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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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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四论

本体四论

   至真至实妙难宣,一点良知薪火传。

   易俗移风供我用,回天立命赖其权。

   重磨孔孟千秋笔,来画河山万里笺。

   所欲随心不逾矩,凌空一指月儿圆。

    ------自题《本体四论》

   一、从老庄批孔说起

   道家的政治思想太过理想化,要么适用于原始社会,要么适用于即太平世,唯独不适用于据乱世和升平世。庄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之类批儒之言,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极不当机。因为,大道已失,为应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必须要有基于仁义道德的制度创新和社会行为规范。

   太平大同之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群龙无首,无所谓圣不圣人,当然也没有大盗了。但在据乱世和升平世,人性堕落,盗贼难免,道德和制度缺一不可。此时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就错之极矣。难道没有圣人,难道把所有有德之士杀掉,大盗就止了么?显然行不通。难怪荀子斥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又说什么“相濡以沫,未若相忘于江湖”,相忘于江湖固然好,但江湖早已变成一片沙滩,倘不相濡以沫,只有焦渴而死,相濡以沫是次优也是唯一的选择也。

   特别是老庄后学对孔子和儒家的批评,不是迂腐腾腾不对症,就是傻里巴几不当机,不是无的放矢虚树靶子,就是有意歪曲丑化嘲笑。《庄子-杂篇》中的《渔父》篇,通过“渔父”之口指斥儒家,借此阐述了“持守其真”还归自然的主张。本篇历来被认为是伪作,但篇中思想跟庄子一贯的主张有相通之处,守真和“受于天”的思想也与内篇的观点相一致,故仍可视为庄派后学之作。

   《渔父》篇以及《庄子》书中多数地方论及孔子时,是作为寓言的对象出现的,因此应该不是庄子本人心目中真正的的孔子形象。庄子站在“道”的层面,在“寓言”中对孔子固有批评嘲弄和贬损,但在“庄言”时仍禁不住发出“吾且不得及彼乎”的高度赞叹。《寓言篇》中有一段庄子和惠子关于孔子的对话,是以“庄语”表达的(《寓言篇》虽然名“寓言”,但讨论寓言、重言与卮言的方式、语调都是“庄语”)。在这段对话中,庄子由衷地表达了对孔子的敬佩。

   

   “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庄子曰:“孔子谢之矣,而其未之尝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

   对这段对话的解读,以李英华《“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阐微——兼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一文最为精确。李英华认为,庄子在这里对孔子的评价相当符合孔子的思想。他说:

   所谓“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若不拘限于“六十”这字面意思,实质上是指孔子一生都是与时俱化;所谓“孔子谢之矣,而其未之尝言”,《论语-宪问》所记载的孔子与子贡的对话中有“予欲无言”之叹;所谓孔子“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这是庄子从人性自然论出发赞美孔子非凡的天资禀赋,实即赞美孔子从天道、自然中禀赋自然人性;所谓“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即指孔子关于利义之辨的思想以及由此体现出孔子的高尚品格和深厚德行,不仅使人口服,而且使人心服…等等。

   另外,古今道家常以孔子问礼于老子一事来抬老贬孔。关于此事,熊十力师认为是老子后学为了绌孔以尊老而造此谣。我觉得,孔子好学,向作过周朝图书馆长的老子问礼,是有可能的,由衷地尊重赞叹也是情理之常,但丝毫不影响孔子对仁道“执善固执”的坚定,不象老庄后学所描述的,一付诚惶诚恐虔诚受教、想拜师而不得的模样而已。孔子在周游列国途中也对其他“道不同”的隐士也颇为尊重。老枭赞美一些民主志士和佛门高士,并不表示对他们反儒立场的认同。道理是一样的。

   二、何谓真

   在《渔父》篇中,渔父对孔子“性服忠信、身形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乃是“苦心劳形以危其真”的批评,也是既不知孔子、又不顾现实的。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忠信仁义礼乐人伦”是必要的。同时“礼乐人伦”虽有“人为”的成份,并非就一定是伪的。

   《老子》曰“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义,失义而後礼。”、“大道废,有仁义”,庄子“有亲,非仁也”云云,如果作为历史事实的陈述,无疑有些道理。如果用老庄一些话来反驳儒家的“忠信仁义礼乐人伦”,则谬之甚矣。儒家强调礼以义为本、义以仁为本、仁以德为本、德以道为本。“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之后,“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礼记-礼运》),已是最好的结果了。

   不过,《渔父》篇中借客(渔父)之口对“真”的阐述相当精彩,这也是儒道两家共有的思想。

   孔子愀然曰:“请问?”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事亲以适,不论所以矣;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处丧以哀,无问其礼矣。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于人伪而晚闻大道也。

