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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四章

第四章 调整权力的自动仪──言论自由

   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马克思

   倘若看了一本揭露某一国家的社会现实种种非人道的黑暗和弊端的小说,或者看了一部深刻揭露并强烈抗议某国现状的电影,通常,在读者与观众中会激起巨大的共鸣。大多数人会群起而赞颂该作品深刻地揭示了西方社会的黑暗本质,并愤怒抨击那个如此黑暗、弊病丛生的社会。这种反应当然是很自然的和直接的,具有正常的健全心态。

   然而还有少数人想得更深了一层。他们当然首先也褒扬作者、抨击社会,但更进一步,他们认为,这本小说之所以能公开出版,广泛发行,这部电影之所以能拍摄成功,并推行到全世界,恰恰表明了作者所抨击的他所处的那个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它虽有缺陷,却是一个具有相当自由度和宽容度的现代社会,因为一个非现代的社会是绝不容许一部从根本上抨击自己的作品公开出版发行的,甚至作者还未写作完毕,作品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了。因此,能够出现那种评击本社会黑暗作品的社会,正是具备了某种“自动祛除黑暗”的机制,或称为“自动纠错”机制,社会的弊端是有可能被独立的舆论所揭露,所消解的。

   相反,倘若一个社会,从外部听来,千篇一律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公开出版物所宣传的都是“莺歌燕舞”,那末,可以想像,该社会的状况大概是非常危险的了,这是一个相当准确的信号指示器。

   “文革”(注:指中国大陆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由中共主席毛泽东发动领导),就提供了一个最明确的例证。

   在政治学上,言论自由这一概念的内蕴核心是对权力的不信任感,特别地是对行政权力的不信任感。但言论自由的倡导者并没有天真到滑向无政府主义,并未以为不需政府去除任何权力机构即可进入人间天堂。无政府主义,这是一种必定导致大灾祸的幻梦。然而,承认必要性并不等于放弃警惕性。现代人的基本共知之一在于认识到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因此,必须对它永远睁着一双怀疑和警惕的眼睛。

   诉诸历史,这种怀疑绝非杞人忧天。

   权力运用的逻辑表明,任何不受控制的权力机构都有走向集权的倾向,若没有约束,任其发展,必定走向专制。这是百试不变的“权力学”定律。难怪阿克顿的名言被一再引用:“权力易滋生腐化,绝对权力则绝对腐化。”

   要防止此类现象发生,唯一的办法就是设置制衡机制来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舍此,没有其他可行之路。

   明乎此,我们就懂得,如何把上述那种对政府的行政权力的怀疑、警惕和制约反映在法律条文和实践上,如何用制度化的手段来保障我们的基本自由,这一点,在我们国家,乃是至关重要的根本问题。

   人类为自己的存在方式摸索了几千年,在这一个长期的充满荆棘的历史选择进程中,通过无数次试探和比较,通过无数次竞争和淘汰,逐步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制约权力的方式和对批评意见开放的社会形态。这种形态虽然仍时时在产生出许多弊端,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具备了一种自动纠错的机制,这种自动机制是在人类历经苦难之后才获得的。它的基本点,若用否决式的方式表达,共有三种:(1)反对乌托邦主义,或完美主义;(2)反对历史宿命论;(3)反对来世主义。

   人类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即企图设计某种一劳永逸的、尽善尽美的方案,然后通过一个有权威的机构或个人,把上述方案实施于整个社会,从而引导芸芸众生们迈向“天堂”——理想社会。这里面隐含有两个基本前提:

   社会和政府都是能够毫无缺陷、尽善尽美的,只要预先的那份理想社会的蓝图能够设计得完善周到,无懈可击,就可以通过一段历史过程而达到这种至善至美的境界。这是乌托邦主义的基本点。

   第二,达到理想社会必需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我们现实的苦难只是通往理想社会的准备阶段,它只是一个过渡形态。这就意味着,我们这几代人的苦难只是达到后代永恒完满幸福的手段,我们仅仅是缔造未来理想社会的工具,即现世只是来世的工具。这是来世主义的基本主张,或者可以说,这是某种宗教观念的变形。

   历史表明,这两项基本前提都是没有根据的;并且,它们还往往是更巨大的灾难的渊薮。对一种尽善尽美的社会的梦想,几千年之前就开始盘旋于许多思想家的头脑中了。历史上,此类美梦最著名的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孔夫子的大同世界、陶渊明的桃花源、基督教的基督再临、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专政、清教徒的理想社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天堂、“文革”时期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尽善尽美的社会设计,其实行的结果如何呢?

