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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历史,中华民族最痛的伤疤

长征,记录着国共两党血淋淋撕杀的窝里斗过程,它是中共红朝发迹始最不光彩的一页,它已深埋在历史的垃圾堆里,它已僵硬在民族的血脉里。让中国人的伤疤不再痛,让民族悲剧不再重演,最好的办法是淡化。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把最不光彩历史之一的一页又翻了出来,从2006年2月以来,高调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活动。官方的报纸、电视及网络铺天盖地地颂扬长征是“伟大壮举光辉历程”。
   渲染死亡魅力的长征
   2006年以来,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如火如荼:发行纪念币、纪念邮票、大刑展览、重走长征路,电视节目充斥着“红军的故事”。七月份以来几近疯狂的程度,7月19日名为“情系长征路”的新中国开国元勋子女“重访长征路活动”开始起程,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中央五大书记,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罗荣桓等十大元帅的后代,共三十余人。“重访父辈走过的长征路,亲历红军长征历史壮举,体味当年艰苦卓绝革命风云,喜看昔日长征沿线今日巨变,并为贫困地区献爱心,”“一路沿当年红军长征路线,走湘江,进遵义,过娄山关、金沙江、大渡河,经过雪山、草地、腊子口”,于8月25日到达甘肃会宁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地。完成了为期四十天的“长征壮举”。10月16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推出大型展览,《伟大壮举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展览使用高科技布展方式,带领参观者亲身“感受”那段光辉的历程。央视名嘴崔永元也发起了“我的长征”的大刑电视活动,称为“体力长征”、“精神长征”、“慈善长征”。在“一线天”通道一处石头狭缝里,“重走长征路”的一个采访团惊喜地发现了一条“杀上前去”的标语,如获至宝,赞不绝口。10月20日,纪念长征的活动推到了顶峰,胡锦涛等九个常委亲自出席央视台主办的《长征颂》文艺晚会。10月22日上午10时,胡锦涛在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构建和谐社会是新的伟大长征》。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

   烽火连天,血流成河,这就是长征展示的“精神”,中共的说法是:“长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军事围剿政策的彻底破产,广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词早已掩盖不住历史的真相。
   一次制造民族仇恨的内斗,一场人性泯灭的大比拼,在“打了就躲,躲了再战,战了再跑”的流氓行径支配下进行的所谓二万五千里“长征”,留给我们的只有血肉横飞的罪恶历史。我们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一个非法的游寇组织不是通过理性的、和平的方式进行文明说服,而是通过非人性的、充满血惺与暴力的杀戮颠覆另一个合法政权,这就是长征的真实故事。
   共产党的正义与国民党的非正义是他们永远编撰不完的童话。血惺、暴力、渲染死亡魅力是他们津津乐道的主题,“红军胜利了”,并且最后“获得权力了”这才是他们炫耀的资本。在他们恶搞的后面,是民族价值观的丧失,是人们审美观的混淆,是几代中国人信仰危机的麻醉剂。在他们赞美“杀向前去”的背后?更是对生命的蔑视。
   中共官方的公布的数据显示,红军从福建长汀、宁化和瑞金等地出发进行“长征”时,共有8、6万人,到达甘肃会宁“会师”时只剩下不到3万人,有近6万人战死、饿死、冻死、累死在路上了,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在“毛委员”的领导下,“四渡赤水,突破乌江,佯逼贵阳,向云南疾进,乘虚取道北上,”直到“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道路险峻的夹金山。”仅红军又死了超过10万人,歼灭“敌人”(国民党)超过3万人。
   逃避追捕的长征
   中华民族历史上,取得政权的独裁者都有一段很不光彩的历史。隋朝的杨广夺嫡成功后,接着是在仁寿宫打死自己的亲父杨坚,弑父成功获取权势后的第一件事情是找到他的美丽庶母上床;被誉为贞观之治的唐明皇李世民曾发动过罕见的“玄武门之变”——把入朝的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远吉格杀,而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当过乞讨与和尚。
   中共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与本.拉登的东躲西藏没有什么区别。红军的“长征”是躲藏国民党的追捕,本.拉登是躲藏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追杀,所不同的是,代表中共的红军最后取得了政权与地位,摇身一变成为不可一世的当政者,而本.拉登还在见不得人的洞窟里隐身。
   为什么要“长征”?据中共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史》记载,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博古、李德又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他们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实行阵地战、堡垒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法支持消极防御的方针。1934年7月,敌军(国民党正规军)发动新的攻势,在一系列防御中继续遭遇严重失败。到10月初,敌军继续向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推进,兴国、宁都、石城一级相继失守,在根据地粉碎“围剿”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在这种情况下,才开始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雩都等地开始“长征”——躲避追杀。