   需要说明的是,强哭强怒强亲的不精不诚的表现,也是孔子所反对的;事亲慈孝、事君忠贞、饮酒欢乐、处丧悲哀,正是儒家所提倡的。只不过儒家“贵真”的同时也重礼,不象道家,把“世俗之所为也”的礼与“受于天”的真截然对立起来。这都是上文不准确处。

   佛学有戒定慧之别,如果说“真”相当于“真如”及认证真如的智慧,礼就相当于戒律。象慧能那样不戒而戒,不定而定,大慧天生,“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的上上根上上智者,世间毕竟极少,绝大多数人要想识心见性,离不开“戒”。在佛教,戒律是大多数人发“慧”证“真”的前提,在儒家,“礼”是大多数人“法天贵真”的保障。

   各大门派的政治观、人生论,最终取决于其本体论。道家之所以只重道而蔑弃德仁义礼的规范,只知“道”而不知“礼乐人伦”的重要,与其对“道”的认识偏于虚静有关,故有道无德,有“天”无“人”,重本轻末,重内轻外,一味强调“自然”,人生重超脱,政治倡无为。不象儒家的道体,具有至诚无息、至善至仁“天行健”的特征,自然就特别重视道德的建设,追求制度的完善。

   三、本性本体皆至真

   庄子或其后学借渔父之口言“真者,精诚之至也”,把至精至诚视为“真”的核心内涵。这个真,不仅是道家最高的“道”和人生最高的境界,也是儒家的本体特征和人格理想。

   老子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认为,道是空虚的,但又不是绝对的空虚,恍恍惚惚悟中有“象”有“物”。老子描述这恍兮惚兮的道用了三个字:“精”、“真”、“信”。“精”即此物象之精粹、精华,是其核心、灵魂之所在,一切物象发生、存在的根本。

   老子又强调:“其精甚真”。虽然物、象在人们心目中是恍恍惚惚的,但这“精”却是真实的存在。“其中有信”,道是真实可信的。老子这里的“真”,是表述道的自然本质本相和本色的一种状态,是“道”最重要的属性。

   儒家则以“诚”为人性和天道之“真”。孔子虽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认为天道自然,但毕竟对“性与天道”谈得少,他的孙子子思在《中庸》中用“诚”字概括了“性与天道”的本质: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子思强调以自我之诚实现天道之诚:“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意谓人性与天道相通,人只要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就可以“知天”,从而与天地同尊,与天地合德,上下与天地同流,参赞天地之化育。

   

   于老子,“信”是“真”的一种效应状态,在儒家,“信”是“诚”的一种效应状态,乃至可说,“信”是“真”和“诚”的代指词。在子思提出以“诚”若真之前,孔子及其嫡系弟子已经常用“信”代指他们的“真”或“诚”之意。这在《论语》、《春秋》中有大量凭据。在《论语》中与“信”同时出现的还有另一个表述“真”的意义,在当时亦与“诚”等义的字━━“情”。“真”的多义之一是“情”,“情”的初义是“真”。

   关于“真”有“诚”、“信”、“情”、“实”等义,陈良运所著的《美的考索/中国美学范畴丛书》中第三章第一节 “真——精、诚、信、情、实”中有相当翔实的论证,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四、道的代言人

   “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反过来,“真在内者,神动于外”,至精至诚,必能动人。“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精诚之功也。人事如此,文章更是如此,必求情真理真,言情激荡,说理透彻,慷慨淋漓,那就不仅感人动心,而且惊神泣鬼!

   从虫鱼花草写到山河大地,写到人生、社会、宇宙之常道大道,酒籍肉帐,悉成佳编,怒骂嬉笑,无非至论。亦雅亦俗,大俗大雅,独辟蹊径,一空依傍,自然灵气,生命大气,恍惚而来,莫可名状,同时,文如其人,言行一致,字字能从纸上立,句句皆从肺腑来。这才是天地间的雄文、妙文,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这就是我说过的“有一种文章乃是以枭文为代表的血泪浇铸、大爱充沛的奇文辣章”也。“或片纸短幅,寸人豆马;或长河巨浪,汹汹崩屋;或流水孤村,寒鸦古木;或岚烟草树,苍狗白衣;或彝鼎商周,丘索坟典,凡天地间奇伟灵异,高朗古宕之气,犹及见于是编,神矣化矣!” (汤显祖《合奇序》)

   汉王充在《论衡-感虚篇》写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超奇》篇云: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辞墨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互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 江进之在《亘史外记》中夸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曰:“此等文字,终晋之世不多见,即终古亦不多见。彼其情真语真,句句都从肺肠流出,自然高古,自然绝特,所以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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