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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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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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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储 选帝侯 黑厅政治

   描绘中共十七大,我愿用三个关键词:王储、选帝侯、黑厅政治。

不确定的王储

   中共的政治传统之一,是最高权力接班人的唯一性和明确性:老王钦定王储,王可立之,亦可废之,一言九鼎,不容他人置喙。

   毛立刘,后废之;立林,再废之;临终仓促立华,则后王速黜之。

   邓立胡,废之;立赵,再废之;继而干脆一石二鸟,同时钦定王储江及王储之王储胡,凸显其回光返照之老王威风。

   然至十七大,老王已死。皇权萎缩,其威不足以加四海,点石成金强势钦定单一王储,已难孚众望,必须求助诸“选帝侯”认可了。如此,最高权力传承方式的变革,势在必然。

   王储人选遂成为中原之鹿。

   习近平、李克强这一对在十七大突兀诞生的双头王储,最终谁能修成正果,尚在未定之天。这就浮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高层权力结构:王储二元化。

   于是,出现了王储的不确定性与竞争性,也诞生了某种历史的契机。

   虽然,这一契机脆弱和微妙,稍有不慎,倘若权力结构中的两派乃至三派的有限平衡,向某一派极度倾斜,则立即板荡回潮,重回老王钦定单一王储的老路。

   不确定性与竞争性是逼迫政客改善形象、邀结民心、积累政绩、服务公众的驱动杠杆,也是解开政治死结的可能契机。这一结构是一种削弱皇权的结构,是一种弱型制衡结构。有鉴于此,人们没有理由对之忧心忡忡。

“选帝侯”格局

   目前的中南海高层权力结构,不由使笔者想起在欧洲特别是德国历史上曾有过所谓“选帝侯制度”。它指某些被称为“选帝侯”(Kurfürst,复数Kurfürsten)的诸侯们,有权选举皇帝(主要指选举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该制度恰是皇权萎缩之后产生的政治格局。

   卢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皇帝为使其子作为王储最后继位获得认可,1356年在纽伦堡制订了著名的宪章“金玺诏书”,正式确立大封建诸侯选举皇帝的合法性。诏书确立了帝国的七个选帝侯。他们分别是三个教会选帝侯:美因兹大主教,科隆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和四个世俗选帝侯: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藩侯,普法尔茨伯爵(或称巴拉提那伯爵、莱茵行宫伯爵),波希米亚国王。七位选帝侯选举出来的人称“德意志国王”,只有经过进军罗马,并由教皇加冕后的“德意志国王”,才能获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嗣后,选帝侯的各诸侯名称及人数,因应于欧洲的政治、领土等变动,经历了一些变迁,但其制度的基本格局则无大变化。直至1806年拿破仑勒令解散神圣罗马帝国后,这一选帝侯制度才丧失其实质意义,演变成一种荣誉爵位形式了。

   我们不难注意到,十七大后的中共高层,已经形成一种类似“选帝侯”的格局:鉴于最高王权衰微,无人能单独钦点自己的王位继承人,不得不诉诸最高诸侯群体(政治局常委 及相当于该地位的元老),诸侯之间反复磋商妥协,派别之间,讨价还价,艰难磨合,才能遴选出大家均可接受的王储,乃至国王。目前的中共最高层——政治局九常委,由于双头王储的不确定性,他们对于未来的王者,更加相似于一个“选帝侯团”。基本上,团外之人是无权置喙的。如果剔除两位准王储,正是七位“选帝侯”。胡锦涛虽然贵为王者,位高一筹,但其威仍不足以笼罩全局,毕竟,每位“选帝侯”都是有投票权的。

   虽然相似,但中共的“选帝侯”们,其权力的根基及其威望都远不及德国历史上的选帝侯。因为后者或挟其崇高的宗教地位,或挟其尊崇的贵族身份以及由传统、领地等加诸的光圈,其道德威信和社会地位都相当高,故而他们遴选出的皇帝,认受性较强,因此该制度能够在历史上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

   反观中共的“选帝侯”,不仅道德威信不足,权力根基浅薄,更重要的,是他们身处之世,是王权衰微,“人民主权”天经地义的时代。当此之世,由几位“ 选帝侯”在密室里选出最高领袖,总是摆脱不了“合法性焦虑”的。有鉴于此,中共上层的这一“选帝侯”格局,只能是一种暂时性的安排。当然,作为最高权威递减之后演变出的一种过渡性格局,它可以缓解其内部因强人缺位导致的权力斗争,松弛其间的张力,可能承担某种阶段性政治功能。但是,却无法保证其权力传承的长治久安。

