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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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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泉:老枭是一只老鸟

   梁泉:老枭是一只老鸟

   

   作者:梁泉

   

   东海一枭是一个文人,也只是一个文人。

   

   在1949之后的中国,大陆的文人几乎已经灭绝,到处都是文奴,所以改革开放之后再见文人身影,其实是件好事。在我的眼中,文人是个积极的角色,而不是个贬义的词语。文人常常会拍案而起,这是中国历史的传统,是我们应该珍视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历史从来都尊重文人。但是恰如我在《社会分工与言行不一》的系列信件里说过的那样,文人毕竟是文人,不论他们如何拍案而起,都是文人的身份,文人的职业就是要坐而论道,而不是起而行之的。与文人常常会拍案而起的传统一样,文人从政更是一个大传统,对此,刘小枫在其《中国国家伦理资源的亏空》中有过很好的提示,我也就此写过专文笔记。在此不赘述。面对历史与现实,我们也许需要切记的是,不论是文人论证还是文人从政,都有可能导致文人的角色错乱。这里包涵太多历史的缘故,在此也无法展开去谈。我只想说明的是,这种文人的角色错乱往往是双重的错乱。第一重错乱是外在的,因为人们对文人有着过份的苛求,忘记了毕竟是书生的局限,与第一重错乱一样,文人自身也会在一种虚幻的情景中越位,以为自己可以在拍案而起外,还可以揭竿而起。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文人们的越位、错位与缺位。

   

   在家天下的农耕时代,文人论证或是文人从政是他们寻找社会认同的办法。但是,在“党天下”的工业时代,政党政治已经取代了传统文人那种主要的社会认同的做法,现代社会的文人角色已经变成了作家、学者的职业身份,李白杜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但是正如刘小枫在其《中国国家伦理资源的亏空》中所忧虑的那样,我们至今还找不到民族社会的共识,特别是在毛共之后的思想解放、经济开发的时候,质疑的、反叛的枭鸣与枭声四起,而这里就有东海一枭君。事实上,这些枭鸣与枭声使人们在当局的那种“政治正确”之外有了一种选择,原本让人畏惧的分庭抗礼也就成为一种常识。作为一个成长于毛主席万岁,到***万税的时代社会里的个人,我的青春时代是从“怀疑一切”开始的,所以不论是对在朝者的“政治正确”或者是在野者的“政治不正确”,我都已经能抱有那种兼容并包的心态。因为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我们都只有一个中国。在重寻共识的过程中,朝野双方都是共存的对话的关系,而不是敌我的对抗关系。

   

   记得我在写给朋友的《莫谈国是,聚众为何?》中谈到过一个细节,2003年,在广西南宁的任不寐先生家,我边帮他整理照片,边闲聊,谈到东海一枭等,他笑言,《议报》几乎就是他们几个人给撑起来的。……

   

   当年这两个在南宁的文人,现在一个依然还在南宁,一个已经移居海外。从这两个都不是广西人却曾定居广西的文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他们都是用枭鸣与枭声质疑当局的那种“政治正确”的文人,但是一个笃信儒家与佛道,一个则皈依耶和华。这是一种内向的历史与外向的开发的组合,都属于我们这个寻找新路的民族社会。对坚持在自身民族的历史中寻找归属的东海一枭来说,他的努力犹如一只迷途的老鸟在寻找那片已经远去的老林,他也许忘却了诗人马致远在其《秋思-天净沙》中所做的描述,而很多人都还记得。但是,如果没有宗教的那种语境,对致力于向外的开发的任不寐来说,人们看到的也许就是远方除了遥远就一无所有,人们就这样在左右两难中被撕裂。这样的悲剧属于很多很多人。

   

   其实,人们忘记了大自然从来没有为人类划出国界,任何国界都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文化也一样。如果我们把人类比喻为一只鸟,那么,我们就知道鸟是没有国界的,鸟所需要的只是森林和原野,而不会去问森林和原野的意义,对鸟来说,森林和原野本身就是意义。人类世界也一样。在一个完整的世界里,内向的历史与外向的开发的组合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必须的,作为一个皈依耶和华的人,我并不鄙薄自身所在的华夏历史。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理解到老枭只是一个文人,并以文人的身份去看待他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老枭是一只老鸟”,他在尽力地往内陆飞啊飞,虽然他的姿势不雅,路途遥远,方向不明,但是悲壮而凄美。

   

   

   一枭附言:先转发共赏。待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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