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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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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二章
·自由产生秩序——《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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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道德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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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06外交一瞥

一、 展示“朝贡天国”的脸面

   北京去年的外交活动车水马龙,排场风光,做足了一付“新兴大国”的国际秀。

   2006年,中国举办了三个大型国际峰会并安排了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会议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

   三个大型国际峰会是:2006年6月在上海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有9位外国国家元首与会;10月份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东盟10国的国家元首联袂访华;1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48位非洲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赴会。第一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会议在去年12月举行,美国的7名部长同访北京,这意味着布什政府内阁的三分之一成员一起访华,这是中美关系上前所未有的。而日本首相访华,则显示近年来一直陷于僵局的中日关系终于有了一丝解冻的征兆。

   既然各国如此捧场,中南海自然飘飘然,于是顺着杆子向上爬,其喉舌中新社洋洋得意地说:“中国的大国地位突出表现在其举办大型国际会议的号召力上”了。

   种种迹象,使人们意识到,在荷包鼓胀财大气粗之后,北京的外交业已抛弃了邓小平充满机心算计的“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低姿态,开始招摇过市,亮胳膊露拳脚,要争当国际舞台的主角了。

二、 孔雀亮屏的后臀

   然而,正当广宴宾客的中南海主人志得意满时,大煞风景的是,一声闷响,不买账的小兄弟痞子金正日年底一通核爆炸,核尘埃飘洒北京,中南海个个灰头土脸,左右不是人。该核爆等于是宣布:(中国作为东道主的)六方会谈失败,朝鲜半岛无核化已成泡影。它清晰证明,无核化与金正日政权水火不容。北京外交界企图二者兼得的美梦已彻底破产。

   另外一项捅了“和谐外交”大窟窿的是,不久前,没有任何预兆,中国突然发射导弹击毁自己的一颗过时卫星,以显示自己的太空作战能力,其实更是显示对美太空挑战的姿态。正如泰晤士报所说,“中国不仅打破了一个没有形式的,然而强有力的禁令,它也背离了‘太空非军事化’的通行政策。这次的力量游戏让人想起冷战,它把国际通行的自由约束政策推到了一边去。这是发出一个没有细微感觉的信号:中国要追赶美国在太空的军事能力。”而曼海姆晨报则认为中国唤醒了里根(R. Ragen)的旧梦,“中国现在在为星际大战武装起来吗?不管怎么说,这个惊人的击毁卫星行动把美国人给摇醒了。毫不奇怪,北京以此令人吃惊的成就将使里根的星际大战旧梦复活。”它是指中国欲效法勃列日涅夫向里根挑衅的“星球大战”计划。明显是一个预谋的挑衅,中国要以此迫使加速禁止包括美国防导弹系统在内的一切空间武器的协定的签署。

   这样,在北京灿烂地张开其孔雀之屏向全球示好之时,却不小心露出了屏后那并不灿烂的臀部。于是,笑容可掬信誓旦旦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云云,由于美丽背后的丑陋阴影,在各国人士心上,罩上了一层“中国威胁论”的厚厚疑云。

三、 外交喧哗的背景

   不过应当说,北京去年外交与前几年相比,总的来说是较为顺畅的。其所以得意张扬,客观而言,在国内方面,首先是炫人眼目的经济增长:超过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沪深两股市强势走高,中国看来已顺利完成入世过渡期……中国的经济表现在世界上的抢眼表现,使北京增加了外交筹码和信心。

   其次,是国际环境相对有利:美国深陷于伊拉克战争而无暇他顾,同时在北韩问题上尚需中国合作;美俄关系进一步冷淡,有利于北京打进橛子;日本经济尚无振衰起弊迹象,对华尚未构成足够压力;欧洲的德法两国虽然开始降低其反美姿态,但在市场上仍对中国多有所求;而世界上的反全球化倾向有上扬之势……。诸事诸情种种,给中国的外交腾出了缝隙,挪出了纵横捭阖的空间,使北京得以乘虚而入。

四、外交技巧与“合法性焦虑”

   然而,这一景象只是一种特殊时期的暂时现象,而不是具有牢固根基的能垂之久远的国际态势。一旦上述的暂时性因素逐步化解,譬如,伊拉克战事得以大体解决,恐怖主义力量渐成强弩之末,届时,当国际主流社会腾出手来之后,国际关注焦点就会转移了,更根本的不协调因素就会凸现出来: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制度形态与国际主流的冲突,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冲突,在在撕裂着这个国家。因此,从长远看,北京实质上的外交形势是相当严峻的。

   问题之源盖出于根深蒂固的北京政权的合法性焦虑。否则,以一个堂堂的“崛起大国”之尊,何以虚弱到对八本文艺性的书籍痛下杀手,对一位心怀爱心的盲人维权人士,对几位手无缚鸡之力的维权律师、异议作家,对“冰点”的几篇议论历史和介绍台湾的文章,如临大敌,封杀抓捕?除了“合法性焦虑”,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上述政府行为?

   而这种焦虑,依靠外交技巧是无法解决的。

   其实,自从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各主政当局并非缺乏现代外交技巧和传统。在同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以均势原则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原则实际上早就深刻影响了中国各政权的外交方针。早在19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官僚已懂得外交上的均势原则。当时曾纪泽就建议清政府对藩属安南(越南)采取对西方门户开放的均势政策,他形容此政策为“投一羊以斗众虎”,由于没有一只老虎有能力夺得该羊,因此该羊遂得幸存。这一均势策略的平衡技巧后来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已被运用得十分娴熟,得心应手了,北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联美抗苏就是其著名范例。

   我们看到,中国外交界近年来也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新人,他们教育背景完整,不少人还在海外获得学位,精明能干,专业熟悉,对世界了解,可堪造就,在外交技巧方面不输于任何国家的外交官。

   然而关键问题是,这样一批经过训练的外交水手是服务于一条什么样的大船上?这条大船正在驶向何方?如果偏离了主流航道,水手技巧再高,也难免船毁人亡。

   外交技巧面对政权“合法性”问题时是无济于事的。玩弄均势政策的清政府灰飞烟灭了,极具外交经验的前苏联解体了,中共就能靠外交技巧稳坐钓鱼台?

   人们注意到,胡锦涛先生提出了“和谐社会”口号,以化解国内的紧张态势;后来,在2005年联合国讲话中又提出构建“和谐世界”,2006年6月又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提出建立“和谐地区“,以化解国际社会的“中国威胁论”。用心良苦,可予表扬。

   人们还注意到,正是鉴于其“合法性焦虑”,胡锦涛曾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企图解决这一焦虑。但是,他漏掉了最核心的一条:“权为民所授”,也就是漏掉了当今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国家定位问题。长期的国家走向问题。中国对国际主流秩序和普世价值是欢迎还是排拒的问题。

   中国倘若不利用目前国际环境相对有利时痛下决心,解决国家定位问题,国家制度方向问题,待到将来国际压力骤然增大,就恐怕没有如此从容的时间和空间来解决上述转型问题了。届时,恐怕将如杜牧所哀叹的: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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