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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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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魏老大,谁敢不低头!

见了魏老大,谁敢不低头!
   ----兼批利己主义并论儒家传统
   一
   有人批评老枭好骂,答曰:猪肉就是上天造来让人吃的,瓜子就是上天造来让我骂的!难不成要向盘中的瓜子猪肉们客客气气表达思想?枭言引来魏京生一声哈哈道:老枭的口气的确像个枭雄,俺们大家都成了你的盘中餐了,甚至只是几个瓜子。
   在下固然枭得很,对于真正的仁智勇者,却是打心眼里尊敬!老魏不仅大有豪气,而且大有见识(其实两者相辅相成。从来英雄不瓜子,自古瓜子不英雄。真英雄自然通人情达天理。)我如把老魏也当盘中餐,就真成妄人鸟人了!如果疾恶不如仇、执善不固执、见了美人不夸、见了英雄不拜,还配叫老枭么!
   尽管英雄人物肯定也有各种大大小小的缺点不足,但其胸襟气度眼光胆识理想追求其大人格,终究非凡情可测。小市民们每每以自已的心理、世间的常识去窥测“大人”的思想理想心态动机,坐井观天耳。遗憾的是这种贼眉鼠眼的小市民,当今中国特别多,思想界民运界也不少呢。与普通小市民不同的是,思想界民运界的小市民往往“剥”了些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性恶论及心理学等理论披挂在身的。在毫无文化根基的国人眼里,俨然饱学之士博得很哩。
   郁达夫名言曰: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前一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后一句实含至理。生于这个时代,英雄有两重的悲哀:不仅遭受强权的迫害,还要遭受“用理论武装起来的”弱者的侮辱!很多人斥我狂妄,其实那些动辄到英雄头上拉屎、用利己主义的标尺在英雄身上测来量去的“伪自由主义”者,才是彻头彻尾的妄人!
   老魏等前辈英雄的大名,被封锁已久,少数国民纵然记得或知道他们,也是一鳞半爪。相信中共宣传者,斥以“卖国求荣”,受到“西学”(指经过“伪自由派”扭曲的西学)影响者,视为“别有私心”。浊世处处大不平,我为弱势民众、也为英雄人物抱不平呀。
   二
   一向是交友只问品德,不及其它。对方职业、地位、学问怎样,当然是“不及”,对方思想观点、文化立场如何,也一样“不及”。以前总以为,观点是观点,品行归品行,两个问题,范畴不同,互不搭界。
   一般而言,观点立场如何与品质好坏道德高低之间确没有明显的关系。大量枭友,或反共或拥共,或体制外或体制内,或中华文化或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或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中或儒或道或墨或佛,等等,思想殊异立场不同,但不影响他们的品德,不影响我们的友谊。
   但我逐步发现,观点立场与人品道德两者之间还是存在或明或暗的联系的。一个人的行为往往间接受其思想影响或直接受其观点引导,学力智力的残疾很可能会导致人品道德的残疾。最明显的是,自由主义者中一部分极端性恶主义、利己主义论者,他们的行为人格亦难免受到偏颇或错误的观念的影响而变得可疑起来。
   老枭以前对反共派、自由门人士有一种盲目的崇敬(现在当然在整体上仍然保持基本敬意),后来通过一些直接、间接的了解,如友人相告及亲身的感受等,发现一些人的品质实在不乍的,虽然挂着自由主义羊头,其实却是极端利己主义或犬儒主义者,与一般小市民没啥区别,甚至某些方面更加狭隘、自私、贪婪、鄙陋、轻浮、猥琐!
   同时,极端性恶论者很难善眼看人,极端利己论者很难相信别人的善言善行和利他动机。贼心测人,难免个个皆有贼心;鼠眼看人,往往会人人皆成鼠样。(上述枭言不能绝对化理解。自由主义者、性恶论者不一定都是利己主义者,利己主义论者不一定是行为上的极端利己的。同时,极端利己主义论者也不乏某种思想真诚,这都是需要郑重说明的)。
   并非说这类人本质怎样不好,他们的本性不会比老魏坏,只不过是缺乏反己功夫,又受到环境的污染、恶欲的遮蔽、偏见的导向,未能明见自性。所以,这类人受本能驱使稀里糊涂时,反会产生利他的行为和动机,一旦“明白”过来,完了,悔了!逻辑地推理,这类人参与民运,如非投机,如非某种“机遇”下迫不得已的选择,就属于一时冲动所干下的、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去干的“傻事”!
