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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避凶,向理想趋吉!-----关于“群龙无首”答“渭水垂钓客”的质难

为社会避凶,向理想趋吉!-----关于“群龙无首”答“渭水垂钓客”的质难

   一

   渭水垂钓客的大作《试看所谓“自由文化运动”的文化水平》第三节对我关于“群龙无首”的解析提出了异议:

   我认为,《易经》“乾卦”里的“用九”卦辞乃曰:“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这句话代表儒道两家特别是儒家的政治观和社会发展观。群龙无首,指的是《春秋经》所说的“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的社会,是《礼记-礼运》篇所讲的“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

   渭水垂钓客批评我没有站在周文王的立场上去解释这句爻辞。“群龙无首”正确的解释应当是天下大乱的一种情况,尤如随末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一样,也如商纣末年,诸侯都不听商纣的调动了,这种局面就叫“群龙无首”。在这种情况之下周文王才得到进攻复仇的好机会,所以才说吉。

   二

   “天下大同”纵非文王本意,却是孔子的最高社会理想。纵然文王演易时“群龙无首”本意如渭水垂钓客所言,毫不影响孔子将它发挥成为儒家理想社会的象征性描述。

   按着太史公所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记-孔子世家》)明确认定孔子是《易传》的作者。《汉书•艺文志》提出“三圣”说,认为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作卦辞和爻辞;孔子作传以解经。帛书《易传》及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也证实了上述说法。

   孔子对《易经》的认识与前人比有同有异。同者,预卜吉凶的占卜功能也;异者,孔子并未停留在卜筮功能上,而是增添了《易经》的道德义理因素。据帛书《要》篇载:“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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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孔子对《易经》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观其德义”上。《朱子语类》说:“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经过孔子加工的《易》已经别开生面了。根据后人的分“派”法,孔子当属于“义理派”(当然不排斥和否定《易》的象数占卜功能。)

   熊十力先生以义理析《易》,得其精髓。渭水垂钓客认为熊十力“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他对周易的研究成果难以令人信服。此言大谬。

   趋吉避凶是原初周易的最大功能,到孔子手里仍保有此功能,但范围大得多、价值高得多了,如《系辞》所说:“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大道,如斯而已者也。”同时,儒家的吉凶趋避,不仅从个人角度考虑,更进一步从社会、囯家、民族乃至人类的层面考虑。或者说,把仁义大德置于个人吉凶祸福之上。个人一般情况下当然应该“知几保身”,特殊情况下则应“成仁取义”。仁义之士关注社会,心系民生,避社会之凶,趋理想之吉,个人则不一定追求“吉,无不利”的。

   《说卦传》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孔子强调的是“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在通过仁义道德的实践以实现人性的自我完善这一过程中,个人外在的吉凶祸福,不是儒家特别重视的。孔子说过,“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十四》)。

   三

   易道广大,象数派仅视《易》为个人功利性趋吉避凶的卜筮之书,真乃管中窥豹,坐井观天。孔子一生不仅政途挫折,而且频遭大难,难道是他不懂趋吉避凶的道理吗?那是因为仁之所在不能不趋、义所当为不能不为啊!

   著名的孔子绝粮的故事,就体现了孔子和颜子不计小我、唯道是从的风范。此事在《荀子-宥坐》、《庄子-让王》、《论语-卫灵公》中皆有记载。《史记-孔子世家》最为详细生动,摘要译解大意如下:

   楚王听说孔子一行在陈蔡之间,派人聘请孔子。陈蔡两国大夫恐孔子入楚对己不利,派兵拦截。孔子师徒只好行于旷野,陷人绝粮境地。孔子为了坚定弟子们的信念,把他们叫到身旁说:《诗》里说:“不是老虎不是犀牛,徘徊在旷野是何缘由?”我为何落到这个地步?子路认为:是自身仁德不足,以致思想不被采信。子贡认为:主张不被采纳,是由于太高标,难以为人接受,不妨降低要求。孔子对子路、子贡的回答都不满意,他说:伯夷叔齐是仁者却饿死首阳山,说明仁智的人也会遭厄。至于降低标准迎合世俗,等于放弃理想,更不可。孔子问颜回怎样理解。颜回说:老师的思想是伟大的,别人不接受,那是他们的责任。“道”不修,是我们的耻辱;“道”已大修而不被用不能行,那是掌权者的耻辱。坚持不移,更显出君子的修养。孔子听了高兴地说:好样的,颜氏之子,如果将来你发了财,我愿替你当管家。

