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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刘世遵先生《《忆广场战友》》

   
   
    刘世遵:忆广场战友--温杰老师
   
   

   
   作者: 来源: 发布日期: 9/30/2004 11:40:14 AM
   
   
   忆广场战友--温杰老师
   
   ——为纪念“六四”十周年而作
   
   刘世遵
   
   
   1991年5月,我从“六四”带来的悲怆中走出,应聘为一家日本独资企业的生产科长。同年9月,被派往日本研修。在日本研修期间,日本朋友为我们订了1份报纸--朝日新闻。每日凌晨4时,它便被送到我们僚中,因此每日起床后阅读这份报纸便成了我的习惯。
   
   1991年12月30日,当我同往常一样,阅读朝日新闻时,一则简讯浸湿了我的眼睛。“民主化运动指导者温杰氏的葬仪:北京市的警察当局对1989年的民主化运动指导者温杰氏的葬仪参列者5人给以逮捕。”
   
   再清楚不过了,这位死难者温杰,就是我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老师,我可敬的战友--温杰。
   
   1989年5月14日深夜,王丹召集各校学生代表会议,商讨是否撤离天安门广场问题,因为次日戈尔巴乔夫访华要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我作为我校自治会负责人、学生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各校代表各抒己见,有主张各自撤回学校的,有主张撤到北师大的,有主张坚守的。我没有表态,而是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具有一处同天安门广场相同容量和相同影响力的地方?如果有,我们可以去,如果没有,我们只能坚守在这里,当然,也不能不考虑戈氏访华的礼仪问题。”最后,代表们决定,将广场北侧让出来,全部移到纪念碑东侧。移动后,我们学院的位置是纪念碑正东方。
   
   15日上午,我院第二批师生来了,我站在一个三轮人力车上演讲,主要讲了我们为什么由纪念碑北侧移到纪念碑东侧,为什么我们要坚守广场,在广场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注意些什么。当我讲完话,从三轮车上跳下来后,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握住了我的手,他拥有一双有力的手,一双充满睿智的眼睛,一个俊俏的脸庞,他就是温杰。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相识,在以后的交谈中知道:他是北大历史系硕士,毕业后分配在我院任历史教员。
   
   自从我们这次握手,我俩就成了广场上的朋友和战友,共同解决同学们在广场上的生活问题,共同探讨学运中出现的现象。在5月20日戒严前,我们探讨最多的话题是如何避免在学运高潮阶段,学生们表现出来的一些不良倾向,学运与民运的关系及学运和民运的发展方向…等等。在同他的交流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他的思维明显超前于大多数师生,他成了我认识许多问题的老师。在这期间,他还写了许多文章,其中一篇内容如下:”近一个月来,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能够得到全国各界群众的广泛支持,这既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也是…,但近几天的事态发展却愈发使人感到焦虑和不安,这种焦虑不安恰恰是由于运动的不断展开而日趋暴露出我们自身弱点造成的,其表现为:1、基本政治纲领的空缺,直接导致了狂热、盲动的倾向和情绪化口号的产生。2、虽然我们以“民主自由”为奋斗目标,但在自身建设上却缺乏民主化的通盘考虑、尤其表现在组织手段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民主程序上。3、同样,由于在活动组织和财务处置等方面的缺乏民主及表现出短期化行为,不仅造成人力物力的大量浪费,而且还造成了不同学校间的苦乐不均,影响了团结,破坏了士气…。首先,在基本政纲上,我们认为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推动有关当局从速开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日益滞后、脱节的政治体制改革…其次,在自身组织建设上…,我们无法以非民主的形式达到民主的目的…,第三,…。我们认为,大学生绝对不怕棒杀,但却要警惕捧杀,越是受到群众支持,越要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大约在5月18日,我俩决定就学运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及学运发展方向问题同广场上其他学校的负责人进行交流,我俩分别走访了北京化工学院、经济学院、邮电学院、金融学院、外语学院,物资学院、轻工学院、中医学院、计算机学院等十二所学校。大家一致认为学运的走向是十分重要的大事,有必要同“高自联”的负责人共同探讨。这样,我们就找到了“高自联”常委张伯笠,我们约定在5月20日上午进行全面分析、交流,但这次重要会议因为二十日开始的戒严令而不得不取消了。我们的工作重点也随之转移了。尽管这次约会没能实现,但在同各校代表的沟通中,在同温杰老师的交流中,我对民运有了新的认识,这些认识至今仍影响着我。
   
