷信宗教,也曾有过寺院制度,也曾做过种种苦修的生活,也曾极力压抑科学,也曾有过严厉的教风,也曾为卫道的热心烧死多少独立思想的人。究竟民族的根本区分在什么地方?至于欧洲文化今日的特色,科学与德谟克拉西,事事都可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我们只可以说欧洲民族在这三百年中,受了环境的逼迫,赶上了几步,……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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