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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文化—《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六章

第六章 自由与文化

   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苟有阻碍这前涂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二坟》《五典》,百宋千亢,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药,全都踏倒他。——鲁迅

   无庸讳言,作为一种根本的,占首要地位的价值观念,自由这个词是与欧洲文化传统紧密联结在一起的。

   同时,正如前述,现代的工业文明与自由这一根本的价值观念有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极而言之,没有自由,也就没有现代文明。

   于是,这就产生了一个紧迫的课题,在非西方文化类型中,倘若要实现现代化,跨入工业文明,如何把自由这一重要的价值观,植入自已的文明躯体上?

   许多比较文化的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作为一种伦理中心的中国文化传统,它深层蕴有的根本价值观是“和谐”。

   然而,这是一类定型化的静态的和谐,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均衡以及等级化的和谐秩序、以共性抹煞个性以中庸取代极端、以统一消解对立。“顺应自然,天人合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无欲以争,天下将自定”(老子),“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质也”(庄子)。这种重和谐的文化从根本态度上是“审美”的。

   而西方文化虽也论及和谐,但那是一种动态的和谐,是富有冒险、新奇、理想化、浪漫蒂克式的和谐,即融入了“自由”的和谐。它尊崇创造,强调多样性,它不断地打破原有的“和谐”,从而塑造一个新的“和谐”。这动态和谐的内在动力源就是对自由的追求。“不自由,毋宁死”。

   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所无法理解的,凭借自由所赋予的动力,它获得了某种内在的张力,从而不断地超越旧价值。

   因而,可以认为,更确切地说,“自由”是西方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同时,这种自由文化的根本态度对自然是“理论的”、“科学的”。

   诚然,中国文化传统中也存在有与“自由”这一观念相类似的某种精神基因,这特别表现在庄子《逍遥游》中。但应当仔细辨析,庄子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自由,是对人的精神束缚的反抗,但却缺乏对外在束缚反抗这一层的意义。确实,庄子的“无待”、“无己”,就是让自己的精神,从自我中心的束缚下超拔而出,从自己血肉的躯壳中脱颖而出,从功名利禄的缠绕下解脱而出,与万事万物相沟通,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无疑 是极其超凡脱俗的。这种内在的自由,作为一种精神修养,确也是常人难于企及的。但是,它与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根本不同,西方人所谓的“自由”,恰恰是有所待、有己的,不是“无待、无已”的。它并非超脱,而是极其执著、反抗外在束缚与压迫的,是坚执于现世生活和斗争的,是非退缩、非回避、非内化,而是激烈抗争的。说到底,是对基本人权的维护,是对自我权利的强烈意识。

   一句话,西方式的自由是积极人世的,而庄子式的自由是消极出世的。

   因此,严格说来,中国文化传统中并无西方式自由的因子。如孙中山先生虽然明慧,似乎也并未把东西方的两种自由观厘清。他曾说:自由“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了一片散沙”。这里忽略了西方自由观中的有选择可能性的契约自由,从而混淆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自由观。他还说过:“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去做,便要大家牺牲自由”。这里则混淆了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未能强调个人权利之被尊重正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法治社会的最根本之基础。同时,也只有在个人能自由发挥自己的独特创造性的态势下,国家富强才会有根本保证。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这一百年中西碰撞的历史,导致了文化的激变,有关自由观的形势也随之一新。在这方面,思想界出领风骚、推动自由潮流的(后来被称为自由主义者),有严复、谭嗣同、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鲁迅(早期)、陈独秀(早期)、吴虞、殷海光、丁文江以及后来的林毓生等人。

   应当承认,多年来,我们忽略了这一批在中国首次输入自由价值体系的先驱,特别是忽略了他们共同价值取向的一面,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造成断裂。