   这是中共十七大后出现“选帝侯”的基本态势。其格局是颇为狭窄的,仍属“黑箱政治”的范畴。

从“黑箱政治”到“黑厅政治”xxx ——从“选帝侯”到“选选帝侯”

   然而,有一则动向似乎提示了“选帝侯”范围扩展的趋势。它意味着在中共内部,已经出现了两个层次的“选帝侯”制度尝试。

   笔者注意到了《人民日报》披露,十七大前,中共曾经有试验,由四百中共高干投票选政治局。基本内容,就是中共设立了一个由四百多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投票选出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准推荐名单。整个过程分为五步曲:

   一、今年九月二十五日,四百人的选举会投票,产生一张“可新提名为政治局委员预备人选的推荐名单”,或称为“准推荐名单”;二、现届政治局常委参考推荐名单,以及党组织对可能人选的考察、各人廉洁程度、班子结构需要等,拟定新一届政治局及其它中央机构的“人选建议名单”;三、十月八日,也就是十七大前一星期,政治局同意这份名单;四、十月二十一日,十七大选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五、十月二十二日,一中全会按“人选建议名单”,选出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

   我把这一步称之为:选“选帝侯”制度,称这四百人为“选选帝侯”,或“选帝侯的选帝侯”。

   它的目标是,在四百人范围内,选出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即,选出“选帝侯”团。很显然,这四百人是“选帝侯的选帝侯”。他们虽然无权直接选“皇帝”,但是可以选“选皇帝的人”,即,可以选“选帝侯”;也即,可以间接选皇帝。显然,这是在更大范围内的选帝侯制度试验。

   然而很遗憾,该“选选帝侯”仅仅是高度保密、被高度操纵的一次试验。试验结果,也仅仅是“推荐”给胡锦涛们“参考参考”,并无法定意义。也就是说,它并未进入真正的政治过程。

   正如笔者与陈子明先生在最近一次对谈中指出的,倘若北京当局敢于公开地、正式地把上述“选选帝侯”付诸政治过程,把试验变成正式实践,则中国政治就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民主云云,就不再纯粹是挂在口头上的喋喋不休的呓语了。因为公开化,就意味着透明的游戏规则出现;因为范围扩大,也就意味着合法性基地的扩大。倘如此,人们是有理由对中国政治前景抱持某种谨慎的乐观期待的。

   然而封闭性、神秘性,作为中共政治运作的基本特点,在上述试验中一仍其旧。这是令人沮丧的。然而,即使如此,鉴于“选选帝侯”达四百之众,其规模比较“选帝侯”大为扩张。因此,即便仍然黑暗、闭锁,倘若“选帝侯”制仍难逃“黑箱政治”之讥的话,则“选选帝侯”制就可命名为“黑厅政治”了。

   虽然同被黑幕笼罩,但是,其中空间大小仍是非常重要的。对强力控制者言,他可以制造“黑箱”,他可以制造“黑厅”,甚至,他警力无边,还可以制造“黑街”……,但是,他能够把上万人、上十万、百万人参与的政治运作滴水不漏地封锁消息吗?他是上帝,竟能在制造出“黑省政治”“黑国政治”吗?那无疑是痴人说梦。在广袤空间衮衮人群的政治运作里,类似黑箱式的超大规模“制黑”,是任何人也力不能及的了。

   显然,对政治运作而言,规模、范围之大小是极其重要的。

   近来人们常谈论中国已进入寡头政治时代。其实,寡头政治已存在中国多年。而史家也常常注意到寡头政治转变为变革工具的可能性。事实上,当9个寡头,变为400个寡头,再扩展到更多“寡头”时;当中国政治,从九人的“黑箱政治”,走到四百人的“黑厅政治”,在走向几千人的“黑街政治”时……,当上述“选帝侯”制度试验的范围与人数不断拓宽,当千千万万人都获得了类似“选帝侯”同等的权利,而“政治寡头”已经泛化到“寻常百姓”头上时,“寡头政治”也就名存实亡了。

   那就是那个日子——大写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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