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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人植物化

   
   (博讯2005年10月26日)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七日十九时零六分巴金死了,他活到了一百零一岁,他的葬礼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参加了葬礼,可以说备极哀荣。
    巴金自一九九九年开始一直处在病榻之中,其身体状况实如植物人,几乎是一个不能思维不会说话不会写的人,他活着已不是为他自己而活着,一如他在偶而清醒时说:“我是他们要我活着的,活得长寿是一种惩罚”这个“他们”当然是指共产党。巴金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其实早在中共执政的一九四九年就已结束了。在这以后他只是作为一个植物的生命体而存在。他的所有文学作品,“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等,都是在中共执政以前完成的。中共执政以后他几乎停止了写作,不是巴金在中共执政后丧失了写作能力,而是中共的革命的文艺路线使他完全不能写作,因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是不能没有自由而应命写作的,自由可以说是作家的灵魂。在中共的革命文艺路线下,不但巴金不能写作,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都从此放下了笔杆,如沈从文、茅盾、老舍、萧军、冰心、陈学昭、汪静之、叶圣陶、曹禺甚至像郭沫若这样成为中共伶臣的作家,不是辍笔,就是写一些身不由已的应酬之作,整个现代文学作家群,没有写出一部稍微像样的东西,和他们昔日的辉煌已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从中共执政那天起,作家自由创作的生命,已被中共扼杀了,他们的灵魂已被血腥的政治恐怖所层层包裹,特别是开展打击“胡风反党集团”以后,像胡风这样的党内革命作家,都被打成了中共的敌人,那些自由派作家就更是噤若寒蝉,于是他们集体地在文学上失踪,让自己处在一种休眠状态,如同植物人一般。但是尽管如此,到了文化革命运动,这些作为旧时代的文人,仍然首当其冲,他们没有一个逃脱得了被迫害的命运。他们在“牛棚”中饱受凌辱和殴打,在灵魂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他们连做一个不声不响的植物人都不能,不得不向自己和他人泼屎泼尿,作践自己以求存活。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没能存活下来,像老舍这样投太平湖而死。通过文革这场大劫难后,中国现代文人又重新回复到植物时代,他们大都既不写也不说,像植物般地生活,只求平安终老。也有个别在偶有回光反照的时候,道出了他们的真心情,巴金就是其中的一位。
    巴金经历文革十年的炼狱,虽然已无法再从十年的炼狱生活中提炼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但在灵魂和肉体的折靡中,他的灵魂却提炼升华到了一个比他三十年代文学创作更为伟大的一个高度。这就是灵魂的忏悔。文革结束以后,他以年老多病的身体,用哆嗦的手写下了他的灵魂之作《真话集》--《随想录》。他为自己在“牛棚”中不得已而作的检讨感到“恶心、羞耻”,他说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我们的子孙将成为我们的审判官。当然,巴金所有的忏悔之中的最真诚的心灵诉求和闪光的思想是要建一座“文革博物馆”,他要为十年浩劫中被侮辱被迫害的灵魂请命。然而,在巴金的晚年,当他头顶无数桂冠,政治荣誉,被中共无以复加时,他的这一心灵的诉求,却被无情地销音了。在这以后他又进入植物人时期,中共无论如何利用他的名望,强加话语,他都不知不觉,不声不响,相信他的灵魂如有感觉的话,一定处比在“牛棚”中更痛苦,因为他真的已如一株植物一样,无法表达自己的喜怒和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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