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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大国的贪官心态

   腐败大国的贪官心态
   
   陈破空
   
   中共贪官的真实心态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因受贿153万,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刑后,情绪低落,他说:"比我受贿数额大的人多得是,为什么要抓我?我想不通,不想活了。"又道:“客观地说,我前半辈子受苦,后半辈子也该享福了。 ”
   
   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局长洪永林,因贪污被判死刑。死前留下遗言,最后悔有两件事:第一,住过无数豪华宾馆,却没住过总统套间;第二:吃遍了山珍海味,喝尽了玉液琼浆,却没有喝过路易十三!
   
   安全部门窃听到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与海外儿子的电话:儿子啊,在外面好好干,我看共产党撑不了10年,我和你妈很快就到海外来与你团聚。
   
   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生前对情妇李平说:“把这些钱统统存到海外去,共产党迟早要玩完,我们得准备一条后路。”
   
   所有这些“大实话”,都反映了中共贪官的真实心态:该贪,一定要贪。然后一走了之。世纪末的疯狂。胜利大逃亡。坚信共产党要倒台,大厦将倾,硕鼠搬家。
   
   连邱晓华(国家统计局局长)这样“年轻有为”的高官都准备了“溜走”的后路。邱突然落马,有人说是涉入陈良宇案,有人说是邱与胡温唱反调,故而被撤职。关于邱,有一个细节值得大家品味:
   
   2004年10月,邱到上海搞调研,返京前一晚,彻夜寻欢,次日一大早,仓促上了飞机,才发现,公文包遗落在衡山宾馆。上海市保卫部门登记公文包内物品后,由上海市驻京办事处送还给邱本人。邱一惊一喜,惊的是,自己公文包内,有四本护照、多本欧美和日本色情杂志;喜的是,上海方面并未对他为难。心存感激的邱,开始对上海市领导投桃报李。
   
   当今中国,倒退到西门庆时代
   
   近期,陈良宇、邱晓华、刘金宝、何闽旭等贪官纷纷落马后,都爆出有情妇。贾庆林虽然还高高在上,但有关其情妇的传闻,在海外已经炸开了锅。包二奶,养情妇,从毛泽东始。当今中共贪官,不过是上行下效。
   
   中国银行香港公司总裁刘金宝,怀念中学某女同学。竟找了一个相仿的、更年轻的,投下巨资,对其整容,并专门调教,达到与昔日女同学神形俱似。只有中共贪官,能做到这等程度。
   
   中国银行顺德市分行行长何联升,有两个“二奶”:一个叫林青燕,另一个叫林燕青,都叫“燕子”。审讯中,法庭问他,有几笔几十万元的钱,到底哪一笔给了哪一只“燕子”。何不耐烦地说:“这两只燕子我也分不清,反正,她们要,我就给,至于哪笔给了哪只燕子,我哪能记得这么多。”
   
   中国社会之堕落和糜烂,早就倒退到了北宋西门庆时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权钱交易和情色交易的故事,多如牛毛,已经让人听得麻木。
   
   中国传统的富贵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劣质成分。由于没有宗教情怀,把现世现实中的享乐当成最高追求。历史上,有农民领袖起义,起事前,总是说:“苟富贵,不相忘。”三国时,有人劝曹操称帝,曹操答:“我位极人臣,此生富贵极天,更复何求?”曹同时暗示要他的儿子当皇帝。刘备拒进汉中王,其幕僚劝进道:“众人追随你,都为取功名、图富贵,如果你一意拒绝,恐怕冷了众人的心。”
   
   可见,权力,官位,富贵,在中国劣质文化中,都是一个同义词。可惜,历史的烽烟滚过了几千年,中共官员的头脑和心态并没有改变。沉醉“金瓶梅”,枕于“红楼梦”,搭载于一艘即将沉没的巨轮,而浑然不觉。
   
   中共贪官,善于作秀
   
   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任内庄严宣告:“我任部长,将最严格地管理国土资源。”结果,正是此人,拿国土作交易,中饱私囊。后被判无期徒刑。
   
   河南省接连换了三任交通厅长,不仅个个都是贪官,而且一个比一个贪。第一任叫曾锦城,一开会就说自己如何廉洁奉公。还举了一个他“拒腐蚀、永不沾”的例子:"某人给我送一万元,我非常生气,骂他说,难道我就值一万元!"后来案发,他果然是每次受贿一万元,绰号“万元局长”。
   