   我期待一些人能有朝一日真正地明白过来,把干“傻事”的至善本能主动扩展开来提升起来,从而找到生命的大根本,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正确地认识他人-----特别是象老魏这类前辈和先锋。
   三
   我视老魏为真英雄,不仅因为他是民运老前辈,还由于他颇有深度的思想见识和对传统文化的推崇。所谓言为心声,且不说当初第五个现代化的呼吁,在近年一些短文及跟帖中,在在透露出其人格之大。
   天以道成,道为德本;人以德立,德为人本。道德是人与其它天地万物的根本区别所在。不论个体生命也好,人类社会也好,都要以道德为本的。世间一切刑律法度也要本乎道德,不然就是恶法恶制。可有人却以利己为“真理”,视道德为工具,长篇大论,一派汪洋,错得一踏糊涂。
   老魏提醒道: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杜兄取法乎下(及格而已),能得乎个什么呢?给现在的道德低下找个借口罢了。对别人应该取法乎下;对自己应该取法乎上。老魏进一步指出:“取法乎”用现代口语说就是行为标准、行为规则、学习榜样,不是指读书学习知识。
   寥寥数语,一针见血!能在道德上对自己“取法乎上”者是值得信任的,老魏其言与其行完全一致,这与其传统文化方面的修养有关。老魏曾谈及他“尊重儒学和孔子的来历”云:
   小时候读书大家都一样,学的是五四以来的“西学”。偏偏我父亲和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师张广酉(人大语文系副主任、右派)都是老夫子出身。合伙非逼着我读那让人不屑的古文,说是文字功底非从此打下不可。
   文革时参加反江青反毛的“联动”失败以后,因被公安部通缉逃到乡下避难。每夜挑灯苦读马列之余,发现中国的农村社会不是五四那些作家写得那样。五四对中国社会的描述是不是错了?中共据此设计的理论是不是错了?马列为什么能在中国成功?由此而开始有兴趣研究一下农民们奉为圭臬的孔夫子。从农村草房的阁楼上找出了我父亲年轻时读过的一大堆木刻本旧书,乱读了一气。未得甚解,就赶潮流当兵去了。
   在军中接触的战友来自全国各地,部队也从南调到北。总的感觉是各地的文化差异很大,但有个共同的纽带就是儒家文化。不仅道德规范,行为的基本规则都是一致的。后来研究学问才懂得,这是一个民族能够凝聚在一起的基本要素。于是在野营拉练之余,常到老乡家找些没被破四旧烧掉的旧书看,包括小说。
   我发现书中的儒学色彩缤纷,但不如生活中的儒学来的根深蒂固。文革搞得那么乱,社会生活仍然有条不紊。靠的就是这种共同遵循的行为规则,而不是什么人民总理周恩来。口头文化和戏曲文化是传播儒家思想的有效工具,和现在的电影电视一样。忠、孝、节、义,还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等。早已融化在人民的行为规范中了,调节着日常的社会关系,维持着社会的运转。是这个民族和国家没被疯子们毁掉的根本原因。这很像北美早期的移民,在没有政府关照的情况下,紧紧依靠宗教赋予的行为规范,很好的调节着社会关系,维持了社会的运转。这是维持社会基本单元存在的基因,有了他才会有更高级的功能器官。并渐渐形成了美国的民主传统,美国有个很大的基金会就叫传统基金会。中国的传统有什么不好之处,以至不能拥有民主制度吗?
   看了多年。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不会阻碍民主制度的实行,其中很多内容甚至是被西方的先哲们借用了发展起西方的民主文化。怎么反倒说中国不行呢。现代史学研究有证据说明西方的人权观念(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是借鉴了中国文化。用以证明其可行性,用以对抗中世纪野蛮的宗教专制。那时的中国文明倒是西方的一盏明灯,这让专门拿洋人吓唬中国老百姓的五四文人很没面子。
   我刚来美国时,哈佛大学的朋友们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安排了一次讲演(这是江泽民几个月前欲求而不得的,他只好降格到费正清中心讲演),主持人还是傅高义。其中有问到当时甚嚣尘上的“亚洲特殊价值观”的问题。我回答说亚洲并没有什么特殊价值观,共产党价值观是你们西方的价值观(哄笑)。正相反,你们西方的人人平等的人权民主价值观,倒是借鉴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并让他们看看西方近代法学鼻祖孟德斯鸠的书。
   当时我的翻译拉拉我的衣服小声说:别说错了。讲演完后他又提醒我,说话要有根据。我问他读过孟德斯鸠的书吗?你们美国人连最基本的书都不读,不知道自己的理论基础是从哪儿来的。他回去找到《论法的精神》读完了说:果然如此。我的第二任秘书(现在北京当记者)听说这个故事后补充道,她的老师(耶鲁著名汉学家)专门研究了这段历史,发现孟德斯鸠不是道听途说。而是有一个出身上层的中国流亡者在他家住了二十多年,悉心讲解的中国文化被孟德斯鸠记载在三十多本日记中。孟说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总之。中国的两千年市场经济文化,积累了很多适合民主政治的条件,但缺少民主政治的设计,所以总在那儿原地打转。中国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用专制皇权统治市场经济。邓、江、胡想走的就是这条路。儒家思想的很多内容也很适合这条路,这是新儒家得宠的原因。但时代不同了,中国迅速腐败的现实说明循环的速度大大加快了。王朝崩溃不用等二百多年。老共最欣赏的是汉以后的儒学,那是传统的统治学。我们欣赏的是孔子那几代人的生机勃勃的思想传统,不一定非叫儒学吧。压抑过分的儒学里生长不出人权民主的思想,完全西方的思想也很难在中国百姓头脑里扎根。共产主义就是个教训。
   可见老魏尊儒,其来有自,其中有家门、师门的关系,更有他亲身的体验。特别是他对儒家文化的深刻理解、对儒家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独到认识,值得广大民运战士和自由人士深长思。老魏对汉以后的儒学“压抑过分”的评价,与熊十力师异曲同工。
   熊师把秦汉以后儒学统称为“小康之学”,认为是后儒对孔学的背叛,秦汉以后历史一片黑暗。老枭则以为,熊师过于理想化了。“小康之学”与“大同之学”一样源出孔子,“小康之学”是孔子中期思想,体现了儒学中现实主义的一面,体现了孔子的“权道”思想和对历史现实的尊重。秦汉以后的历史黑暗与光明并存,尤其是汉唐宋诸王朝的光明度是相当高的,那正是小康之学的功绩。在古代实行大同之学,毕竟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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