   (孔子绝粮于陈时师生间对话详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言非兕虎而循旷野也。”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言良农能善种之,未必能敛获之。”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四

   熊十力个人的遭际,可谓是那个时代的悲剧缩影。

   熊氏并非如渭水垂钓客所说的自杀而亡。据杨全昌所撰《国学大师熊十力》介绍,熊氏患肺炎而心力衰竭于1968年5月23日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1966年夏,熊十力家被抄,人被批斗,他不断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

   杨全昌据此断定熊氏临死前“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还有人说他疯了,渭水垂钓客刚断言他不知趋吉避凶,皆未免以乡愿之眼、察大雄之迹,以常人之心、度圣贤之腹。

   凭我对熊著《原儒》、《新唯识论》、《体用论》、《十力论学语要》诸书的精研,我相信熊十力绝不可能精神错乱。那种泰山岩岩壁立万仞的坚强高峻,什么个人苦难承受不了?其心之所忧、魂之所系,在民在国在天下在文化啊。那种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为中国文化的深忧,那种学绝道丧造成的巨创大悲,我更是感同身受。疯了的不是熊十力而是那个时代啊,是那个时代的亿万愚官愚民!

   那个时代,也只有熊十力及梁漱溟那样绝顶自尊自信的大儒,才敢通过各自的方式进行抗争和“卫道”。在普通人眼里,非疯而何?诗曰:苟利囯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而真正大儒心之所系,不仅是囯家和人民,更是文明和天下,是道之兴衰,天下兴亡。且不说文革那种“共业”所成之巨厄浩劫不是任何个人有力躲避的,就是可以避,想必熊氏也不屑避之!

   孟子以未得为孔子徒为憾,自许为孔子的私淑弟子;郑板桥敬仰徐渭,甘为“青藤老人门下走狗”,我于熊氏也是如此。不过熊氏过虑了。中国文化永不亡,劫波度尽又飘香。历史上中国文化一次次衰败但又一次次振兴,从未真正亡绝。孔子亡而孟子继,汉学衰而理学兴,熊氏死而老枭来。文章巨蟹横行日,世变群龙见首时,现在,中华文化新一轮蓬勃创发的时期不又开始了吗?相信不久的将来,当可酾酒告慰熊先生于九泉矣。

   2007-2-18 孤独的除夕之夜 东海一枭

   首发《自由圣火》2.19网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附:渭水垂钓客《试看所谓“自由文化运动”的文化水平------三、东海一枭的“群龙无首”的问题》:

    老枭的“群龙无首”。这里我顺便讲一个中国的易经的常识:象东海一枭先生的这种解卦的方法叫“义理派”,前边白光先生的那种断卦的方法叫“象数派”。

    而老枭认为“群龙无首”是表示世界大同的时代现象到来所以说“吉”,这也是熊十力先生的见解,这种见解很显然是错误的。我提醒老枭一句:熊十力先生是自杀的,此类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的人,他的对周易的研究成果能令人信服吗?

    周易的最大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趋吉避凶,圣人作易主要就是这个目的。对周易有一定研究的人或研究的比较好的人即使遇到灾难也能化解或虎口余生,“文王拘而演周易”就是这个道理。也可以说周文王和姜太公就是依靠这个周易的测算的运筹的功能才屡次化险为夷,最后击败了商纣王。

    熊十力先生的死虽然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迫害所致,但话说回来,当初胡适先生费尽周折向老蒋要了一架飞机到北平去准备接一些学者到台湾,结果一个都没有接出来—一个都不愿走—都准备接受中共的“思想改造”呢!—贱骨头,不挨整都不舒服的!

    这种情况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些所谓的学者教授在政治上实际上都是近视眼。对于象束星北这样的数理化类的学者我们可以谅解,但对于文史哲一类的学者就不可原谅!因为文史哲是不可能和政治分家的,尤其是研究周易的人,如果没有较深刻的政治透视力,那这个周易就白研究了。

    那个“天下大同”只是孔子一厢情愿的想象,并非周文王的本意。尤如共产主义一样只是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里的从书本到书本的简单推理,并不是所谓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周文王在当时的历史阶段里恐怕还来不及考虑人类的遥远的同时也是十分空幻的大同世界。

    系辞下传第十一章:“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此之谓易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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