   诚然,上述诸位学者,大部分还不能说是严格学术意义上的纯粹自由主义者。正如殷海光先生所言。“在某一个社会文化里滋长出来的观念、思想和学问,传到另一个社会文化里以后,因受这一个社会文化的作用,而往往染出不同的色调。”(摘自《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第三版)应当说,在文化相互渗透、冲击的过程中,中国的自由先驱,其思想尚未形成一个前后一贯的体系。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忽略,尤其不可否定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再生所建立的卓越功勋。他们在几十年前的鞭辟入里的文字,至今读来,仍有启发意义。

   严复,这位被人称为中英合壁的思想先驱曾说到:

   “须知言论自繇(自由),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威所屈而已。使真理事实,虽出于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群之权界论》)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来立以为教也。”(《伦世变之丞》)

   “民立自由,天之所界也。”(《辟韩》)

   梁启超,当时思想界之骄子,曾说:

   “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日生命,二日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若夫思想自由,为凡百自由之母者,……”(《饮冰室文集》)熟悉当代哲学的人不难发现,几十年前梁启超对自由的论述,竟然与当代著名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思想极其相似,这足见其高瞻远瞩。当然,在梁启超,其心态是反愚民主义和反专制主义的。在波普尔,其目标则是针对蒙昧主义、神谕哲学和封闭社会的。客观而言,在中国式的自由先驱中,胡适一一这位中美合壁的学者一一是影响最大的。并且他对自由主义的探求,使他走到了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心态。这是借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表达出来的:

   “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蔓医生。……他大胆地宣言: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蔓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少年朋友们,不要笑这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思想!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欧洲有了18、19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之文明世界。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文存》)第四集,卷四,《介绍我自已的思想》,P.612)无疑,胡适之对自由的理解,较之严复与梁启超进了一层。这里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文化中的群体主义、家族主义和血缘主义传统,并直接导向了现代自由观的核心——个人独立、个人主义。他还直接诉诸尼采的思想来论证新思潮的实质:

   “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ofallvalues)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前最好解释”。(同上,p.728~729)

   在这里,胡适之表现出来的理智立场是相当激进的。他要求中国人养成一种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现代精神,不盲从,不附和,慎思明辨,不受迷惑,从而确立一个独立不倚、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成就一种名符其实的现代人格。

   对尼采与易卜生的推崇,也是鲁迅早期思想的基本特点。在这点上,他是与胡适沟通的。其实,虽然二人曾有过笔战,但在实践上,鲁迅正是胡适所描绘的那种“特立独行者”,极有个性,赋有个人主义色彩的典型,这种独立的个性,时时出现在他们的文章中:

   “然而也有并不一哄而起的人,当时好像落伍,但因为也不一哄而散,后来成为中坚。”同时,在鲁迅笔下,还时时可发现尼采—易卜生式的蔑视平庸的稳特个性和强大精神力量。“我却没有这么旷达。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不给癞皮狗们吃。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下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往,消去鄙吝之心。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

   对专制者的蔑视,对言论钳制的仇视,对奴才的鄙视,通过尖刻犀利的语言,透露出鲁迅思想深层处潜藏的自由主义基本立场。看到如下充满嘲讽和愤怒的文字,对此是不会有什么疑问的: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身成仁’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愈足以显革命文学下之英雄。所可惜者,只是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

   以鲁迅洞察力之深刻,他对中国社会已看不出任何希望,已陷入某种虚无主义之中。正如林毓生教授所分析的,“他对每一件事情的怀疑——包括当时在中国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所描绘的未来之美好的社会—一《在影的告别》中最明显地表现出来: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朋友,我不能跟随你了,我不愿往。我不愿意!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为傍徨于无地。”(《中国意识的危机》P.265)

   这是一张自由人格的“精神独立宣言”,鲁迅要在一种浑浑噩噩的群体意识泛滥的社会里维持自己个体的自由与独立,这就难免陷入悲怆孤寂和虚无主义的境地,并最终使他孤立而执着走到了他那“未知的终点,走向某种个体的神圣。

   无疑在一百多年来导入自由价值并反思文化传统价值的思想家中,鲁迅是最深刻的一位,同时,也是最富悲剧性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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