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陈奎德作品选编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陈奎德作品选编]->[“毛纲解钮”: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地——中国土地私有化暗潮]
陈奎德作品选编
·民无信不立─中国社会诚信的瓦解
·读《沙哈洛夫传记》的感慨和启迪
·点评克林顿对华政策
·《观察》发刊词
·让步 但是静悄悄──近年来中共与民间角力的模式
·分析一份调查报告——在战争中中国青年将如何对待妇孺和战俘
·“后 9.11 时代”和中国面临的选择
·中共诞生的胎记——中共81周年题记(1)
·早期中共与国民党的苏联情结——中共81周年题记 (2)
·对仰融案的一些思考
·“成都爆炸案”与“国会纵火案”
·淡然旁观十六大
·打官司,变制度
·天安门母亲——永垂青史的群体
·从“包二奶”看中国的司法解释权
·解除历史的魔咒
·“叶公好龙”与“胡公好宪”
·《红朝谎言录》序
·互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
·中国知识份子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知识份子与中国共产党
·回光返照的哀鸣
·作为历史形态的民族主义
·新保、世局与共产中国命运
·丁子霖给陈奎德的信
·赵紫阳的遗产
·流亡者:苏武还是摩西?
· 两会:“和谐”的定时炸弹
·玩火者的尴尬
·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前言 & 自由盗火者:严复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03)自由思潮的舆论骄子—梁启超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蔡元培:自由主义教育家
· 胡适:中国自由主义的中枢——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0、11、12)傅斯年:自由之虎
·把杀人看作杀人— 六四十六周年祭
·罗隆基:人权理论家与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3、14、15)
· 储安平:政论家的命运——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6、17、18)
·胡锦涛访俄与中国外交
·张东逊:自由派哲学家——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9、20)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1、22)徐复观:自由儒家
·殷海光:自由的悲剧征象-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3、24)
·脱“毛”变人——点评时闻以观国运
·从“坐而言”到“起而行”: 雷震与《自由中国》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5、26)
·张季鸾:近代独立报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7、28)
·雅虎:双手沾血
·张君劢:宪政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三位一体—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9、30、31)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序
·萧公权:中国宪政理论的先驱——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2、33)
·山雨欲来的中国金融
·林语堂:中西交流的桥梁—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两党制:台湾勾出轮廓
·潘光旦:新人文思想者——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6、37)
·刘宾雁祭
·梁实秋:旷达雅致自由的文学家——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0、41)
·张佛泉:自由的卓越阐释者——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8、39)
·中国维权律师与美丽岛案—— 从高智晟律师案谈起
·陈寅恪:学术独立的中国典范——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精神病、偏执狂,精神先知? ——从林昭所想到的
·中国政治转型的诱因
·顾准:孤独的先知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6、47、48)
·林昭:中国的圣女——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9、50、51)
·五十年回首:反斯秘密报告
·值得两岸民众关注的五个问题—— 陈奎德教授在“2006年海外华人新思路”佛州研讨会上的发言
·遇罗克:红色中国争人权的先驱——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52,53)
·说古论今看两会
·李慎之:晚鸣的自由钟——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54-55)
·“崛起梦”是如何灭国的?
·六四断想:去国十七年……
·杨小凯:经济学家的宪政理念——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58-61)
·必也更名乎?——哀中共八十五岁文
·海水泛蓝入赤县
·王小波:自由而幽默的文学魂——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56,57)
·文明的自我拯救
·多事之秋,战乱之始?
·变与不变: 美国外交与对华政策
·民族主义的解毒剂—— 评刘晓波《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
·余英时:序陈奎德著《煮酒论思潮》——大陆当前思潮的发展
·余英时素描
·回望2006中国
·中国2006外交一瞥
·“不争论”寿终正寝
·“奥运拐点”,八面来风:汉城奥运与北京奥运
·民主溯源(1)
·民主溯源(2)
·民主溯源(3):古罗马共和制度
·民主溯源(4)——罗马帝国的政治
·民主溯源(5)——中世纪代议制民主的萌芽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一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二章
·自由产生秩序——《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三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四章
·五七道德后遗症
·五七道德后遗症
·自由与法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五章
·自由与文化—《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六章
·结语:自由、风险、责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七章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北京“密友”排座次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中国罗生门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毛纲解钮”: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地——中国土地私有化暗潮

从“小产权”说起

   最近,中国大陆风风火火流转者一个热词:小产权房。口耳相传,购销踊跃,成为一大景观。

   何谓“小产权”?在购房时,国家发产权证的叫大产权,国家不发产权证的,由乡镇政府发证书的叫小产权,小产权房子下面的土地是农村集体所有土地, 实际上没有真正的产权。按照当下中国的法律,在这样的土地上,只有当地的农民才能居住和使用;土地的所有者即使在该土地上修建了商品房,也没有国家发的土地使用证和预售许可证,房屋的买卖是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私下”交易。

   但是,市场自有其不可抗拒的逻辑。很多人仍然买了这种小产权房,原因是便宜,价格只是大产权房的20-30%,渴望有自己家的一般人能够承担。于是,小产权房炙手可热。

   目前的中国土地,分属于两种所有权:国有和集体所有。前者由中央政府掌握,后者由村民集体掌握。虽然同为“所有权”,其涵义却大为不同。前者(中央政府)所有权可将土地任意处置(造房、买卖等等),后者的所有权却没有土地的处置权。同为“所有权”,其不平等竟至于此!

