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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难不倒(65---68)

   东海难不倒(65---68)

   

   65、犬养氏:有句话叫“春秋责备贤者”。对于好人贤者一味求全责备,这不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吗?一个人成了“贤者”,他承受的道德期望值就越高,也越容易受社会公众的道德审判。这岂非意味着一生背上了一道精神枷锁和道德枷锁?难怪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称,“《春秋》责备贤者”为中国文化一个使人伤心欲绝的现象。柏杨指出:“责备贤者”与“嫉妒”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鸡蛋里找骨头,但形式上却不相同,“责备贤者”因有美丽的外套,所以就更恶毒、更害人。呜呼,我们给“贤者”的爱太少,而只一味地责备,责备,责备,责备,责备。

   东海老人答:

   贤者,指才德兼备的人。在春秋的前后阶段,贤者一词,有时也用来指当权者。责备贤者,是因为贤者承担着更高更多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责任。正己而后正人,贤者者就应该接受更高更严的道德要求和制度约束。这与西方民主社会对当政者高标准严要求是一样的道理。对于普通民众,原儒并不苛责,《尚书》中就有“无求备于一夫”之训。

   柏杨先生是中华文化的门外汉,他对中华文化的指责批判,充满了偏见误会歪解戏论,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对于“《春秋》责备贤者”,南怀瑾的理解比柏杨正确深刻多了。特引两段“南话”供学习:

   一、“《春秋》责备贤者”,社会搞坏了,历史搞坏了,社会领导坏了,与老百姓无管,《春秋》要批评的是历史上负责的人。因为老百姓是被教育者,而你是负责教育,你有这个责任。这就是《春秋》的道理。(《庄子讲记》)。

   二、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中有一句“《春秋》责备贤者”的惯用语。这是说明孔子作《春秋》的主要宗旨,是为了时代的衰颓,社会风气的败坏,尽他对于历史的责任。他并不苛责一般人,因一般人大都是盲从的,听命的;他责备的是领导者,当权者,或者有道德学问而负这种责任的贤者。倘使这些人搞错了方向,会导致历史的重大罪过,因此《春秋》以中正责备贤者。(《论语别裁》)

   

   

   66、凯子王:东老您好:刚修好电脑,就在独立看到了您的答复.您的道理十分精辟.然知易行难,却是个十分普遍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将古老的学说联系,并应用到当前的现实之中,实在让人头痛.

   东海老人答:

   有前辈夸我在古诗词和孔孟之学上的造诣,我的回答是:古诗词造诣要“载道”才有价值,“孔孟之学上的造诣”要体现于生活和实践中才有价值,这正是我努力的。

   儒学最重实践。关于“如何将古老的学说联系,并应用到当前的现实之中”,可分为两个方面讲。生活、道德实践方面,儒家道德可以随时随地体现于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日常生活之中;政治、社会实践方面,有待于外在条件的配合与社会机缘的成熟。也就是说,能否成就外王事业,实现政治文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能否从民主化开始儒化政治儒化社会,儒者只能尽心尽力,“尽人事而听天命。”。老枭之言得不到信任,不是老枭的错;东海之道得不到推行,不是儒学的错。

   孔子曾被围困在陈蔡两国之间,泰然自若,琴歌不绝,而且通过孔子与子路、子贡和颜回三位弟子的对话,生动地展现了孔子师徒丰富通达的生命经验和乐天知命的圣贤风范。尽管周游奔波栖栖皇皇,没有人接受自己的主张,但孔子师徒忧道的同时又是这样的快乐满足。特别是下面这一段对话,充分展示了“孔颜之乐”的深厚内蕴,值得认真三读:

   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史记-孔子世家》

   翻一下:孔子说:“不是兕,不是虎,却要在旷野上奔波,我所倡行的道莫非不对吗?我为什么落到这田地?”颜渊说:“夫子之道达到了最高境界,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够采纳;虽然如此,夫子已尽力去推行,不被采纳,对夫子之道有何伤害呢,这才正显示出君子的高度来。不修养正道是我们的耻辱,修养了正道而不被应用,那是国家领导人的耻辱。”孔子温和地笑道:“颜回竟然有这样的见识!如果你发了财,我替你管账。”

   

   

   67、有巢氏:有人问:孔子说:仁者寿。孔子又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身取义。身体被杀而成仁,那他又怎么长寿呢?身体舍去了以取义,那他又怎么长寿呢?

