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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模式”关于民主维权的一种争议

“贵州模式”关于民主维权的一种争议
   ┌────────────────────────────┐
   │ 2001年1月12日我前往美南休士顿发表演说:《如何驯服霸  │

   │ 权中国?──协助中国民主、民族运动的战略意义》。在结 │
   │ 论中我指出:                     │
   │                            │
   │   “我们不是要驯服中国,而是要驯服霸权的中国。我们 │
   │   不是要与中国人为敌,而是要协助他们,使他们更加速 │
   │   地民主化起来,可以理性地对待自己的邻居──台湾、 │
   │   台湾人。进一步而言,我们甚至不是要取消他们的统一 │
   │   心愿,而是要让他们有足够的文明态,以至于知道并同 │
   │   意:这个统一必需得到台湾人民心甘情愿的同意。也就 │
   │   是说,咱们要让他们学会尊重台湾人民的自决权。”  │
   │                            │
   │ 最后我用以下的结语呼唤他们:             │
   │                            │
   │   “亲爱的休士顿的朋友们,协助中国的民主化和文明化 │
   │   乃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不二法门。在这个努力中,大家绝 │
   │   对不可缺席!如何?”               │
   │                            │
   │ 陈西在本文也试用了“驯服”、“驯化”的概念,很好!  │
   │                            │
   │                   ── 洪哲胜 编按 │
   └────────────────────────────┘
   中国需要深化制度改革的创新运动,改变那种你死我活的对抗。
   “贵州模式”是网络媒体的民运同仁李国涛、唐元隽等朋友们称为的
   〔1〕。为此,李国涛先生还写信给贵州的异议者,希望能够认同。
   前不久,有一篇题为《重建中国民主党宣言》〔2〕的文章发表,即
   刻,民运朋友给我发来短信,“要我看看”。
   《重建中国民主党宣言》一文说:
     “他们……可以与共产党一起玩你来我往、良性互动的游戏,
     ……甚至达到双赢,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他们提出,民主党可
     以走公开合法的路线,……可以向共产党全部公开自己的组织和
     策略,寻求……政府的批准和许可,他们不但这样想,这样说,
     而且也真的这样做了……”。
   在此之前,本人也确实根据贵州民主维权的经验,发了一篇《论公
   开》的文章。
   “贵州模式”概括总结,的确,就如上所说,是这么几点:无敌人、
   公开、良性互动、妥协。这样的特征,在一开始推出,在我们贵州就
   有争议,很快,就有一篇题为《致李国涛先生》〔3〕的文章称:
     “你民主党贵州分部负责人陈西,自2005年出狱以来,主动率领
     一干人等、以‘互动交流’为政治借口,与安、保两机构的情治
     人员打得火热一片,竟然把贵州自‘79’以来的不屈抗争历史俱
     焚于讨好、献媚之下,简直是开创了‘人人争当线人’的新局
     面”。
   陈西,一个刚出狱的“反革命分子”竟然成为了贵州的“总线人”,
   令朋友不可思量,令朋友扼腕痛惜,已经有誓愿为民主事业共患难的
   朋友,因这种不可思议,最后,只好与陈西保持了距离。
   从2005年到现在,海内外媒体一直对“贵州模式”有争议。看来,我
   不得不做一个回应。望得到各位朋友的指教。
   从贵州模式的四个特征分四个问题来谈:(1)无敌人之论;(2)公
   开对谁更有益?(3)“非暴力,不合作”的误区与良性互动的新思
   维;(4)妥协与对抗。
   一、无敌人之论
   “无敌人”之论,是我们认识问题的出发点,据此采取何种维权方法
   的关键分水岭。与无敌人相反的另一面,是有敌人,即必须按照“敌
   情观”来思考决策和采取与之相应的手段和方法。
   讲无敌人,让许多中国人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讲敌人观,更容易被
   国人接受。当今的中共政权就是依敌对观念立国的。中共的“阶级斗
   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理论,党文化认为是共产党从胜
   利走向胜利的法宝。接受过党文化教育的革命党人无不认同共产党的
   经验总结。
   “对敌人,要象寒冬腊月一样的残酷无情”(雷锋语)。“革命,不
   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
   阶级的暴力行动”。“敌人,你不打它,它就不倒。象扫帚扫地一
   样,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毛泽东语)。革命党人是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对敌人仇就仇到底
   的。“敌情观”警钟长鸣,旗帜鲜明,没有半点温情恭谦让的。是革
   命党人就必须执行“对敌斗争”永不停息的观点。
   可是,我们不是革命党人,我们是民主党派人士,我们执行的是与革
   命党人不同的“无敌人”观。我们并不愿霸道地握装从胜利走向胜
   利”的法宝,因为永远把持住胜利果实不放的那种邪念必然生发出对
   他人的专权、阴谋诡计和残暴。“我们不必求胜,但我们矢志真诚;
   我们不一定永远成功,但我们必定言行如一,贯彻始终。我们必将与
   光明磊落正义之士并肩,视其是非而是非”。革命党人争权夺利,立
   于不败之地的“胜利观”是不值得我们民主人士效仿的。
   那些“民主党人”说:
     “民主党与中共一党专政是水火不能相容、冰炭不可共器的关
     系,是有你无我不共戴天的关系,这是一个社会现实,也是一个
     政治常识,因为奴役不可能与自由并存,专制不可能与民主共
     处”。〔4〕
   那些被敌人摧残、被暴政损害的人能同暴政和解,同敌人握手言和
   吗?!
