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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导斌诉应城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案辩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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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导斌诉应城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杜导斌诉撤销应城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所作出的“应公(城中)决字[2004]第063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一案,原告于2004年10月19日向应城市人民法院行政庭提交《行政诉讼状》后,被告应城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于2004年11月5日向法庭提交了《行政诉讼答辩状》。该《答辩状》认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无理,《行政诉讼状》诉称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反驳:一、原告“该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证据事实严重不足”的主张站不住脚;二、原告“该处罚决定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是曲解法律规定;三、原告的“此外”部分是对被告的无端指责。原告在对《行政诉讼答辩状》进行认真研读后认为,被告的上述三个主张全是诡辩。

   一、被告有意混淆“备份”与“发表”两种根本不同的行为,强辞夺理。

   1、该《答辩状》已经非常清晰地表达了原告的行为是“8月中旬在朋友网站上备份了《刑事申诉书》”,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竟然就完全凭主观臆断断定“原告将申诉文章放在他人网站,目的是为了发表”。“备份”的文件被转载,原告处于被动状态,即使违法,责任也在他人;“发表”则是主动作为。两种行为性质根本不同。按照原告的逻辑,警官买来家用的菜刀被人偷去杀了人,这名警察也得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显然是荒谬的。还要提请法庭注意的是,我是将备份的上述法律文书的网站选择在保密的私人空间,而不是什么公开的论坛。这一点,只要看看警方保留的先期讯问我的记录就可以看到。

   (举证原告用于二审的《我的三点补充意见》原文)

   这才是我在上诉期间提交给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我的三点补充意见》。它与《我(给刑事申诉书)的三点补充意见(三之一)》的区别是任何人都能一眼看出的。被告行政执法所依据的主要证据牛头不对马嘴,居然还在强辞夺理,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品质问题。

   2、被告逻辑上的混乱,还表现在以论点真实反证论据真实。在法庭尚未作出裁决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刑事申诉书》和《我(给刑事申诉书)的三点补充意见(三之一)》是否属于言论,作为言论又是否构成违法,有待于法庭最后裁定,是本案的结论,被告却将这结论当作了支撑自己主张的“事实”,即《答辩状》中辩称的“也不影响原告违法言论这一事实”。这种循环论证,只有蛮横无理者才使用。

   综上可见,被告无视主要证据错误,无视主动作为与被动无作为二者之间的巨大区别,对原告滥追无过错责任,答辩的第一条是无理的。

   二、被告的第二条反驳违反了最基本的法律常识。

   1、在《行政诉讼答辩状》中,被告称:“在这里我们请原告明确自己的身份和处境,被告处罚原告并不是针对文章的内容,而是针对原告发表文章的行为。原告是在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期间发表文章的,根据我国《刑法》第五十八条二款规定,原告‘不得行使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各项权利’,本案原告的言论自由是受到控制的,该法条并不涉及言论的具体内容(即使是文学作品,甚至科学价值的文章也是不允许发表的)。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管这是原告必须履行的义务,进一步讲,原告违反法律发表言论,本身就具有社会危害性。”这是法学上的无知。

   被告辩称,作出行政处罚针对的是原告在网上发表文章的行为。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原告在网上“发表两篇文章”的行为是否属于行使了已经被剥夺的言论权利,即缓刑期间被剥夺的言论权利具体包括的内容是什么?是全部剥夺,还是只剥夺部分。

   关于缓刑期间被剥夺的言论自由权利是否限于“有损国家荣誉、利益或者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言论的问题,因为《刑法》第五十四条并没有对此加以明确规定,而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对被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罪犯的监督管理规定》(以下简称《公安管理规定》)中明确规定:“不得在境内外发表、出版、发行有损国家荣誉、利益或者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言论、书籍、音像制品等”。依据这个规定,缓刑期间并不是不得发表任何言论,而是言论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在这里我要提醒被告,在司法中有一条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原则。《刑法》是一般法,《公安管理规定》是特别法。在《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当然应该根据《公安管理规定》来确定缓刑期间被限制的言论自由的范围。从反面来说,如果《刑法》第五十四条中所指的言论权利“并不涉及言论的具体内容(即使是文学作品,甚至科学价值的文章也是不允许发表的)”,《公安管理规定》中对限制言论权利的内容进行这样的阐述则无疑是画蛇添足,甚至是对缓刑人员的误导,使其误以为除此之外的言论是可以发表的。这一结论显然是不成立的。换一个角度说,如果《公安管理规定》对上述五种人员具有发表不“有损国家荣誉、利益或者具有社会危害性”言论的规定,与《刑法》第五十八条二款规定不符,新《刑法》如果否定了《公安管理规定》,不允许缓刑人员拥有部分言论权,就应该在修订《刑法》时改正过来,或者在《刑法》修订后的实施过程中,由公安部通过修改《公安管理规定》相关条文的措施来解决法律与法规存在矛盾的问题。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被告援引的现行《刑法》的颁布日期是1997年3月14日,《公安管理规定》的颁行日期是1995年2月21日,《刑法》施行七年来,公安部的这个规定一直有效,在缓刑开始执行之日,湖北省高等法院和应城市公安局对我宣布的缓刑期间管理规定,也没有《刑法》第五十四条或第五十八条,只有《公安管理规定》。先将《公安管理规定》对我宣布,要我遵守,后却反对按此规定办事,出尔反尔,显然,被告企图抛开《公安管理规定》的辩称是没有道理的。综上所述可见,被告在《行政诉讼答辩状》中的主张是建立在错误理解法律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不成立的。

