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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起天下主义理想-----并与刘晓波君商榷

   扬起天下主义理想-----并与刘晓波君商榷

   

   一

   刘晓波在《大国崛起:天下心态的复活》(《争鸣》2007年2月号)一文中,对“大国崛起”的张狂、“拒绝圣诞节”的狭隘等等异象怪象提出了严厉批判,我很赞同,但他将这些现象判为“传统天下心态的当代复活”,认为这种“居高临下的大汉族心态,并不全是中共意识形态灌输的结果,也与传统的自我中心的‘天下心态’一脉相承”云云,则是我不能同意的。

   

   “自我中心”与“天下心态”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极端。“传统天下心态”源于儒家思想中的天下主义。“毛泽东想做全球帝王之野心的极端膨胀”也好,江胡的“大国外交”与“和平崛起”也好,“高调民族主义”和“排外意识”也好,都恰恰是严重悖反儒家义理、与天下主义相矛盾的。

   

   二

   儒家文化是一种坚持文明至上、着眼整个人类、充溢着理想主义精神的文化。顾亭林云:“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的天下,指的是文明。天下主义,就是文明主义。梁漱溟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后曾说,在个人、家庭、国家(或团体)和天下这四个层次上,西方人更重个人和国家,中国人更重家庭和天下。

   

   夷夏之辨(又称华夷之辨)是儒家政治思想核心之一,确实存在刘晓波所说“国人称自己是‘文明’,而把其他国家及族裔贬为‘蛮夷’”的现象,这恰恰证明了儒家文明的先进性及其天下主义性质,不过晓波这样的表述不符华夷之辨原意而已。

   

   华夷之辨的主要内容就是以礼乐文化和文明程度为主要标准,贵华夏,贱夷狄。以文化高下、道德优劣来区分华夷,讲究仁义道德的文明人就是华夏,不遵循礼义德行的野蛮社会就是蛮夷。傅斯年先生认为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体系,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历史上夏周的文明程度较高,而其它民族尚处在不火食、不粒食、披发左衽、断发文身、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以臣妾为殉的落后状态。

   

   华夷之辨,实质上是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卑劣与高贵、低贱与优越的区分,如晚明瞿太素在《职方外纪小言》中所写:“其人而忠信也,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而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则是华夷之辨的核心。在《春秋》中,孔子站在道德、文化的立场上对夷狄与华夷进行了评判,有德之国进之为华夏;无道之邦斥之为夷狄。

   

   文明的发展推动着各个族属之间文化和心理的趋同,从而不断推动各民族的融合,以华夏优越的文化为中心,不断把周边及外来文化同化,用夏变夷,夷狄归夏,成了几千年来的历史之常。满清本属“夷”族蛮邦,一统中原之后,也多少为我华夏文化所“化”,不过“化”得太不够,同时华夏文化亦遭致满清的重创。

   

   清朝政府“把自己作为万邦来朝的中心朝廷”视西方各国为臣属国、为夷狄,其实已完全背离了天下主义的宗旨而成了一种盲目颠倒的自大。清末郭嵩焘曾尖锐指出,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郭嵩焘诗文集》),对此老枭深有同感。

   

   严格地说,君主时代做得最好,君明政仁,也不过是小康社会“升平世”而已,仍属于“家族主义”“家天下”,离真正的天下主义还差得远。天下主义对应的是“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太平世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

   

   三

   天下主义不是居高临下地宰割和奴役天下,而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与人权、自由、宽容、平等、尊重他人等价值及品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境界非常阔大,《易传》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等语,庶几近之。这里“辅相”、“曲成”、“化成”等,都是顺物之性而辅助赞勉之、因万物固有本性而成就之的意思,与《中庸》所说的“参赞”“化育”具有相同的意义,都不带任何强制性。对“物”犹如此,何况对人乎?

   

   我说过,儒家的目光不仅不局限在形骸及家庭之私,而且也不限于国家民族之公。那种天下万物一体之仁,不仅超越自我主义、裙带关系、狭隘思想、种族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而且超越世俗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罗素热爱中国文化,所爱正是中国文化中充溢的宽容精神、“为天下开太平”的文化理想和天下主义的道德自觉。这也是西方文化传统不足的,更是亚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严重缺乏的。

   

   中共的所作所为,哪有一点点儒家文化的天下境界和文明精神?老管网友说得好:“一个对内不尊重基本人权和对外不讲普世规则的国家,不可能造就优秀的国民,无法得到世界主流文明的接纳,也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真正崛起。”至于“中共政要的足迹遍布世界,每到一处都慷慨撒钱”之类行径,乃是慷人民国家之慨,图一党一己之荣,乃是“党天下”心态,暴发户主义,与天下心态、天下主义没有任何关系。

   

   相反,以中华文化的先进文明对治中共政权的落后野蛮,以天下心态对治“自我中心”和“党天下”心态,以天下主义对治高调、极端的民族主义,去化解民族主义某种“与生俱来”的狭隘性和攻击性,正是当务之所急!(国家要爱,民族要重,但不宜上升为主义。即使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民族主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它也应该是低调、温和、文明、理性、防守性的,接受天下主义、文明主义的制约和指导的。)

   2007-2-18东海一枭

   首发于《民主中国》2/2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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