   一种被剥夺了处置支配权的“所有权”,算什么所有权?无非是“中国特色”的语言游戏,意识形态的一段盲肠而已。

   众所周知,中国的房价,特别是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已成天价。一般中等收入的工薪阶级,根本不敢问津。

   问题是,何以至此?为何小产权房和大产权房的价格相差如此悬殊?

   要害是政府垄断土地,房地产商垄断房产。即,大产权房的建筑用地被政府独家垄断,同时政府又授予房地产开发商垄断城市房屋供应的特权。这两重垄断,就是两重中间盘剥。经过这两道暴利搜刮,房价焉能不高高在上,直冲云霄?

   垄断必生暴利,市民望房兴叹。因此,把房价高飙归罪于市场是天大误会。存在如此双重垄断的中国房地产,能称为市场吗?正如学者秋风所指出的,市场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平等的交易主体,要素的自由流动,企业的进入自由。用这几个标准来衡量,房地产领域根本就没有市场。首先,作为房地产最基本要素的土地,根本不能自由流动。中国现行法律禁止农民盖房子向城市居民出售,也禁止城市居民到农村去买房子。民众要成立个住宅合作社,集资合作建房,政府同样禁止,或者根本不理睬。

   于是,诸般禁忌之下,垄断性的官方及官商获利,逼得(大产权)房价暴涨。

   在这种无奈的情势下,无殼居民极需购买合理价位之房,有地农民在归自己所有的土地上造房满足这一需求。干柴烈火,两情相悦,一拍即合,小产权房于焉产生。

   这才是市场。顺乎人心自然合理生成的市场。没有垄断,买卖自愿。正像毛时代的农贸自由市场,虽受到当局警告,虽然遭受“非法”的指责,却恰如当年小岗村人以生命冒险犯难的壮举,“小产权”也是起于青萍之末的风,预示了下一时期勃然涌动的风潮。

   而且,它连带将对中国目前的土地制度产生意义深远的冲击。

“小产权”与中国土地制度

   如今在中国,《物权法》通过了,对国民的财产保障,它确是一项历史性进展。但在其中却残留了一大段公有制“盲肠”:土地所有权问题。

   在中国,土地所有权不属于具体的一个个国民,而是属于国家,实际上就是官家。这是中国的财产法律方面的巨大漏洞。有人说,中国土地除了国有制,还有集体所有制。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世界上从来没有非官非民的“集体”,如果老百姓根据结社权自由结成民间性集体,例如农会、民间合作社和股份公司,那就是私有制,或“民间的”、“非官方的”,并不仅指个人或自然人所有,企业法人与社团法人也可以私有性质的权利主体。而如果是身份性或强制性的官办“集体”,例如人民公社,那就是官府所有的一种形式。

   在(大产权)房地产领域,房产权与地产权的绝对割裂:房产私有与地产国有。使得中国居民的私人房产,成为名符其实的“空中楼阁”。上面是私家的,下面是官家的。下面的土地不属于你,只是由国家暂时租给你,到期就要收回,届时你不是飘浮在“空中楼阁”中?

   另外,它在逻辑上不能自洽,土地制度的大漏洞,成为中国当前诸多“癌症”之源。譬如,愈演愈烈的贪腐问题,穷根究底,大都可以归结为土地问题。土地所有权归国有,实际就由官府决定。一纸土地批条,就是滚滚财源。中国的土地,成了贪腐之源、权钱交易之根。

   有鉴于此,这几年来,土地私有化的问题屡屡在中国学界甚至政界内部讨论,但其阻力极大。其一,是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阻遏,其二,是意识形态的政治利益禁止。因此,此问题的论争也就屡兴屡衰,不了了之了。而目前小产权房热潮的兴起,以其实践上势如破竹之势,以其社会上安民定居之功,有可能重新为土地制度的变迁输入新的动力。

俄罗斯的土地私有化

   当然,在中国实施了半个多世纪的土地国有化制度,其改变亦非朝夕之功。如果考察一下俄罗斯与东欧的土地私有化之路,当知此言不虚。

   在前苏联时代,俄罗斯农业的主要特征是土地归国家所有,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元,其经营和管理,都是国家统一部署,农民和城里的工人没什么两样。苏联解体后,私有化浪潮迅速席卷城市,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转眼成了私人企业主的个人资产。

   相比之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步伐则要慢得多。解体后两年,1993年,俄罗斯通过新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者可自由掌握、使用和处理属于自己的土地。但与此同时,由于俄共及其联盟政党的反对,俄罗斯一直没有通过有关公民土地所有权实施机制的细则,这使得土地买卖无章可循,成为一纸空文。

   直到2002年6月26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才通过一项《流通法》,允许自由买卖农用土地。这已经是苏联解体十年多之后了,俄罗斯才真正完成土地私有化。当然,这是历史性事件,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俄罗斯在土地所有权改革问题上迈出的最大一步。