   我的观点同样鲜明:如果是用静态的立场说话,只是求证一点,上述
   言说对了一半,这一半指的是革命党人的观点。如果是用动态的观点
   来说,求证两点,把双方之间连接两点的那条线、互动的过程加在一
   起,上述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历史的事实就这样告诉我们:台湾的
   民主进步党与一党专制的国民党相容了,曾经不共戴天的国、共两党
   握手言和了,那些受敌人摧残、被暴政损害的台湾同胞宽容自己的仇
   敌了。奴役与自由是不可能并存,但是经过被奴役的自由之士的抗
   争,在被奴役的状况下,自由之士战胜了奴役,改变了奴役的社会。
   这种自由战胜奴役的战争,不是在对立之中完成的,而是在彼此共
   存,近距离比美与竞争的过程之中完成的。那些永远视奴役与自由、
   专制与民主不可能共处的有志之士,永远把奴役与自由、专制与民主
   对立分隔开来,不去制造或参与竞争比美的机会,如何能够改变对方
   呢!是民主人士就应当去制造选美的市场、竞争的市场,然后建成民
   主宪政的选举市场。
   我们“无敌人”,并不就是认同专制和暴政;我们“无敌人”,更不
   是“走投降主义路线”,或是“讨好、献媚”。无敌人是一种大智
   慧,是一种胆识和承担苦难的精神。中国有古语:“不入虎穴,焉得
   虎子”。用我的话语来解释,有三层意思:
   第一:把“敌人”的这个概念改换成“猛兽”的含意。“敌人”变成
   了“猛兽”,敌人消失了,猛兽是存在的。“无敌人”转换成了“有
   猛兽”,我们民主维权人士面对的不再是敌人,而是猛兽。
   第二:所以,民主维权的工作不再是革命党人那种消灭“敌人”的革
   命事业,而是驯化“禽兽”的文明工作,是变敌为友的事业,一种充
   满无限爱心的事业。对敌人的逻辑思维是要消灭对方,对猛虎的现代
   生态系统思维是要承认对方,保护对方,驯服对方〔5〕。
   第三:我们面对的是猛兽,是我们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当前的强权者。
   用民主宪政的话语来说,驯良猛兽就是要让全社会都参与到构建一个
   有限政府、限制权力的制度性建设中来。“入虎穴”是中国走向民主
   宪政制度的必由之路。任何要绕过雷区,避开暴政,不经过宪政(限
   政)的过程,而要建立民主宪政制度是不可能的。
   中国当代宪政著名学者刘军宁就说:
     “时值21世纪的前夕,有一点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一个文明发达
     昌盛与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统治者的
     驯化,因为在不尊重个人的自由、生命与财产的地方,不可能有
     持久繁荣的经济。”〔6〕
   如何“从砍人头进步到数人头”〔7〕?如何从“疾恶如仇”的战场
   上转移到爱心无限的驯化建设战线上来?观念更新是关键(对观念更
   新的思考,另文再议)。
   二、公开对谁更有益?
   与各地的民主维权人士接触,我们发现他们与贵州的民主维权人士有
   着明显的不同。其处于一种不愿公开、畏惧公开自己的政治民主维权
   诉求的自我压抑中,生活在被动、躲避官方视线的一种“亚健康”状
   况中,处在一种猫抓老鼠的动物规则中。而实际上,所有民主维权人
   士的身分已经是公开的、被官方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为什么我们不愿
   公开?为什么我们要处在“亚健康”状态中?为什么我们要自我贬低
   自己的人格,让彼此双方下降到低等动物的水平?
   是的,从2005年以来,我们贵州的每一次民主维权活动都向当地的共
   产党政府“公开了”我们的思想、策略,以及共产党政府想要知道的
   一切。用我们贵州民主人士的话说:我们的民主维权活动是“裸
   奔”。具体表现是:
   1、只要有大的活动,我们都主动与官方联系。
   2、把我们的具体安排和想法都公开,首选的是通过媒体公开。并留
     下我们的IP和联系电话。
   3、凡官方有所要求,想知道的,都愿意予以公开。
   4、尽力与官方或公安建立起一种健康、理性、平等,在法律层面上
     的对话机制〔8〕。
   我们为什么不愿公开?无非不过是认为,公开的风险大,且做不成事
   情。我不禁要问:不公开的风险就小吗?不公开就能做成事情吗?在
   一党专制下生活的任何人,在没有人权保障机制的国家里,任何人都
   没有安全感,任何人都在专政的风险之中,国家主席也不例外。而不
   公开就能做的事却值得商榷。
   我们民主维权人士有什么事不可以公开的?我们做的都是阳光下的
   戏,我们还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吗!无非是要规避风险,避免不必
   要的损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更应该公开。公开等于是在互动之
   中,只有公开了,你才能够收集得到风险系数,测量得到彼此双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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