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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破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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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争夺“民主”话语权

     
   “政改”与“民主”:中共夸夸其谈
   近年来,中共开始大谈“政改”与“民主”,从高官到媒体,从官方智囊到禦用学者,提起“民主”,夸夸其谈,毫不羞涩。其中,有人论述“民主是个好东西”,有人论述“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有人表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
   鉴于中共的不良信用,外界多以半信半疑的眼光,看待中共的类似“炒作”。事实上,中共谈“民主”,大抵是争夺对“民主”这个概念的话语权。中共此举的大意是:你们西方能谈民主,我们中国也能谈民主;你们民运人士能谈民主,我们共产党也能谈民主;与其让你们去谈民主,不如让我们来谈民主;反正,对“民主”这个词彙,你有你的解释,我有我的解释,大可混淆视听。说是“普世价值”,到了我中共这里,都可以叫做“中国特色”。
   经过几番“争鸣”,还是官方喉舌《人民日报》一锤定音道:马克思主义原则下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由此露出庐山真面目。滑稽的只是,中共官员和禦用学者,即便谈“民主”,至今,还要从老掉牙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依据,仿佛不知“今夕是何年”!

   邪恶的“中国模式”
   经济增长加政治独裁,中共创造了“中国模式”。有人说“中共干得很成功”。看上去的确如此。从邪恶的意义上而言,中共的确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成功”:以“反台独”为借口,中共空前壮大了军力,足以与美国和西方叫板;利用镇压民运和法轮功,中共豢养起庞大的特务势力,足以监控全体国民;利用美国陷于伊拉克泥潭,中共强化了国际独裁阵营,并以这一灰色阵营的当然“领袖”自居。
   至于中共全方位的统战攻势,也已经开始奏效。受惑于中国经济起飞的威势,和纸醉金迷的盛况,不少人陷落其中,欲罢不能。在台湾,泛蓝中的连战派系,已经与中共媾和,达成交易,并乐此不疲;在香港,民主派中的少数人,已经与中共明来暗往,倒过来劝说港人“不要操之过急”;在海外,民运中的少数人,已经与中共妥协,声称“与中共,可以妥协,不必对抗。”更有甚者,公开与中共合作,自辩说,对民主“等了那么多年,已经失望”。
   如此妥协下去,中共几乎可以“一统天下”。余下的抗共人士,似乎就要变作古时的伯夷和叔齐,饿死于首阳山了。于是乎,中共大可为所欲为。所谓“政改”,既可用“新加坡模式”,即将政治、商业、与知识精英悉数收买,溶于一炉,为执政党所用,以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也可用“普京模式”,即特务当政,线民护国;也可赤裸裸地,继续沿用现行“中国模式”(应为“中共模式”),即经济膨胀加政治独裁,继续为国际社会树立另一个“成功”的样板。
   “非共人士”当部长,第三波“花瓶秀”
   有人或许会说,中共不仅仅侈谈民主,它也做了一些姿态,诸如,让非中共人士出任政府部长。比如,任命一个叫万钢的人出任科技部长,还可能任命更多的非中共人士当政府部长。然而,从争取万钢回国、到任命其为同济大学校长;从安排万钢担任“致公党”副主席,到擢升其为科技部长;一路都是中共栽培的痕迹。与其说万钢是“非中共人士”,不如说他是被有意留在党外的“中共党员”。万钢加入的“致公党”,是中共花瓶;万钢本人,也是中共花瓶。
   这样的双簧,早就是中共的拿手好戏。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恢複,恢複了半个多世纪前,中共任命“非中共人士”出任部长的“面子工程”。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任命的“非中共”部长,多达十几名,有的“非中共人士”,甚至官至“国家副主席”、“政府副总理”,如张澜、黄炎培等。文革后的八十年代,中共又任命资本家荣毅仁为“国家副主席”。算下来,新一轮“非中共”部长的提拔潮,已经是中共的第三波“花瓶秀”。毫无新奇。
   中共大谈“政改”与“民主”,并不惜真真假假地做几把秀,说穿了,这不过是北京奥运会前,中共精心推出的包装。以中南海看来,为了让北京奥运会在国际上蒙混过关,把“民主”的调子唱得再高,也不为过!
   “党内民主”,中共的专利
   有人注目“十七大”,预料胡温将利用大会,巩固权位,随后推行“政改”。实际上,胡温接位以来,一直与江系人马展开权力斗争,大规模的人事重组,一直没有间断,未必就与“政改”有关。官方学者之一、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公开解释了胡温的“政改”内容:中共“十七大”之后,可能将在两个方面进行政改:一是继续以扩大党内民主为切入点,稳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二是重点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中共一直有“民主集中制”的说法,实际上,只有集中,没有民主;重提“党内民主”,却暴露了中共高层的心迹:只能谈“党内民主”,不能谈“党外民主”。换言之,这种“民主”,只是中共一党的专利,绝无关“还政于民”。
   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在是“老生常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共先后推动5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律归于失败。就连“精简机构”这一条,都做不到,在“精简”的口号下,官吏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以至于,官民比例严重失调,达到历史性的程度。(西汉时,人口稀少,但每8千个老百姓,才养活1个官;如今的“人民共和国”,人口众多,但每26个老百姓,就要养活1个官。)
   常言道:“听其言,观其行。”听今日中共之言,有“民主”词藻;观今日中共之行,却无民主内涵。中共虽大谈“民主”,但对“六四”屠杀和镇压法轮功,这两个最具检验意义的话题,却不敢触及。叶公好龙如此,何以妄言“民主”?况且,在大谈特谈“政改”与“民主”的同时,中共对民运人士、法轮功学员、维权人士、宗教人士等的镇压、抓捕、和迫害,一刻也没有停止。其所作所为,与真正的“政改”与“民主”,相距何其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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