   有人是这样解释的:孔孟所讲的长寿不是世俗寿命,而是象毛泽东说了,有些人死了,可他们还活在我们心中;有些人活着,可他早不在我们心中。这样的解释对吗?

   东海老人答:

   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有些人活着,却已经死了。这是臧克家的诗吧。这样解释“仁者寿”,太现代了,当然是不对的。一般正常情况下,仁者卫生保身有道,故长寿。但仁者不能为寿而寿,特殊情况下应该舍寿舍身、成仁取义。

   面对任何事情,仁者都是以仁为本,智勇双全,对待生死更是如此。首先有大勇。必要的时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

   但也不轻死,那是蛮汉。“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有人问王阳明关于节义的问题,他认为以一死成仁取义乃特殊情况下的权道,不是儒家正常的家法。王阳明弟子王艮更重视"知几保身",认为孔子称美的"殷有三仁"中,"微子之去,知几保身,上也"(见《王心斋语录》)

   对于儒家生死观,钱穆说得最好最透最正确:“人固准备着随时随地可死,以待此忽然死期之来临。但同时,人亦该准备着随时可以不死,以待此忽然死期之还未来临。-----上述两大义,正是儒家孔孟所以教人解脱此有我之身与有身之死之两大限之种种迷惘牵累之苦痛。若明白得此两义,将见人生如海阔天空,鸢飞鱼跃,活泼泼地,本身当前即是一圆满俱足,即是一无限自由,更何所谓苦痛,而亦何须更向别处去求真理寻快乐?更何待于期求无我与无生,归向上帝与天国?此是中国圣人孔孟,对人生不求解脱而自解脱之当下人人可以实证亲验之道义所在。”(《人生十论--如何解脱人生之苦痛》)。(详见枭文《我是仁者我怕谁!》)

   

   

   68、有巢氏:你不入基教可以理解,但你佛学修养颇高,谈起来头头是道,据说曾差点出了家,为什么最后仍然入了儒门?

   东海老人答:

   我出入儒佛道诸家兼博览其它宗教,最后皈本于儒,是一种极为认真严肃的选择,其中甘苦,实在一言难尽。我在《吾家自有大神通!》中说过:

   三十八岁以前儒佛道(兼及西学)并皆好之,于诸家精义可谓锱蛛必较、毫厘必争,尤感儒佛两家各极其妙。然终觉佛学于理有偏,于境过寂,于心未契,于我文明政治、文化中华之志不符。三八以后,不弃其它而偏重儒家,为进一步博学之慎思之明辨之,关闭公司,息交绝游,上求下索,如醉如痴,其中的大悲极乐,似死复生,不足为外人道也。不惑之年,豁然开朗,一切无惑,真有一种百炼钢出、九转丹成、“忽尔天门顶中破”之感。用佛学的话说,一切逆缘都成了顺缘,所有“分别念”都成了我本性的奴仆。从此归根复命,大本确立,乾坤定矣!

   之所以未能终入佛门,除了感觉佛学于理有偏、于境过寂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佛教某些方面不够正常,“神叨叨的”,未能让我说服自己,完全相信之------我不能不对自己的良知和生命负责。

   佛教历史上“神迹”无数,如华严之出自龙宫,深密、瑜伽弥勒由兜率降中印土而说出,佛经中释尊开讲,除金刚经等少数经典外,往往放光动地,奇妙莫测。佛徒往往借以证明佛法之不可思议。不知此乃释尊入灭之后,其弟子及后世佛徒对释尊之神化而已。哪有人世事实可以证明?这也是“于理有偏”的表现之一。

   信仰是最来不得一点虚假的。对于政客、小知识分子分子及普通民众来说,来一点虚假可以理解和饶恕,一个大分子分子在这方面必须绝对真诚。不能因为政治以及其它各种原因而将就。老枭在一些方面可以“从权”,可以将就,这方面绝对不可以。那些为了各种外在原因随随便便就皈依什么神、信仰什么教的人,我是视之为信仰嫖客的。

   这里先说为什么不入佛门。最后入了儒门,当然是由于儒家义理与枭心契合无间了,具体说来话长,兹不详论。至于差点出家,乃少年荒唐事,不说也罢。2007-11-4

   民主论坛 上载:[2007-11-04] 修订:[2007-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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