   第二任叫张坤桐,上任时立下豪言壮语::"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然而,他一下基层,就沿途受贿,案发时,已经受贿一百多万元,人家说他是反话正说:让腐败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
   
   第三任叫石发亮,他的名言是:"一个廉字值千金"。结果也是反话正说:一个贪字值千金。一项高速公路工程发标后,他一次性收到的回扣,就是400万。
   
   广西某县县委书记汪某,经常通过红包收取贿赂,却经常鼓吹“廉政”,有一回,他正在做“廉政”报告,一本正经地说:“春节快到了,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严禁收受红包。”话音刚落,在一旁等候多时的纪检干部走上前去,当众宣布:因汪某大量收受红包,立即实行“双规”。
   
   安徽省灵璧县公安局长王建华,先后被评为“全省人民满意交警”、“全省人民满意政法干警”、“安徽省优秀青年卫士”、宿州市首届“十大政法人物”,并5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近期,此人落马。人们发现,满身荣誉的公安局长,竟是卖官老手。手下21个派出所头头,14个是花钱向他买来的。
   
   腐败大国,叹为观止
   
   十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声称:反腐,是当前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这句话,本身说明中共官场腐败的深重。就好比,一个父亲说,把“防家贼”,当成这个家庭的首要任务,只能说明,这个家庭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或者好比,一个校长说,把防止老师强奸学生,当成校方的首要工作,只能说明校方已经败坏到什么程度。(湖南某中学,果然有此“校规”。)
   
   况且,反腐,不是政府的事,而是司法系统的事。反对腐败,却不反对滋生腐败的制度,是假反腐。如果是真反腐,就应该改变制度,建立监督与制衡。
   
   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因腐败落马,江泽民保了他,没有判刑。但却把他的秘书李真当成替罪羊,判处死刑。李真在狱中,郑重其事地向中共高层提出反腐建言:“让领导干部都到监狱呆上一段时间。”中共高层虽然没有照办,但随后开始组织高官夫人,参观监狱,以为恐吓。仍然是人治。腐败大国,令人叹为观止!
   
   反腐与权力斗争
   
   陈良宇固然贪腐,但肯定不是最大的“老虎”,而中共官场,几乎无官不贪,相形之下,陈良宇恐怕连“大老虎”都算不上。任何人,如果曾经在上海生活过,又曾经在其他省市生活过,都完全可以得出一个切身比较的结论:相对而言,中国境内任何地方,都比洋化程度最高的上海更腐败。比照陈良宇,可以肯定,中国所有省市的“第一把手”,几乎都有问题,且问题都不在他之下,都应在“落马”之列。
   
   中共官员,几乎人人都有“经济问题”。这一问题,可大可小,可有可无。只要卷入权力斗争,“经济问题”,就成为落败一方的把柄;即便四平八稳,只要某种关系没有处理好,尤其与上级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其“经济问题”就会“脱颖而出”,成为致命死穴。
   
   胡江反腐,仅为权力斗争。在中共官场,政治上的可靠,才是官员升降和保位的标准。贪腐成性如贾庆林、黄菊之类,只因紧跟江泽民,就照样升入最高层。陈希同、陈良宇、邱晓华等辈,则是相反的例子:不听话,有野心,与上级对着干,终究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吃不了兜着走”。
   
   中外反腐的差距
   
   文明国家,司法机关都是独立办案。更从没听说过这些国家的政府将反腐当成“首要任务”。中共反腐,由中纪委办案,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再考虑是否移交司法机关,本身就是颠倒程序,贼喊捉贼。
   
   不说比西方,连同样是共产党统治的越南都比不上。在越南,政府中出现官员贪腐,被视为整个政府和执政党的丑闻,不仅受到社会批评,最高领导人还被视为失职和负有责任,甚至可能因此下台。
   
   而在中国,不管爆出多少腐败丑闻,也不管发生在哪个级别,都被扭曲宣传为中共高层“反腐”的成绩,最高领导人,不仅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反而为此赢得殊荣,被呼为“胡哥”,被吹捧为“新政”。仅此一点,足以证明中越两国的巨大差距,包括:政府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差距,以及民众观念和自主意识的差距。
   
   (演讲:2006年11月26日,纽约,华侨文教中心;文载:香港《争鸣》杂志2007年1月号,该刊使用标题为“贪腐遍官场,党核心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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