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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的昏话和“特殊国情论”的种族主义陷井

笔者孤陋寡闻,只是有友人推荐文章,才偶尔上网一睹,对网上乾坤所知甚少。日前由友人引荐,看了康晓光《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一文 ( 由韩恒等人整理发表 ) ,读到“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这样的奇谈,当时也只是一笑了之。心想,人类社会已进入二十一世纪,民主政治早就遍布五大洲,在属于不同文化的国家开花结果,而且在尚未实现民主政治的国家中也越来越为各族人民所认同,中国人也早就将民主政治确定为前进方向,并且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奋斗中虽未克全功也略有所成。在这种时候,还来比较“仁政”和“民主”之间的是非优劣,岂非笑料?但是,关注网上言论的友人不以为然,认为以儒家的“仁政”来对抗民主是最近出现的一股逆流,康晓光正在与蒋庆联手将政治权谋与儒家说教对接,而且他们的意见很有可能被中国官方采纳。何况,康晓光的文章洋洋万言、义正词严,决非戏言。
   按理说,“仁政”和“民主”之争,从学术上说是早就被解决了的问题,前贤先进及当代学人轮番切磋所留下的精当之论,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国内令人费解和令人遗憾之事极多,无法形成正常的学术积累便是其中之一,前人的种种真知灼见,往往惨遭尘封而不彰,这也是不争之事实。既然康晓光等人已经郑重其事地将问题重新提出来,而且其道不孤,甚至于有可能被官方接受而成为显学或治国方略,学界中人便应负起激浊扬清的责任。是乃此文之旨趣。
   “ 精英联盟”和“合法性问题”
   康晓光 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怨愤和无奈。显然,他是以 怀才不遇的谋士自居的,而且也意识到了他将终生怀才不遇。他对中国现实的许多判断和分析,确实不乏智慧。但是,于在上者看来,将很多天机不可泄漏的事情都说得过分直白,实在太讨嫌。实际上,他所显示的是马基雅维里式的冷峻智谋,冷峻到连怂恿权力“打击”、“镇压”学界同仁的 狰狞面目也不加淹饰的地步。 官府中人,愿意扮演“伪君子”者比比皆是,多少人有勇气袒露“真小人”的真面目?马基雅维里当年作《君王论》,将很多君王们密不告人的权谋术数献给弗罗伦萨的统治者,以显示他聪明过人和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却从未受到重用。
   康晓光在文章中以 “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三角联盟来解释当前中国政治的稳定。但是,他也明白 “精英联盟”至多只能带来短暂的稳定,因为基于赤裸裸的厉害关系结成的联盟无法长久,而为富不仁和世道不公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官逼民反”同归于尽。毕竟是学过政治学的人,他知道社会或政局的长治久安必须靠“合法性”来维持,必须有能够自圆其说令人信服的合理化说词。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由历史唯物主义所论证的“历史规律”来提供。按照 康晓光 直言不讳但当局未必接受的说法,“共产党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当它放弃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时候,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服力必然会受到侵蚀甚至逐渐丧失。目前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合法性已经非常微弱了。共产党自己的官员信不信都很成问题。让老百姓相信就更不要说了”。既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政权面临如此深刻的“合法性”危机,现在的问题是,上天是否已降大任于 康晓光 ,由他来解决这一“合法性”危机?
   理歪气壮地拒绝自由民主主义?
   本来,康晓光的任务也并不重,环视世界,成功地建立了民主宪政的国家,由自由民主主义所提供的政权合法性天衣无缝,随手拈来便万事大吉。那里的政治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左摇右摆却坚如磐石、那里的经济波浪起伏却充满可持续发展的活力、那里的社会吵吵嚷嚷却安稳祥和、那里的人民总爱胡说八道却安居乐业,绝无“合法性”危机。人类社会的各个民族,创造和经历了多种政体。但人类的历史表明,它们之中唯有自由民主主义政体最合乎人性、能够同时保证社会的活力和长期稳定,因而值得后进民族见物思齐。可是,康晓光偏偏自以为是自吹自擂自找苦 吃,硬是要堵死中华民族前进的康庄大道。他断言, “自由民主主义提供的那套合法性论说政府又拒绝”。其实,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中国早就建立了“更高级的民主” 那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将民主政治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发展的目标。康晓光甚至承认,今日中国人对“民主体制”的向往,“从卖大白菜的小贩到国家领导人概莫能外”。这样看来,与其说是政府拒绝自由民主主义,不如说是康晓光逆历史潮流而动、试图阻止中国政府继续走向由自由民主主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康晓光挖空心思来诋毁自由民主主义,甚至可以说是丧心病狂。
   康晓光居然异想天开,企图用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的统计数据来“证明”中国不应该实行“民主体制”。他列出民主化水平、经济发展指数、人均国民收入(根据对中国有利的购买力评价核算)、国内总产值增长率、腐败指数、贫困指数和基尼系数等指标,精心挑选了全世界民主制度很不完善的十八个国家和地区(日本除外)来与中国比较。按康晓光的判断,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民主化程度是最低的,但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最好的,腐败是居中的,贫困的指数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基尼系数也是居中的。”于是,康晓光便洋洋得意地得出一系列结论: “ 民主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 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根据的、 “ 民主化可以遏制腐败 ” 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依据的、基尼系数和民主化的关系也是不相关的。
