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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崇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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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香港民主化,以为内地彩排

   在北京刚刚开过的人大、政协两会,除了温家宝的政府工作在切实解决“三农问题”方面给人们带来一些安慰,了无新意。倒是香港特首董建华辞职下野和针对台湾问题的《反分裂法》,在海外华人中议论纷纷。政界人物因为人事纠纷或者心力交瘁等其他方面的原因辞职下野,本来是至为平常的事。但是,董特首是因为行事软弱而受到胡锦涛的当面训斥,失宠受辱而被迫引退。而且,据说北京将任命更加忠诚于中央,而且有更强“执政能力”的人物,加强对香港的管理和控制。这些传闻不禁令笔者感慨万千,忧心忡忡。笔者所感慨和担忧的,并不是董建华的去留或继任人选之类的官场游戏,而是香港在制度层面被纳入内地的党国体制这一早就过时的落后制度,这无疑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又一大悲哀。显然,香港正常的正确方向,不是被纳入内地过时落后的党国体制,而是加速民主化的进程以为内地的政治改革树立榜样。
   香港告别英国殖民统治而回归祖国怀抱,已经快有八个年头了。按照常情常理,摆脱异族统治而回到祖国怀抱,港人自当得到更多的自由、繁荣和欢歌笑语。然而,这八年来,港人欢歌笑语的时候少,愁眉苦脸的时候却越来越多;对于祖国的领导,自然也是怨愤多于感激,甚至于万人空巷,上街抗议的事时有发生。平心而论,这些年香港楼价暴跌、经济衰退等不愉快的事,完全怪罪祖国领导,未必合理。回归之后香港在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特殊地位迅速下降,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等等因素,都是影响香港经济行情的重要因素。实际上,港人对祖国领导的怨愤,焦点也不是经济问题。2003年7月1日多达五十万人的游行示威,直接原因是香港当局依照祖国领导的授意,试图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由香港“自行立法”来禁止港人“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等方面的行为,导致港人群情激昂。
   
    说来也是,集会结社或组成反对党来散布反政府言论并千方百计取执政党而代之,在文明世界早就是天经地义的公民权利,只会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而根本就不会受到法律的限制。而且,由于“煽动”、“颠覆”概念含混,只不过是中世纪统治者入人之罪的恶劣借口,无法在法律上清楚界定,文明国家的法律都不再使用这样的概念。在中国内地的刑法中的“煽动”、“颠覆”之类的罪名,本就是违反宪法人权条文的恶法,当早日废除。君子成人之美,而不强人之志。要求董建华等人从内地移植这类恶法,来对港人作茧自缚,剥夺他们本来就已享受的那些文明社会理所当然地享受的权利,实在是强人所难。难怪董特首在政治上的铁杆盟友自由党,在这一问题上也讯速与他划清界限。董特首众叛亲离,只好屈服于民意而对大众作出让步,收回成命,无限期搁置实施《二十三条》的立法。然而,这样一来,董特首便得罪了中央,被认为是政治上心慈手软,没有能力采取严厉的措施来阻止港人 “闹事”。董建华当初被简任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本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如果他真的罔顾港人的利益和意愿而一味听命于中央,剥夺港人的自由权利,恐怕更会失去港人的信任和拥护,从而更加无力驾驭香港的局势。顺从民意成为罪过或软弱无力的表现,夫复何言?
   

      遥想当年,兴办“经济特区”和依照“一国两制”的原则收回香港,都是邓小平复出之初锐意进取创新的“大手笔”。邓小平力排众议,支持广东、福建创办“经济特区”,可谓作始也简、其毕也巨。起初只是打破中国的封闭状态,向絢丽多姿的世界打开小小的窗户。二十几年下来,通过进行借鉴与学习创新,已经使市场经济和诸多“国际惯例”复苏于中华大地,造福于亿万斯民。
   
    “一国两制”是为香港平稳回归、急中生智的一项即兴之作。但是,这一即兴之作寓意深刻。也就是“礼失求诸野”,要以香港为榜样来改变中国,实现学习先进制度以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大业(“以夷变夏”?)。在收回香港之时,保持香港的原有体制,而不是以内地的党国体制去统治香港,这是港人当年能够支持或默认香港回归祖国的基本前提。当然,港人对中央并没有充分信任。为减轻港人的顾虑,具体负责港奥事务的党国要人廖承志,1982年底向世人公布了“收回主权,港人治港,制度不变,保持繁荣”这十六字方针。(贺弘景主编《香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页)。后来,邓小平就“制度不变”这一条,和港人还有过一次很有趣的谈话。港人问,香港的制度究竟多少年不变,邓小平随口回答说五十年不变。港人又问五十年之后如何,等小平又回答说,那就更不需要变了。意思是说,届时内地与香港趋同,当然就没有必要变了。
      
    以特区为试点,然后向全国推广经验,逐步改革中国的党国体制,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思路。邓小平、赵紫阳等人在 1988年决定设立省级单位的海南省特区,并赋予海南省特区“比特区还要特”的特权和优惠政策,确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模式,正是”试点“思路的又一重大步骤。可惜1989年天安门风波之后风云突变,邓小平乱了方寸,赵紫阳、梁湘等改革干将中箭落马,海南省的特区试验半途而废、功败垂成。尽管仍有在海南“再造香港”的大声疾呼,尽管仍有海南先行一步的种种改革试验,但是海南的改革开放终于无法打破原有的体制和格局。特别是“不能在海南搞政治特区”这样一个紧箍咒,框死了海南特区先行一步试验的限度。一度热闹异常的海南终于未能开创新局而复归于沉寂,怎不令人扼腕兴叹?
      