   2、原告并非如被告所称:“不按法律规定的正当途径申诉,却在网站上发表文章,通过网络传播”。无论是先期的《我的三点补充意见》,还是后来的《刑事申诉书》,原告全部按照正规途径提交给了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告之所以在网上备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有不得已的苦衷。尊敬的法官,为了有助于说明我不得不选择在网络上备份有关法律文书,请允许我举出另一个证据。

   (举证墨盒)

   请看,在这个盒子的电路版上,有两个小坑,长宽各半毫米左右。经电脑专业人员鉴定,是人为制造的。这两个小坑破坏了电路版。打印机上如果使用这种被破坏了的电路版的墨盒,就无法工作。这个电路版与本案有什么关联呢?请法官注意!这个电路版是原告家用打印机上的部件,发现它遭到破坏的时间是2004年10月18日!(有来修理的原销售人员可以作证),也就是我向应城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前一天!17日我还用过打印机,工作正常。法官们请看,原告提交给法庭的行政诉讼状,其文字不是通常的黑色,而是蓝色。为什么是蓝色的呢?因为打印机的黑色墨盒遭到了破坏,只能临时改用彩色墨盒。10月18日上午,国安局的聂幺山、裴丹平,城中派出所的尹建国三位警官找我谈话,当时我妻子在上班,孩子在上学,家里无人。在谈话快结束时,聂幺山警官接了一个电话,我就在旁边。电话里的声音很清晰,问这边是不是完了。聂回答,快完了。谈话结束后,我因要打印诉状,提前下班回到家中,一夜未用的电脑却是热的。大家知道,电脑只有刚被使用过才会出现这种现象。那台电脑是便携式的,外接电源线平时没有放在一块。在不用外接电源的情况下使用后,干电池的指示灯便会变成红色,而在电源充足时,这个灯是绿色的。我回家是为用电脑输入行政诉讼状,并打印出来,好送交法院。打开电脑后却发现了这些可疑之点。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先询问家人是否在我不在家的这两三个小时之内回过家用过电脑,是否动过打印机和墨盒。结果妻子和儿子都回答没有回来过。他们从没有见过墨盒,当然不知道墨盒在哪里,就更谈不上在上面去杵两个坑。这个墨盒180元一个,我自己更不可能发羊角疯破坏自己的东西。家里的门窗完好,没有任何其它东西被盗或被破坏,可排除其它社会人等入室作案的可能性。我家只有四套钥匙,我,妻子,儿子各一套,还有一套,在去年在被刑事拘留现场被国安人员搜走了,连同搜查走的三本书,还有我家里所有与我有关的片纸只字,全部搜走,至今未曾归还(有公安局当时留下的物品清单)。

   必须指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今年颁布的法规,扣留与案件无关的物品拒不归还,属于违法行为,最高法院的这个规定于今年10月1日正式生效。国家安全机关搜走我的钥匙等物至今不还,已经违法。

   不仅如此,我妻子的同事们告知过我们,在2003年3月份,我出差在外期间,应城市国家安全机关就曾经向医院里索要我妻子的值班表,说过有事要进我家。当天,还专门召开了门房人员的治安会议,在环保局门房上班的我岳父因此被集中到了某个会场。门房人员被集中起来开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从这些迹象推测,国安局至少有三次进过我家里,其中有两次是在没有向我或者我家人出示合法搜查手续的情况下进入的。

   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任何人,不论他为了什么目的,也不论他是什么身份,只要没有合法手续,私入民宅,就是犯罪,就是歹徒!如果入室后还破坏私有财产,则是双重犯罪!就是歹上加歹!除此之外,对不涉及国家机密的人员进行窃听、跟踪、控制电话通讯、拦截电子邮件、私拆邮政信函、拦截邮寄物品、安装电脑木马、窃取电脑数据,等等没有法律授权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这些行为一旦作出就是犯罪,不可能因其所针对的是政治犯就合法。国家法律对政治犯并没有格外的歧视性待遇规定。

   国家安全机关是护法机关,应当是公安队伍中最优秀的,当然应该是素质最高的,执法办案当然应该以合法为前提。我实在不忍心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我们的国安人员,我不愿意将他们称作罪犯或歹徒。我也有足够的信心相信,那些见识过违法行为的人们,此刻不可能出来作证,但像文化大革命中的当事人一样,当事过景迁,如果法律需要,他们是会出来作证惩罚犯罪的。由于没有证据,在此,我不指控任何人。我只能作无罪推定,说国安局是清白的。但我在此有必要讲出我的怀疑,我亲自感知到的种种迹象。这些迹象之所以要在这个法庭上讲出来,是为了让尊敬的法官们了解到,我的任何东西放在家里都是不安全的。我把上述被人转载的法律文书备份在网络上,只是一种被逼出来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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