   且不说 康晓光将所有欧美民主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都排除在外,而拿中国来与民主国家中的矮子来比较,这本身就已使他的结论大打折扣,而他对数据的解释也完全是牵强附会、似是而非。首先,人们谈论民主政治能够 促进经济增长,指的是为人类历史所证实了的长时段的效果。无论是将欧美民主国家和亚非拉非民主国家比较,还是将亚非拉地区的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比较,除了极个别例外,结论都一目了然。很少有人认为民主化在短时间内必定会促进经济增长。在不少地方的民主化进程中,人们为了尊严和长远利益而在经济方面付出不小的代价;也有一些地方,比如纳粹德国、实行军国主义统治的日本和一些共产党国家,能够在短期内以高昂的人文代价换取高速经济增长。反民主的人们最喜欢谈论印度这个特例。象印度这样的民主国家,经济发展不很理想,原因很复杂。因为种族关系、乡村教育水平低下等方面的原因,印度民主政治的运作素来困难重重;印度在获得独立后曾长期投靠苏联,实行别具一格的“社会主义经济”,延缓了经济发展;长期以来由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宗教信仰作怪,印度经济向世界的开放程度要比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低得多,外资微不足道;梁漱溟在五四时期就概括出来的印度人那种“意欲向后”的文化,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多有不便。
   其次,说“民主化的程度和腐败指数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这纯属胡言乱语。完善的民主政治能够从制度上遏制腐败,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些民主不够完善的国家在控制腐败方面依然不尽如人意,但在那些地方如果没有民主制度,腐败现象会比中国现在的情形还要触目惊心。
   再次,基尼系数和民主化的关系并不是人们经常讨论的问题,尽管成功的民主政治确实由于给国民普遍授权使弱者有更多机会摆脱贫困从而使社会趋于平均。 康晓光拿来与中国比较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是实行寡头制裙带资本主义制度(“亚洲价值”或“南美风情”之赐?),中国号称“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程度最低,而 基尼系数之高在十八个 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九,那里值得康晓光拿“ 基尼系数和民主化的关系也不相关”这样的说词来炫耀。
   接下来,康晓光也忘不了利用中国人对国家解体民族分裂的恐惧,拿民主化会“伴随着民族分裂”来恐吓中国人。而且,还破口大骂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化的人是“无知”、“弱智”或“别有用心”。中国民主化是否会造成民族分裂,这要看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吴稼祥等人正在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一问题。他们论证,国土及人口之大如中国,其长治久安有赖于民主联邦制的建立。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土及人口大到一定程度的国家不实行联邦制。中国在中华民国时期就曾认真讨论过联邦制,但在那种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的背景中并不切实际。于今时过境迁,可望能有新的突破。
   更有甚者,康晓光完全不遵守学人严谨治学的基本规则,信口开河地对自由民主主义进行无端攻击。在自由民主主义初兴于西方和初传到中国之时,中外早期的封建卫道士对它进行恶毒攻击的主要做法,就是谩骂这种思想毁坏世道人心。康晓光居然下作到模仿封建卫道士、胡说自由民主主义倡导“坏”的基本价值,一笔抹杀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人心的巨大进步所带来的巨大作用。在对人性和人类自然状态的假设等方面,他又攻击“自由民主主义所依赖的逻辑前提缺乏事实基础”。作为学习过西方政治理论的学界中人,他明明知道人性假设和关于人类自然状态的假设属玄学范畴,无法由经验事实来全面验证。自由民主主义从“人类自然状态”中引申出所有人的“自然权利”,弘扬了人性之善。自由民主主义的制度设计偏重于防范人性之恶、特别是政府之可能作恶,在实践中所带来的积极效果昭如日月。凡人本来就“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与其它制度设计相比,自由民主主义的制度设计显然更有利于人们展现其美丽善良的一面并防范那些掌权的人兽性大发。西方也常常有人将自由民主主义贬得一钱不值而引诱人们走上歧途,其中得售其奸者有希特勒之流。一旦全面破坏了自由民主主义的权力制衡,希特勒等肖小之徒所推行的极权主义制度居然能使以自律著称的德意志民族堕落为杀人不眨眼的迫害狂,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此外,康晓光还根本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将人类民主政治的实践指斥为“一套谎言”,理由是民主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没有“人民当家作主这回事”。根据当时部分的经验事实,马克思等人在十九世纪将民主指斥为“资产阶级政权”,还情有可原。康晓光在今天还把民主等同于“资产阶级专政”,简直就是对积极参与民主实践的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及包括劳工大众在内的各类人士的污辱。至于“人民当家作主”,这更多地是卢梭信徒及共产党的语言,而不是人们对自由主义民主的通常理解。自由民主主义理论中的“主权在民”观念,恰恰不是指由“人民”来直接掌权执政,而是指政府唯一合法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有权制约政府并依法定程序更换政府。将几百年民主实践的经验事实指控为“一套谎言”,康晓光疯狂到这步田地,我只能解释为他自幼所接受的那种蛮不讲理的愚民教育的流毒之深。
   以“仁政”反民主的毒咒与昏话
   无论是在功用有效性和价值选择方面,康晓光都根本无法驳倒自由民主主义。他越是义愤填膺 ,就越是有失风雅而显露出自己的丑陋。可悲的是,凭他这种德性,竟也敢大言不惭地向国人谈论儒家的仁贤道统,实在羞煞新老儒家的古圣先贤和时贤君子。况且,儒家的仁政道统的魅力与局限,新儒家、特别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港台地区的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刘述先诸贤,已有系统充分的阐释与分梳。 康晓光不谈前人的知识积累,仿佛 是他今天才 发现儒家仁政思想的价值而放言大侃,是 否有欺世盗名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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