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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有权依法起诉军贼民敌李继耐!
·为什么要向国际法庭起诉共军总政治部主任
·为什么说坚持党指挥枪的李继耐是军贼Ⅰ?
·为什么说坚持党指挥枪的李继耐是军贼Ⅱ?
·为什么说坚持党指挥枪的李继耐是军贼Ⅲ?
·为什么说坚持党指挥枪的李继耐是民敌Ⅰ?
·为什么说坚持党指挥枪的李继耐是民敌Ⅱ?
·党军就是匪军:中共两次对中国的全面大抢劫依仗的就是党指挥枪
·千万不要为表面上的经济繁荣所迷惑!
·一切坚持军队党有化土匪化的人都是人民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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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郭国汀:论公推中国民运政治领袖的必要性



文章摘要: 中国人民反抗中共专制暴政的英勇斗争已经持续近四十年,中国民运若自1976年起算也已三十年,为此牺牲了无数中华民族的精英志士仁人,迄今仍是山头林立、各自为政、一盘散沙,以致缺乏决战早已病入膏盲表面强大实则脆弱至极的流氓专制暴政的能力;这与中国民运没有公认的政治精神领袖,没有成熟的政纲政策策略战略,亦即缺乏灵魂不无有关。既然缺乏公认的政治领袖,是中共专制独裁得以苟延残喘的真正原因,由此可见民运领袖对民运事业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

   作者 : 郭国汀,

   發表時間:4/20/2007
   近来民运失败悲观论甚啸尘上。诸如:中国民主运动非常失败,太多的民运中人徒慕虚名,功利主义、山头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投机主义[i];民运人士一盘散沙、毫无力量、各自为政、内耗内斗不断[ii]。民运的问题严重病入膏肓。民运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其成员、领袖和组织结构乃至事件性质与规模,基本上不是依靠自身决定,而是依媒体来操办。民运成了无本之木。所谓“海外民运”与“国内民运”的关系, “国内民运”其实根本不存在;只有存在于海外媒体上的民运,国内民运不过是“海外民运”的附属而已。媒体被中共掌控,不仅国内的(全部),而且海外的中文媒体(大部)、乃至西文媒体(关注焦点与对“领袖”的结构性控制)。结论是,“民运”的“领袖”(不是全部,但声音大小)和结构(基本上),表面上与中共分庭抗礼,实际上最终却是受到中共(硬件与软件)的结构性操控[iii]。而骆氏在其《海外民运,人权为何成不了势?》归纳了16种原因[iv]。长期以来国内民运活动举步维艰,国外民运是从没有停止过党伐之争, 权力之争,利益之争[v]。
   我认为民运没有失败,仅是尚未成功,因而不必悲观失望;而民运暂时未成功,不是因为中共强大,中共实质上已丧失政治灵魂成为没有理想与未来仅靠利益维系的犯罪利益集团,尽管中共早已病入膏盲无可救药,但其在反人民行专制,欺压人民,抢劫国家财产,掠夺民膏民脂方面,依赖其掌握的国家暴力机器,仍有不可轻视的实力;然而民运长期以来没有公认的政治领袖,缺乏成熟公认政纲、政策、策略、战略、方针,民运组织实质上缺乏灵魂,因而无法形成统一强有力的组织联盟,也就不能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因此,一旦民运公推政治领袖,各民运组织真正团结起来协调运作共同奋斗,中共彻底跨台的日子即将到来。
   

一.中国民运与民运的定义

   
   封从德将[民运人士]定义为以争取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面目出现的人。[民运]是上述[民运人士]组成的团体与事件的总称。这一定义本身含义不明,前者将假冒伪劣的民运人士亦包括在内,后者因为民运人士组成的团体仅是民运组织,而民运组织本身与民运并不能等同,至于[事件]到底何指令人费解。马文都认为:民运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涵盖政治异议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从广义上讲,凡是为追求民主、自由、人权而提出诉求或进行奋争的个体或群体[vi].其实民运乃民主运动的简称。而民主运动是指国人为实现宪政民主制度、建立自由公民社会而进行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一切活动的总称。因此民运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民运包括所有反抗专制暴政的人士的相关活动;狭义民运则仅指以结束中共一党专制暴政,设立宪政民主制为目标宗旨的民运人士及其组织的所有相关活动。
   明确了民运的定义,有助于分清至关重要的敌我友。凡是敌视人民,仇视人权,破坏民主运动,坚持一党专制的人皆是民运的敌人。举凡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对实现民主政体的策略途径有不同主张的人,思想上支持民运行动上保留的人,只为争取个人的合法权益或有慈悲之义举而不参与民主运动的人,曾经是贪官污吏而今洗心革面把赃款捐献给民主事业的人,曾经手沾人民鲜血而今悔过自新愿意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人,简言之,除了死心踏地维护专制暴政的人及其帮凶外,其他人都应当是民运的朋友[vii]。国际上一切关心中国人的人权、支持同情帮助中国民运,支持中国人民建立民主宪政的国际友人、国际组织和政府、政党都是民运的朋友。因此孤立敌人,同时最大限度地扩展反抗专制暴政的同盟,应当成为民运始终奉行的宗旨。
   
