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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健:行政大西藏和文化大西藏


   去年岁末,06年11月14日,达赖和中国政府谈判的首席特使嘉日 洛布坚赞,在华盛顿布鲁斯金学会上发表了有关与中国方面举行五次会谈的情况,对“达赖喇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对话的情况”作了较正式的说明。他说“我们了解中国方面倾向于小心谨慎、低姿态地讨论问题,尤其是象西藏 问题这样极为敏感的事务上更是如此。我们认识到若公开谈论有关对话的细节,可能会对进程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正是因为如此, 在每次会谈结束后发表的公开声明中,只是概述一下有关会谈的大体情况,而从未谈及会谈的具体内容。 但是,近来在中国的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详细概述我们跟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谈论情况的署名文章。并且中共统战部 的有关官员也向驻北京的外国官员简报了有关我们之间谈论的内容。不过,通过单方面来公开对话情况,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内容变得片面、观点单一。 这样不但给国际社会发出了混乱的信息,也歪曲了达赖喇嘛的立场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初衷。我坚信,这对在中国建立和谐社会和在国际上促进中国的和平崛起都会起到负面的作用。”
   对于西藏方面来说,会谈的主要原则就是达赖喇嘛一再强调的高度自治和大西藏行政区。嘉日 洛布坚赞说:“我想着重谈一谈对我们与中国政府继续对话中至关重要的问题:达赖喇嘛把西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前提下使问题得到解决而进行的努力;让全体藏族人民生活在同一个行政区域之内的必要性;以及在中国宪法的框架之内让藏族人民享受高度自治的重要性”。对于西藏方面在五次会谈中对这一原则的一再声明。中共方面始终认为,这都是为了达到独立的目的而设制的要求。认为西藏方面对解决西藏问题毫无诚信。中共对西藏方面的诚信的怀疑,我们不能不说中共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第一,因为中共自己本身是一个从来不信守任何承诺的政党,一个不信守承诺的党,当然也不可能相信他人的承诺,即使象达赖这样至高的佛师。因为不信任,那么在西藏方面提出在中国框架内实行西藏统一的大行政区的要求时,应该把中共吓了一跳。中共想到的是万一西藏独立了,那么分出去的不再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而是整个相当于中国四分之一国土面积的西藏了。跨越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四个省的十个区二个县的藏族自治区,如果这些藏区划归统一的大西藏,那么这些百年来已成为汉藏混杂地区,如何处理已经在那里居住了好几代的汉人,比如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总人口为62,7万人,而汉族人口就有17,78万,占总人口的21,46。对于人口十分密集,生存资源十分短缺的汉族来说那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状况。这样的有可能失去四分之一国土的严重后果,不得不使中共顾虑重重。所以要想让中共方面同意大西藏的构想几乎是没有可能,除非大西藏永远留在中国境内,达赖喇嘛能保证,但达赖喇嘛之后能不能够保证呢。中国在稳定的时候有力量能够保证西藏无法独立,而当中国处于内乱时,大西藏乘机独立又怎么办。因此,中藏会谈自然是不可能有任何结果的。大西藏能够谈下来的前提是信任不独立的承诺,但是在能够看到的一段时间内,要改变中共这种不信任几乎是没有可能的。那么在中共不可能信任西藏方面的承诺时,我们可不可以有另外一个思路来考虑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这个思路的方案就是在现有的西藏行政区内实行民主和自治以及在非西藏自治区的藏区实行政教分离,行政归中国宗教文化归自治区政府。
