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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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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啥都应义利明

   干啥都应义利明

   ----读朱立熙《南韩KBS的儒商特辑》有感

   

   朱立熙《南韩KBS的儒商特辑》是一篇有理有据的好文章。作者介绍了他翻译的KBS“儒家文明大长征”的特辑节目中关于“先义后利”的儒商精神。同样都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中、台、韩、日四国,都把儒家思想反映在日常生活与商业文化里。韩国人相信,在二十一世纪这个亚洲人的世纪里,儒家文化发展出来的儒商精神,将要取代基督教文明的所引领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作者把“韩国这几年的发展突飞猛进、台湾却一路退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先义后利”这个儒商基本的信念的暂时性欠缺。此言于我心有戚戚焉。中国近现以来,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学术各方面一路退步的根本原因,何尝不是儒家文化的持久衰微特别是义利观的持久颠倒错误所致?

   

   不仅在儒商伦理中,在儒家个人伦理、社会伦理、政治伦理也一样,义与利并不是冲突的。不仅不冲突,而且义亦是利,相辅相成。原儒义利观(道德与利益的关系)是: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以义制利,求利有道,利合乎义,义利并重,义利并得。

   

   儒家大经《易》曰“利者,义之和也”,义之和就是利。可见原儒在讲到义利问题时,义字本身就包含了正当适宜的利益因素在里面,合情合理的利就是义,公利公益更是大义。原儒强调君子爱利,取之有道,要用道德统率利益,也就是说在追求利益的时候要接受道德的制约,而道德的行为必然给人带来长远的利益。

   

   从心灵的角度看,言论有理、行为合理、待人以诚、为友有信、爱财有道,在“低层”讲能心安理得,就高处言则有希望证道立命,“透彻义利界,建立天地心”,岂非大利乎?从事业角度看,仁者人见人亲,义者人见人敬,礼者人见人尊,智者人见人助,信者人见人信,干什么事业都顺利些,岂非大利乎?古人云:利不若义,义不若意。意之使人,能动天地。在这里,义、意一致。若不知义,哪能诚意?

   

   相反,取了不义之利,心不安,扪之有愧,一不利也;人不服或法不容,或后患无穷,二不利也。宋陈普《孟子-义利》诗写得好:利出私情害万端,义循天理乐而安。是非得失分霄壤,相去其初一发间。义利关头,来不得丝毫苟且啊,义利之差虽一毫,其谬遂至于千里啊,为了眼前一时的不义之利,古今中外多少英雄身败名裂甚至惹来杀身之祸。为义而死,纵不千古留芳,也是心安理得,但为利而亡,值得吗?

   

   从社会角度看,一个道德普遍高尚、人人都很君子的社会,当然是各方面都好,都“合算”,岂仅交易成本低而已?在政治上,到了现代,更是义利一体矣。我在《道义,最大的利益!---小论儒家义利观》中早已深刻指出:

   

   道义不是利益,却是一切利益中最大的利益,是一切利益的基础和根本。仁者无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些古训,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世界各国的发展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君不见多数民主国家民富国强;而专制特权国家,民众主活国家实力也都差?各国的富贫强弱,原因无比复杂,因“国”而异,但道义形象的优劣,也是其中要因之一。

   

   《资治通鉴》也有这样一段关于义利之辨的精彩议论: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

   

   孟子的老师子思说,没有仁义,何来利益?政治最讲利益,仁义就是利益,利益是仁义的结果。司马迁认为,孟子与子思的话,言辞有异而道理相同。子思对孟子强调利益,孟子对梁王强调道义,是为了因人设教。老枭认为,不论对个人还是对集体、对民众还是对国家而言,儒家的义利观都是最合情又合理、中正而适宜的。

   

   朱文指出,东方社会传统文化轻商、轻利、反物质。东方社会确有此倾向,主要是佛道思想的深度浸润所致,其次是后儒对原儒“大道”的偏离所致。原儒不轻利,如上所述;也不轻商,子贡就是大商家;更不反物质。《大易》讲“曲成万物”,《大学》讲“格物致知”,可惜后世解偏了,把“格致”等视为纯心灵的活动了。

   2007-6-23东海一枭

   首发《民主论坛》2007-6-23 http://asiadem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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