   19日深夜和20日凌晨,由于李鹏戒严令的发出,各种信息汇集到广场。“高自联”的一位负责人宣布:“各校同学请做好撤离准备”,指令一下,同学们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情绪和反响,我不得不让自治会的其他成员作出撤离准备,同时,我把北京服装学院的校旗重重地交到温杰老师手里,我高声向同学们呼喊:“北服的同学们,在撤离的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请自觉跟随我们的校旗,这是由我们的老师温杰亲手擎起的校旗--。”二十分钟过去,广播中又出现了坚强的女声,她是柴铃。她呼吁:广场上的同学们要坚守广场,同时领着广场上全体师生庄严宣誓:“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尊严,为了民主和自由事业,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宣誓--”我知道,我和温杰老师是在泪水中喊出誓词的。这一宣誓,改变了我的命运,划出了我以后的人生轨迹;同样,温杰老师就在这誓词声中永远铭刻于我的心中。
   
   宣誓完毕,同学们都表现出异常的自信和坚强,我随即组织了四支敢死队,任命了队长,并交待了各队任务,分发了所需的物品:每人一块湿毛巾,一副手套,以及手电筒。我们幼稚地认为:戒严部队一定是用催泪弹来驱赶我们,只要催泪弹落到我们身边,敢死队成员就用湿毛巾包住,并把它扔到别处。直到今天,我还庆幸戒严部队那天没入广场,否则,我们的同学们哪能追到机枪子弹、哪能搬动沉重的坦克啊!我又怎能对得起我的同学们。敢死队的组建是每队二十人,前后用了不足5分钟便告完成,有大量的女同学一定要加入,考虑到女同学的一些特定情况,决定都由男同学组成,这样,劝说那些泪流满面、紧追不舍,一定要加入的女同学们的事,就由温杰老师做了。至今,我时常想起当时的情景,想起那些不知姓名、可亲可爱的同学们。
   
   由于连日来少吃少睡(每夜12点还有例会)5月21日上午我晕倒在广场上,被送往协和医院抢救,22日康复回到了广场,第一眼就看见变得又黑又瘦的温杰老师,他询问我的身体,并再三嘱咐我要注意休息。后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东北角出现了广场上第一个军绿帐篷,这就是由温杰老师实际主持的广场宣传部,这是一个无人知道、又累又重要的工作,广场上大量的宣传品就是在这里酝酿、定稿、刻字、复印、发出。
   
   5月23或24日,我来到他的帐篷里,同他谈论广场上的问题,一致认为广场上应形成一支统一的领导机构,因为此前,广场上有多个平行的组织,如绝食团、对话团,“高自联”等。于是,我们又开始同北京的一些高校学生代表进行交流,大家达成共识:要建立广场上统一、权威的领导机构至关重要。这样,在当天的学生代表会议上(由柴铃、李录、封从德等组织),我们提出了建立统一、权威的领导机构问题,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并责成柴铃等人组织、实施。这就是今后出台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总指挥柴铃。
   
   6月3日,我参与组织、指挥了“89民运”的最后一次大游行,参加这次游行的队伍包括:北京大学分校、北京农业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游行队伍计划由人民大会堂后边的公路进入西长安街再入广场。但当队伍走在人民大会堂后边时,被军人挡住,这是同以往明显不同的,在这里僵持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不得不绕开这些军人向西长安街走去,当时,我走在队伍的最前列,队旗由我的同班同学陈勇打着。在队伍进入西长安街时,局势更觉不好,前面的人群都向我们跑来,有的给我们湿毛巾,有的劝我们不要往前走了,因为前面的军人开始向我们投催泪弹,刺鼻的气味使我们睁不开眼睛,但同学们坚决要求继续前进,我们边走边高呼着口号,最终,我们还是来到了广场,与那里的同学会师了。这时我见到温杰老师正在看着我,并朝我挥手,老远的,我也朝他挥挥手,…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招手,竟是我们的诀别。
   
   “六四”后,我没有与其他同学一起毕业,走上工作岗位,而是被隔离审查。大约在9月的哪一天,我听到了一个消息,温杰老师在四川被捕了,并已被押解来北京。
   
   安息吧!温杰老师,我没有忘记我们流泪喊出的誓词,我正在为实现我们的理想而努力着。
   
   
   1999年3月12日
   
   
   作者简介:刘世遵,一九六三年生于大连,89年“六四”期间,任“北高联”学生代表、北京服装学院自治会主席,六、四后被隔离审查半年。后被日本独资企业聘为生产科长。91-92年去日本作为世界经济研究生研修企业管理。1993年辞去在日资企业的职务,创办私营企业。1998年因参与民主运动,不得不停业。现为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秘书长,民主党大连党部主席(兼)。辽宁省民主党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执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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