   如果只在现有的西藏行政区实行民主自治,对于那些不居住在西藏行政区多达百分之五十五的藏人,(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许多流亡政府的官员都来自非西藏行政区的藏区)这显而易见是不公平的,这将成为变相的“一族二制”。但是在条件还没成熟到让全体藏人享受民主和自治时,让部分藏人先享受民主和自治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全体西藏人总是有了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本民族自己的政府,有了一块文化传统可以依托的土地。而且中国也不可能永远处在中共的专制之下,中国在不会很长的将来必然实行民主制,到那个时候汉藏二个民族都会同等地享受民主制度,因此“一族二制”在民主方面也只是一个过度时期的状况,他终将是一族一制。另一方面,在政教分离的非西藏自治区的藏区,所有藏传佛教寺庙和藏传佛教历史遗产归西藏自治区管理,寺院的主持由西藏自治区委任。实现行政归地方省委,宗教文化归自治区政府,实行政教分离。这在宗教文化意义上也达到了大西藏的目的。大西藏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藏民族生活在统一的制度之下享受自己的宗教文化生活,同时也是使藏传佛教有更大的区域。藏民族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民族,对于西藏来说向这个世界输出的产品,既不是工业品,也不是农产品,更不是IT产品,他向这个世界提供的是精神文化产品,这就是藏传佛教。是这个世界独无二的品牌产品,也是这个物欲横流,心灵浮燥世界不可缺少的产品。达赖喇嘛曾经说过“我的一生有三个任务:第一,向世界范围推广慈悲之心;第二,为世界各个宗教间的和谐而努力;第三,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而奔波。”因此,即使有了大西藏,从弘扬佛法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大西藏的最终目的不是它的行政区有多大面积,而是所属藏传佛教的教区有多大,被佛普渡的众生有多少,让慈悲之心广传世界。以罗马梵蒂岗来说,他的行政区只有梵蒂岗这样一个044平方公里弹丸之地,但是他能够统治世界上多达十亿基督教的教民,他能委任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主教。因此,这个思路方案虽然居住在非西藏行政区内的藏民,暂时还不能享受到民主和自治,但是在宗教文化上不但有了自己朝圣的领地,而且在宗教文化上有了不受当地政府管束的自由。而且这些在非西藏行政区的藏人如果想往更为自由的生活,也可以迁居到西藏行政区内定居,这应该不会成为问题,即使在现有体制下这样的迁移都已成为可能。而同样因为西藏行政区实行民主和自治以后,许多汉人特别是中共官员都将迁出西藏行政区,因为一当西藏实行高度自治后,在西藏行政区内,将只有极少数的汉人官员及工作人员,许多工作的位置可以让迁入西藏行政区的藏人来做。在西藏行政区内汉藏人口的流向必将为之发生变化,即更多的汉人迁出自治区,更多的藏人迁入自治区。另一方面一当在非西藏行政区的藏人受到当地中共的迫害,可以逃入西藏行政区进行政治避难。因为当西藏行政区实行民主化以后,所有因信仰和政治而入罪的法律都将不复存在,只要人在西藏行政区内,都得按西藏自治区的法律为准绳。因此,有了西藏这个属于自己政府的行政区,藏人在非西藏行政区生活也将不同于现在,其状况必将会得到大大的改善。

   政教分离的结构不但在非西藏自治区的藏区内实行,而且还可以将这一路线延伸到非藏族区汉人省份,因为藏传佛教不仅仅是藏族人所信奉,也同样为部分汉人所信奉,藏传佛教从元代开始起就传到汉族地区,特别是在清朝,清皇朝将西藏的喇嘛当作自己的上师,因此在他治下的汉地藏传佛教非常的兴盛。虽然现在已不复当年的状况,但是这一脉香火始终传至现在。现在只要达赖喇嘛开法会,就有大批的中国信徒不远万里前来参加。据最新资料显示,2006年 1 月8 日至16 日在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阿木热瓦地圣地主持时轮金刚大法会时,就有来自中国三十四个(地区)达五百五十四的信徒前来参加,其中 200 多人得到了亲自拜见达赖喇嘛的机会。如果西藏实行自治后,这些信奉藏传佛教的汉人,在精神上当然也受西藏自治区的督导。另一方面在汉族省份也不乏藏传佛教寺庙。北京的“白塔寺”和“护国寺”“雍和宫”均为藏传佛教的重要寺庙,以及承德的“外八庙”和最近达赖喇嘛希望朝圣的中国四大佛教名山的山西五台山更是著名的藏传佛教圣地,而且传统上五台山的黄庙都是由西藏派出的喇嘛所主持。其它还有沈阳的“实胜寺”等等处在汉地的藏传佛教寺庙,这些都构成了一个大西藏的文化领域,依据政教分离的原则这些寺庙和这些寺庙里念经修行的喇嘛也将由西藏自治区管辖。当这些汉人省份的藏传佛教寺庙由西藏自治区管辖时,西藏自治区和中国也就难舍难分了。实际上藏传佛教所涉及的地区除中国汉地以外,还涉及其它许多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尼泊尔、蒙古、日本、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这些国家都存在着藏传佛教信仰的族群。因此西藏自治区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性的藏传佛教的圣地