   民运的基本力量包括民运群体、法轮功、家庭教会等自由信仰人士、商界支持自由民主人士、人权律师、自由知识分子、独立作家、民间维权群体、体制内反专制的改革派、海外爱国华人、现代媒体等等。民运是为全体国民争基本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权利,最终目标是为结束一党专制暴政,建立真正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而非追求哪个阶级或者党派的私利,因此民运必须团结依靠所有阶级、阶层中支持自由民主的力量。其中的精英包括政党即构成民运的领导力量,它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国亲民党、中国民进党、中国民运各种团体(中国民主党、民阵、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共和党、)中国共产党内改革派、自由知识分子、独立作家及无党无派的自由民主战士。所有这些组织及个体,各自以自已的方式,一起推动着中国自由民主运动,最终在公认的政治领袖领导下汇集到一起,共同建设中国的自由民主宪政。
   民运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民主宪政,在此政体下,政府廉洁高效,法律面前人人生等,军队国家化,警察服务社会与公众,文化多元,公民精神自由生活富足,富人具有博爱奉献精神,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的生活有保障。概言之中国民运的具体目标按杨天水的归纳乃是: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军队国家化、司法人道化、外交文明化、分配公正化、教育人性化、城乡一体化、农业生态化、国土园林化。
   欲实现民主宪政必须建立自由民主制度,首先必须结束中共一党专政,实行普选制,包括议会、选举、政党制度,而民主机制则包括参与机制(主要由公民选举、公民投票、利益集团的机制构成),竞争机制(主要包括竞选和考试领域的竞争构成),权力制衡(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中央与地方分权;国家权力之间的制衡及非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制衡),法治机制(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宪法审查等机制)。民主唯有建立在信仰层面之上,才是真正的根基牢固的民主。
   
   为实现民运最终目标建立自由民主宪政,领导来源各异的民运基本力量,团结一切朋友共同奋斗,若没有一个坚强智慧的民运领袖群体,没有崇高威望的政治精神领袖,没有一整套成熟的民运理论学说、政纲、政策、策略、战略、方针、路线、计划,没有一个有坚定信仰坚强有战斗力的组织联盟,与盲人骑瞎马一样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二.民运文化

   
   当下民运文化较突出的有如下几种:
   徐水良提出新人本主义[viii]主张吸收和继承西方和东方文化精华并加以发展,吸收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人本主义否定神本主义宗教专制,提倡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人道的西方文化精华。反对五四至《河殇》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主张在吸收西方优秀精华的同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如儒释道诸子百家并存的多元文化传统,政教基本分离的世俗政治和政权制度,反对封建割据和封建血统制度的国家管理和官员选拔制度等等。在政治上,与自由主义加宗教原教旨派相反,主张采用理性激进主义策略。既争取平常条件下的温和缓进,也不放弃准备、创造、促进条件成熟时历史所必需的飞跃和激进。既不反对改良,也不反对革命。反对自由主义者和伪改良主义者拼命反对革命,鼓吹告别革命的做法。
   
   张国堂认为中共党文化是以仇恨为基调的假、恶、暴的叛乱文化。这种文化不可能教育出善良的人,也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建立优良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恶人不会遵守优良的制度和法律,而只会破坏之。民主中国的文化必须是以仁爱为基调的真、善、恕的安乐文化。行上帝之道,走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道路,以儒家学说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正人心、定人心、安人心,以西方政治学与自由主义学说指导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把中国建设成为没有内战、没有冤假错案、没有腐败、没有官僚机构的膨胀、没有贫穷的公平公正公道的宪政民主自由国家[ix]。
   
   陈泱潮提出人权灵本主义[x]认为:宗教与政治密不可分,但宗教与政治密切相关决不等于政教合一。政治的本质是社会管理体制,既然社会是复杂多样的,政治多元化顺理成章;专制与民主,人治与法治,无神论与有神论,极权与人权,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宗教与政治各司其职,各显其能。陈先生认为从神本到人本、由人本至灵本,乃是宗教发展的逻辑结果;人类的最大痛苦并非物质贫乏,而是心灵精神的缺欠;人类最大的灾难也不是生态之灾,而是心灵生态的灾难,而宗教正是人类心灵灵魂的最佳安慰;信仰的力量远远胜过物质的力量,虔诚的信徒所表现的精神力量令人惊心动魄。
   南郭以为陈泱潮的[人权灵本主义]是迄今能妥善解决中国堕落的人心,伦丧的道德,毁坏的生态环境,确立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体制的最佳学说之一。此外徐水良的[新人本主义]及[张国堂学说]均有可取之处,值得深入探讨争辩。只有在开放自由民主的民运新文化的芬围中,才能避免民运内斗不止、争权夺利等分裂损害民运,导致中共专制独裁集团得利的结果。
   

三.民运需要政治精神领袖

   
   民主制度不可能凭空产生,建立民主制度需要一批政治领袖,由政治领袖带领民运人士建立民主制度。政治组织必须有理论学说指导、有政纲、政策、策略、战略、路线、方针等作为灵魂。没有灵魂的政治组织,就没有生命[xi]。民运组织迄今仍没有这种灵魂,这是民运尚不成功的根本原因。1989年由北京学运引发的全国民主运动声势浩大,全国民众的参与度与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均是前所未有的,当时若有意志坚定权威崇高的政治领袖领袖、有理论学说的指导、有成熟可行的政纲、策略、战略;有目标一致的强大统一的组织,可以肯定结局完全两样。没有政治领袖就没有政纲,没有政纲,就没有政策、策略与战略,当然也不会有统一有力量的组织。十分可惜的是,当时上述提及的民运领袖人物要么身在监狱或在国外或尚未成熟脱颖而出,而学生领袖则缺乏政治经验、魄力、谋略与才干,以致难以对付象邓小平一类老奸巨滑的政客,因此失败的结局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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