    然而,回归祖国之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是货真价实的“政治特区”。历史毕竟是要向前发展的,如果人们的智慧不被愚昧和偏见淹没的话。从历史发展的常轨来说,中共现在的接班人有责任去完成邓小平、赵紫阳没有机会完成的未竟事业,让香港这一政治特区大放光彩,并以此为突破口来推进整个中国的改革大业。港人的主体本是形形色色的难民,以及他们的后裔。因为长期的寄人篱下,生活在“借来的时间和空间”(borrowed time and borrowed place),大部分港人也就养成了得过且过的“难民心态”,养成了普遍的政治冷漠症。他们是因为内地“江湖(政治)险恶”才逃到香港这一弹丸之地另谋生路,因而就难怪他们回尽量远离政治,尽量不惹事生非,而将全部心力倾注于小家庭的安宁幸福和发家致富。(Lau Siu-kai: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pter 3.)港人这些年来政治热情的飙升,政治权利意识突飞猛进,生活境界从物质享乐层面进展到公民尊严和政治抱负层面,实是可喜可贺的现象。
      
    中国政界和学界有一种不顾常识和实证事实的流行谬论,说是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尚未具备,因为中国人口的多数是不要民主、不懂民主的农民;中国要到市场经济成熟、中产阶级成长壮大起来之后才能实行民主。实际上,散布这种谬论的政界和学界中人,在实际生活中处处依附官府并以此为荣,真的是奴性多多而不知民主为何物。在官府恩宠不足、“体脑倒挂”现象严重的时候,他们尚能做出为民请命的姿态喊几声“自由民主”的口号。一旦他们的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被提升到劳工大众之上,争取自由民主的行动又受到官方的威胁和打压,他们便奴颜婢膝地唱起民主的反调来。与此相反,自食其力的中国农民,从未得到官府恩宠,而且被长期剥夺了享受国家福利的权利,对官府的依附性要弱得多。因而他们往往能独立自主、自作主张而不怕得罪官府。极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被官老爷和教授们讥为不要民主、不懂民主的中国农民,早就在基层实践民主、无记名投票“海选”他们心仪的乡村领导。而那些自以为是的政府官员和教授们,则依旧腑伏在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中苟且偷生。
   
    而即使我们退一百步,接受在中国政界和学界流行的那种谬论,也没有任何理由来延缓香港的主化进程。毕竟,香港人口中几乎没有农民,社会的中坚力量正好是中产阶级。而且,香港的市场经济高度成熟,在英国一百多年的统治期间也建立了良好的法治传统。港英当局统治时期的香港,是“有自由、没民主”的社会。当时港人可以在法律保护下充分享受和行使言论、集会、结社等等方面的自由权利,只是无权选举香港的主要官员。香港的政治民主化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关于香港前途的中英谈判。在这一谈判过程中,形成了“港人治港”的共识。而“港人治港”的本来含意,就是由港人自己选举香港的政府官员来治理香港。从那时起,港人组党结社之风大盛,在立法局议员及街区政府官员的民主选举中大显身手、娴熟演练。在香港回归中华之前,当局及部分国人怀疑末代港督彭定康以民主化为核心的“政制改革方案”有借民主选举在立法局安插亲英人士之嫌,这还情有可原。这也是当局当时抵制香港政治民主化的最大理由。时至今日,香港早就回归祖国怀抱,现在进一步扩大民主范围,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局议员均由全民直选,可谓水到渠成。于情于理,实在没有任何正当的借口来阻挡香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阻碍香港的政治民主化,甚至于试图剥夺港人的自由,往轻处说是不识大体、眼光短浅,往重处说则是犯罪。
   
    民主化是世界潮流、大势所趋,国内朝野上下的基本共识是中国终归要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如果当局真的只是担心中国太大,在全国范围内骤行民主会带来混乱(这种担心本身是否合理尚有可议之处)。那末,推进香港的政治民主化,所需要的只是顺应香港民众的意愿,在已有的民主法制基础上因势利导、顺水推舟,风险和成本都微不足道。让香港先行一步,先在香港、然后在全国全面实现政治民主化,对化解国内的矛盾而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对促进与台湾的和平统一、对增进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友谊和交往、对国人的身心健康和道德进步、对中华民族的振兴和繁荣,实有百利而无一害,何乐而不为?难道祖国领导真的就如人们所说,尽是些鼠目寸光、胸无大志的平庸之辈,只知道眼前的利益权位,根本就没有领导政治转型从而跟上人类政治文明步伐的魄力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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