   从以上思路来看,在非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居民点实行政教分离,对西藏独立怀有极大戒心的中共来说,也是一件能够让他们放心的方案。因为在这个方案中有一种牵制独立的内在力量。在这个方案中,如果西藏自治区的政府要选择独立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得不考虑一当选择了独立,那么他们将失去在西藏行政区以外的藏族地区的同胞,也将失去处在这些地区和汉区的和西藏宗教历史不可分割的文化古迹和寺庙。因此,在这样一种框架内使西藏自治区在获得高度自治和民主以后,他的领导人从整个西藏宗教文化考量是不会轻言独立的。即使有独立的考量,那些在非自治区的藏民也将不愿看到将他们排除在外的独立。
   这样思路出发的方案还暗含了一个藏传佛教的宏大使命,即由着达赖喇嘛的流亡,使藏传佛教弘扬世界的今天,藏传佛教是不可丢弃中国这块历史上与他精神相依的土地。特别是在整个汉民族在中共统治下,利益熏心 道德溃散的蛮荒时代,更需要藏传佛教来进行心灵的救赎,同时也为藏传佛教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是弘扬佛法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作为一种宗教文化,藏传佛教与基督教相比也更能得到汉民族的认同,毕竟它与汉民族有着千年的历史渊源。在民主的框架之下藏传佛教必将达到历史上最灿烂的时期。
   实行民主的大西藏自治是西藏方面的构想,如果西藏一当实现民主制度,那么对于在半个世纪以来饱受中共暴虐统治的西藏民众提出独立的要求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合理的,作为与藏民族共同经历共产暴政的我们,特别是追求自由民主为终极价值的人士,完全理解藏民族的这一要求。而且基于民主的原则,只要多数民众要求独立,独立就是正当的,而不管是否曾经有过的什么协议,协议是可以依据不平等条约可以废除的。当然独立都是双方面的,只要另一方面不认可独立,独立就不可能成立,除非不认同独立的这一方已没有能力制止独立的行为。但这种情况在中藏二族的情况来看,没有太多的可能,因为即使中共帝国崩溃了,产生新的民主政权,这个民主政权的国家权力再薄弱,也远远地高于藏民族。而且在中共半个世纪的民族主义煽动下,中共政权崩溃以后,民族主义情绪仍然会有相当的持久力,因此西藏要获得完全的独立,仍然会是阻力重重,甚至仍有可能出现兵戎相见的情况。俄罗斯和车臣之间的独立和反独立斗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而且是如此的血腥和恐怖。只有当汉民族在民主制度相当时期的熏陶下,才会渐渐淡化这种民族情绪,同时中国的民主制也渐以成熟,只有才这个时候才有可能认同藏民族的独立要求,但是那个时候,因随着中共对藏民族的迫害已成为久远的过去,藏民族的独立的要求也可能随之淡化。但无论如何这将是我们下一代的事,我们这一代首先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当前的问题是藏民族在中共统治下无法自由享受本民族文化生活的痛苦,和藏民族文化在中共管制下正在逐渐消亡的危险。因此,在这种危机之下选择一条中间道路,阻止这样的危险继续滑行,也不失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如果以这个中间道路为框架,那么在僵持的中藏会谈可能会显得有所弹性。在现阶段的中藏谈判我认为只要能够达到西藏行政区的完全自治,能够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住进布达拉宫就算达到目的。而中共如果长期坚守无视达赖喇嘛和平要求,以拖延时间,等候达赖喇嘛的去世,等候西藏地区的汉化和世俗化的进一步深入,来达到西藏问题的解决,实在是一厢情愿,因为逼人太甚,必将物极必反,再慈悲的佛也有忍无可忍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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