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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这“东西”与国人的悲哀

   
   老友俞可平兄不久前将一篇旧文《民主是个好东西》刊诸报端,居然带来一阵谈论民主的小旋风,他本人也始料未及。其实,自从清末开明士大夫郭嵩涛、黄遵宪等先贤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从日本人那里移植“民权”一词(此词是英文Democracy 的日译),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君子大倡民权和“君主立宪”的现代民主政制,先进的中国人对民主这个“好东西”的论证和追求已差不多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孙中山等人还于1912年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五四时期的陈独秀等启蒙战士及整整一代人更将自由民主思想与民主共和制度奉为至宝,曾经使民主思想在中国深入人心。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一篇谈论民主的常识性的短文,竟能给那末多国人带来激动和兴奋,我与国内诸多志同道合之同仁一样,其初只是觉得啼笑皆非,并未真的在意。
   
   日前,与美国一位对民主思想和中国政治深有研究的朋友畅论天下,谈及时下中共党内民主派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他冷不防冒出一句:“他们追求的是不是俞可平所说的那种民主”?俞兄的文章,当初只是匆匆一阅,对狗尾续貂的最后两段文字,略感不悦。但是,居庙堂之高的体制中人,言论空间毕竟有限,讲究言语策略、圆容地以曲笔表示“与中央保持一致”,本也无可厚非。受美国朋友这一负面评价的刺激,我好奇地将文章找来再读一遍,倒真的觉得问题严重。
   

   应该说,俞兄的文章颇有可取之处。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广大人民群众”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对民主截然相反的评判,因为“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它确认 “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尽管民主制度自身存在许多不足;它将民主正确地界定为“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并毫不含糊地断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提请国人不要将民主滥用于非政治领域、不要因为民主在非政治领域绩效不高而拒绝或诋毁民主。
   
   然而,文章的最后两段确是本可避免的硬伤。一个硬伤是强调推行民主要照顾
   “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人物和国民的素质”、“公民的生活习惯”等等条件。这里所犯的是早已被全世界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推行民主的成功实践所证伪了的逻辑错误。民主政治制度和民主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公共伦理)本就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专制的政治制度与专制的政治文化传统互为表里、互为因果。只要维持专制的政治制度,就会不断衍生专制的“政治文化传统”。“推行民主”的本义正是同时推进民主政治制度和民主价值观念。古今中外“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不都是不约而同地胡谄“文化传统”、“国民素质”之类的借口来抵制民主、维持专制吗?俞可平兄是对民主素有研究的政治学家,怎么会犯此等低级的错误?
   
   更致命的硬伤,是大言不惭地扬言,“我们正在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不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何苦来着?三岁小孩都知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何等尤物,那便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一党专政”与“民主政治”势不两立,借用先贤孙中山的话,有如“黑白之不能混淆、东西之不能异位”。作为现代的“政治模式”或政治制度,当今世间只有一种民主,那就是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行之有效的自由主义民主(或称“宪政民主”、“代议制政府”),也就是通过普选产生、以维护公民权利为根本目的、有效地实行法治及权力制衡的政府。不遵从这种“政治模式”的所谓“民主”,无论是称为“新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至于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充分实行公共协商以便取长补短的“协商民主”、对相对简单但又影响很大的事宜偶尔进行全民公决的“直接民主”等等,都可以在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框架内作为辅助手段来使用,但不足以构成别树一帜的民主“政治模式”。俞兄著作等身、学富五车,当然会知道当今世界根本不存在与自由主义民主不同的“社会主义民主”,当然会知道我们在“民主的方式和制度”方面别无选择,当然会知道党国话语中的所谓“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党专政”的同义词。
   
   俞兄在文中提出的在中国推行民主的“时机”、“路径”和“速度”,倒是值得认真对待和探索。我们一直非常关注他在文中所说的“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在上个世纪初苏俄祸世之前,国人本来就已经找到了追赶人类主流文明的正确道路。苏俄推出似是而非的现代化模式,诱使国人不幸误入歧途左道,建立起党国体制这一政治民主化的巨无霸障碍,冤莫大焉。我们现在要从吞噬了整个社会的党国体制中分解出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来,便不能不面对党国这一现实,不能不探求一些特殊的政治民主化途径,比如如何将定位有误的“党军”转变为超越党派而只忠诚于国家民族的国军、如何将冒名顶替的“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 弄假成真、如何将虚应故事的“人民代表大会”转变为名副其实的议会,等等。
   