   俄罗斯土地私有化主要是农地私有化。这里的关键在于“流通”,在于“自由买卖”。离开了市场交易,界定产权本身并不能具有独立的经济意义。界定产权是为了市场交易,同时也只有在市场交易中,产权才能够真正得到清楚和明确的界定。在缺乏市场交易的情况下,这种所有权并没有真正实现。由于1993年宪法只承认土地私有权,不承认土地流通权,结果是形成了土地有其主,但却无人耕种,大面积撂荒的局面。因为土地要素不能进入流通,农业生产者既不能以土地作抵押获得信贷,不愿意也无法确保对土地的长期投资得到回报,从这一意义上说,所谓土地所有者只不过是受短期行为支配的土地承包人。然而,一旦有了流通市场,土地产权就成了真实的产权,农民就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了。于是,它釜底抽薪,解决了过去的土地黑市问题,同时,还开辟了大农业企业的广阔发展情景。土地私有化以及土地流通市场形成后,已经大大加速了俄罗斯农业的高速发展。

   因为倘若俄罗斯人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可以任意处置土地,他反而摆脱了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的地位。因为如果土地是他的,他就有权卖掉土地;即使不卖,也可以委托别人管理、出租。于是,他的束缚解脱了,可以自由流动,甚至永久移民了。一句话,他成自由人了。法国当年的现代化起飞,就是靠拿破仑的《法典》,因为土地制度改变,农奴就变成了自由民,人身依附关系就没有了,城市化才真正落到了实处。在中国,倘若再加上废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那么,一个城市化的历史浪潮必将涌起,赋有独立意志的流动迁徙的广大自由民势将重现塑造中国的现代城乡结构。

   左派常常警告土地私有化的严重后果。他们断言,一旦土地私有化市场化,土地就会极度兼并,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依,失去生存的凭藉。耕地急剧缩减,粮食、蔬菜开始短缺,大饥荒将迅速弥漫……。可惜的是,左派们所描绘的那幅恐怖图景并未在俄罗斯出现,而仅仅是他们的想象——对俄罗斯的想象,也是对中国的想象。然而,今天的俄罗斯,在土地私有化五年之后,基本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已日益呈现现代社会形态,为进一步起飞奠立了可持续的基地与架构。既如此,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向何处扎根呢?

“毛纲解钮”: 从下而上逼出土地私有化 与俄罗斯不同,中国土地私有化的动力来自下面,来自经济改革与社会变迁带来的驱迫力。而俄罗斯,其动力主要来自上层,来自政治转型后上层的政治决断。前述中国的“小产权”潮流就是来自基层动力之一例。此外,中国部分地区(譬如重庆)进行的城乡一体化统筹试验,客观上也正在给土地私有化输入动力。 在重庆进行的城乡一体化统筹试验的专家们看来,重庆最有可能的突破是在土地私有化方面。农村土地私有化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基本方向。在他们看来,解决土地产权的问题是迟早的事情。但为避免社会震荡,建议应分步实施,。当前的农村土地流转试点,土地经营权的入股即是明确农村土地经营权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如果将农民的土地私有化,承认他们的土地价值和属性,则重庆和成都的三农问题将迎刃而解。目前重庆一般一个家庭有四五亩土地,如果市场化一般价格都这20万左右,一个家庭变卖土地可获得100多万。这样无论在什么地方,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城乡统筹首先应该解决土地流转问题。开发银行已经在重庆做过一些试点,开展一些半私有化的手段来解决土地的集约化经营的问题。但显然还不彻底。中国要真正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成为被国际社会接纳的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要完成对土地资源的市场性整合,土地的产权界定和私有是一个势不可免的历程。这是市场的逻辑,也是历史的逻辑。

   然而在中国,土地私有化是意识形态禁忌,同时又是触动庞大利益集团财源的禁忌。在现代中国,“普天之下,莫非共土”。如欲变“共土”为“民土”,这是一场深远的土地制度变迁,牵一发而动全身。倘若没有极其强大的国内外的经济动力、社会压力和政治考量的综合作用,是绝难成功的。

   这一过程,不仅是经济过程,同时也是政治过程。正如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王纲解钮”、皇朝崩解的巨变一样,今天,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中国正处于“共纲解钮”或称“毛纲解钮”的重大变迁中。而土地私有化正是这一变迁的极其重要的一环。

   然而,这一问题在学界并未达成强大的共识。左翼朋友不愿意面对中国变迁的这一趋势,语含讥讽,嘲笑“与世界接轨”。某些朋友,譬如甘阳,甚至弄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如,经过“通(孔子-毛泽东-邓小平)三统”进而缔造“儒家社会主义”,譬如“中国目前经济成就的非凡性”加上“中共1949年以来统治的前30年与后30年的连续性”等,从而正当化中共六十年统治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合法化毛泽东祸国殃民二十七年的历史,刻意回避统制型经济解体及财产权制度变迁的重要性,挖空心思地把非毛化的经济成绩用来为毛泽东背书。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