   这种躲避追杀,按中共的说法是保留了“革命的火种”,实际上是容不下异已、将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霸道作风,是一山不容二虎的野兽本性。也许,正是因为“长征”,培植出中共当权者毒辣、残暴、凶悍、唯我独尊的斗争哲学。也许,正是因为“长征”,发展与培养了毛泽东的强悍、独裁与不可一世的性格,从而才有了将知识分子批倒批臭的“反右派”斗争,才有了将刘少奇等异已置之死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赞美长征,是掀开粪土洒香水
   粪土掩盖在泥土里是不会臭的,如果掀开泥土,它仍然会散发出臭气。长征,中共把其誉为“宣言书、宣传队与播种机”。实际上是中共公开篡党夺权的遮羞布,是文明大倒退的耻辱柱,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大破坏的不幸事件。让它深埋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要再勾起中国人痛苦的记忆。但是,恰恰相反,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共又一次以“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将其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掀开了起来,从而使这一段历史散发出冲天臭气。
   中共宣传机械说,红军长征到处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而据当年的老人们回忆说,红军每到一处都播下仇恨的种子。他们的战士是从深山里、从农田里拉到红军队伍里来的,粮食及衣物几乎都是巧取豪夺抢来的。
   红军途经一个叫“班佑寨”的藏人村落,他们别提多高兴,忍饥受冻好几天,终于可以住进房子了!可以吃到粮食了。可是他们没想到,这个小村寨没有一个人,都跑了,也没有粮食。草地藏人有拥兵自保的传统,每家出人出枪出马,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现在看汉兵侵入了他们的领地,而且听说这些汉军很穷,饿的什么都吃。在大土官泽旺扎西(首领)带领下袭击红军。藏兵占领了南面一个山头,红军去攻,两个小时战斗,红军牺牲200多人,藏兵才死两人。红军最后还是攻下来了,却意外发现了一条道路,顺着这条道路走过去,到了“巴西”,这是真正的农区,到处是金灿灿的成熟青稞和豌豆。当地藏民都躲进了山里长达一个月,等红军全部走后回到家里,发现家里的存粮和地里的庄稼都被抢走了。第二年同样季节,贺龙的部队北上又经此,同样把粮食都抢光了,藏民连续两年颗粒无收。藏民对“共军”的仇恨由此根深蒂固。
   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衣兜一衣兜不断地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
   拨开历史的尘埃,人们惊奇地发现,很多红军不是战死在疆场,而是死在政治斗争的红军内部。据“二战军事基地论坛网”公布,在长征途中,死于内部斗争有名有姓的中共高级将领共117人(名单附后),比死在国民党手上的还多,而这些被整死、打死的红军将领,都是在“肃反”、“整风”等运动中被冠以种种罪名而死去的。
   在《中国革命史》这本书里,张国焘的“罪状”被指控为:“拖延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拒绝同右路军靠拢”、“擅令右路军南下”、“利令智昏,另立中央,自封主席”“南下逃跑”。而后来的共产国际解秘认为:如果张国焘向西去新疆,尔后退入苏联境内;向北去内蒙,伺机经由外蒙(当时尚未独立)退入苏联境内;向南在川北一带寻机建立和发展新的根据地,在中国国内坚持斗争。任何人都能看出,在这三个方案之中,南下是个最不具逃跑意义的方案!据此对张国焘冠之以逃跑主义罪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伎俩而已。当张国焘最终放弃南下,回兵与毛合为一股时,他的政治末日就不远了。“毛中央”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兵权。而后又将红四方面军拆成东路军和西路军两部分(此举不但犯兵家之大忌,而且与毛的寻常用兵之道相勃。)。更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做为西路军派过黄河,孤军深入到国民党优势骑兵驻守的祁连山一带,致使全军覆没。号称用兵如神的毛泽东居然干这种自杀式的蠢事,不是十分奇怪吗?张国焘眼见自己历尽艰辛从鄂豫皖带出来的数万精兵转手之后竞遭此噩运,心中到底会做何想法?是痛惜?是愤怒?是悔恨?也许兼而有之!但是有一点不容质疑:红四方面军主力的丧师发生在毛泽东从张国焘手中取走指挥权从而号令全军之后而非之前!承担这个责任的应该是毛泽东。他却把责任强加给根本无辜的张国焘。《中国革命史》将罪责都推给了张国焘。
   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在赴陕西中部县祭扫黄帝陵之后,掉头而去。这个在《南昌起义》打响第一枪的袅雄尔后在武汉发表了他的退党声明:“这个共产党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
   中共红朝谎言太多太多,仅“红军长征”的许多史实就散布了无数个弥天大谎。1985年1月17日全文公开发表于《人民日报》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说明,所谓改变中共命运的遵义会议所确定的方向,是“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而非后来所宣传的“北上抗日”。同时,文件还说明,被宣传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其所确定的中共军事最高负责人是周恩来,毛泽东在当时只是“助手”。为什么要褒毛贬周呢?不容置疑,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是毛泽东专制思想体系的需要。
   2006-10-22
   《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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