   清末豪杰龚自珍面对新的世界和内忧外患,曾经哀叹“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当今党国要人阅读范围有限、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有严重偏差,即使真想有所作为,思想和知识资源也非常欠缺。他们脑中充斥马列毛邓的过时旧货,思想和知识更新若不及时到位,便会误国误民、贻害无穷。在胡锦涛、温家宝成长的年代,党国意识形态如日中天,党国将马列主义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对立起来,骗使国人普遍相信马列主义已经完成了对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吸收与扬弃,任何其它思想资源和理论形态都只配当附属材料或反面教材,需要做的只是肃清其负面影响。而实际的情形是,自由主义思想和知识体系,才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基石,不到自由主义思想和知识资源充分吸收智慧,就无法建立起真正的现代文明。据说胡总书记不读“杂书“,连休闲消遣也只读“无产阶级文学作品”,此事堪忧。
   
   我一直强调“开官智”的重要性。虚怀若谷、牖纳新知,于当今党国领导至关重要。在去年十二月与笔者会面时,党国智叟杜润生前辈再次兴叹他所一再重复的无奈:“在现有权力格局下,领导人的思想开明到什么程度、中国就进步到什么程度”。其实,只要诚心诚意,超越马列党文化的局限而向自由主义拓进,也非难事,很多党国老前辈都“大器晚成”,诸如李慎之、李锐、胡绩伟、朱厚泽等,很值得胡锦涛、温家宝等在位谋政的党国领导急起直追、认真学习。温家宝最近博览群书,言论方面就有相当不俗之表现。在世的开明党国前辈,以朱厚泽最为深刻。也是在去年十二月的一次聚会上,朱厚泽一针见血、语重心长地说下这样一段话:“很多同仁认为新民主主义是美好事物,毛泽东1953年急急忙忙转为社会主义,转得太早,将事情搞糟了。这样的看法是糊涂的,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毛式新民主主义和祸国殃民的毛式社会主义,是息息相通、一脉相承的两个阶段,毛自己就讲得很清楚。如果说1953年转得太早了,1963年早不早?1983年早不早?今天转到毛式社会主义,还早不早?能不能接受?新民主主义本身就是假民主主义,根子上出问题,因为它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蕴涵一党专政”。
   
   本来,党国领导身边那些能够直接“上达圣聪”的秘书班与幕僚们,倒有很多机会接触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可以推进中国进步的思想和知识资源。但世人普遍不看好他们,认为他们大多心术不正,精明有余而智慧不足,对新思想、新知识了无兴趣,而是一门子心事升官发财,惯于知正用反,整天挖空心思揣摩“领导意图”、并迎合“领导意图”拼凑奏章,以求受到“赏识”而平步青云。
   
   胡锦涛、温家宝象是想当好人、欲显“君子之风”。学界同仁如果误导他们,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都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一点也马虎不得。责任重大,正直的学者、特别是俞可平那类兼有文化官员们身份的学者,有责任明白无误地告诉国人及党国领导:历史已经证明,“好人政府” 惟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可以成全。在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之下,党国领导想真当好人,只会是缘木求鱼。理由很简单。要维持一党专政,就必须维持中宣部等于国于民有害无益的“牧民”机构及“专政”职能,就要排挤体制内外行利国利民的圣徒之事却会“削弱党的领导”的志士仁人,就要依据非常不文明的“党纪国法”不断大兴文字狱来制造陷害贤良国士的冤假错案,就要封杀利国利民但不利党的书籍报刊和网站,就要惩治维护公民神圣权益的各类维权人士,就要禁止和镇压属于现代文明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却不能见容于党国秩序的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主其事者到头来便只能是历史罪人。正直的学者有责任明白无误地告诉国人及党国领导:有一党专政,就不会有“人民当家作主”;有一党专政,就不会有“以法治国”;有一党专政,就不会有“和谐社会”。正直的学者有责任明白无误地告诉国人及党国领导:一党专政是正在被人类文明淘汰的政治制度,根本无法长期持续;一党专政只有两种出路,要么经过成功的政治改革而转变为民主制度,要么拒绝变法而走向崩溃。
   
   清末民初,先进的中国矢志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可惜大事为慈禧太后、袁世凯等人所误。一误便是一百多年,屡经折腾,我中华民族迄今未能完成政治民主化的大业、未能建立起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文明。
   
   “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此言极是。但此言换一种说法,就是:“有一党专政,就没有现代化”。因为,有一党专政,就没有民主。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国人目前得到的却是一党专政这个坏东西。悲国运之不佳、哀国人之不幸,有识之士当速谋因应之道,“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得到民主这个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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