   历史的严酷结论是:一旦权力机构将它们付诸实施,都无一例外地导向了专制地狱。这一判决是无情的,它是历史对人类最大的嘲弄之一。

   其中的道理不难探知。正如前述,人们既然预先设计了一个考虑细致、运思长远的美妙社会蓝图,就必定需要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施工机构来对照蓝图强行施工,并且,为了“施工”的高效率,必定要严厉压制反对意见,以便统一步伐、统一行动。这种事无巨细都由一个统一的最高权力机构统筹安排的社会,实质上,是把活生生的有个性有感情的人当成堆积如山的一叠叠档案袋,把他们视为无生命无色彩的一大堆数字,取消了个人的尊严和任何创造性与独特性,取消了不同意见存在的可能。归根结底,也就是勾销了个人自由。此时,整个社会必定呈现出等级森严、号令统一的蚂蚁社会的恐怖景象。

   铁的历史事实是正如荷尔德林()精辟的名句所总结的:“常常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正好是人们试图把国家变成天堂的东西。”

   这种奇怪的逻辑的奥妙何在?历史上那些受人尊敬的大思想家们失误在哪里?这是一个需要澄清的根本问题。

   关键点在于,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已向我们昭示,不可能有尽善尽美、无可挑剔的社会。我们不得不生活在不够完满的社会之中。人,都是有缺陷的。由有缺陷的人组成的社会也必定是有缺陷的。事实上,就连自然科学体系这样辉煌的大厦也常犯错误,也会被新理论新体系所推翻,社会组织当然更是如此的了。鉴于此,经常对社会进行批判,进行净化,进行纠错,进行改进,是至关重要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个性存在,由于个人利益存在,由于利益集团存在,、社会上必定永远存在价值观念的冲突和实际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完全解决的。更退一步说,倘使果真出现了这种毫无利害冲突的“温良恭俭让”的天堂,恐怕也是不值得想往的。不难想像,这种社会死水一潭、毫无个性、等级森严、暮气沉沉,与人类最基本的价值且标相抵触,这并非理想社会,而是蚁群社会。

   因此,倘若说有命运这个东面的话,那么,可以断定,生活在不完善的社会中,正是我们的命运;同时,批判这一不完善的社会,也同样是我们的命运。

   倘非如此,社会就无法进步。

   至于来世主义,即认为当下的苦难和权力高度集中只是为未来美好社会奠基,这种专制只是过渡阶段,只是为达到至善社会的手段的这种理论,应当说,在逻辑上和实践上都无法为现实的苦难和专制辩护。事实上,任何历史阶段都是“过渡阶段”,即都是走向它的下一个阶段的“过渡阶段”;同时,任何历史阶段又都是它的前一阶段的目标。

   没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只有后代的基本权利和幸福生活才值得尊重,也没有充足理由认为本时代人们要获取幸福的权利就必须为后几代作出牺牲。实质上,就根本的人道主义原则而言,没有哪一阶段的人享有高于其他历史阶段人们的权利,他们相互间在根本上是平权的。每一时代的人们都享有神圣的不可剥夺的人权。

   作为人,我们不能只是作为缔造下几代人幸福的工具而活着,我们自身就是目的,我们具有不可让与的去获取幸福的权利。

   以虚幻的来世天堂来勾销现世的幸福,这在历史上并非首创。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就把这种来世主义奉为天经地义的自明之理。

   再退一步说,即使我愿意为下几代人而牺牲自己的幸福与人权,又如何能保证,在我作出了这些牺牲之后,下几代人就必定会生活在至善至美的社会中呢?这种历史宿命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据何在?

   首先,怎样保证理想社会蓝图的实现?事实上,历史上各种乌托邦蓝图所导致的专制和恐怖提供的是无数多的反面证据。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可以令人相信将来的蓝图设计和施工者是无私欲的、不滥用权力的尽善尽美的人呢?没有任何此类突破。我们既不能寄希望于在历史上已屡见不鲜的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的信誓旦旦的承诺上,也不能把赌注押在“好人政府”的善良明智上,风险太大,没有把握,成功的概率极小,千百亿人的身家性命和财产冒不起如此大的风险。

   因此,我们理应反省一下波普尔的意见,他认为应把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实行转换,把历来众说纷纭的中心问题:“应当由谁统治”转换为“如何组织政治机构以防止专权的统治者造成过大的损害”。这也就是关于“权力应如何配置,如何相互制约,如何被舆论监督,如何合法更替”这一系列现代政治哲学根本问题的由来。(注:后面第六章中,作者从另一角度再次论证此重要观点)

   要言之,关键不在于统治者的善良与否,而在于产生一种纠错去恶的自动机制;关键不在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方案是否尽善尽美,而在于有权利随时消除和纠正现实生活中紧迫的当下苦难和失误。

   这里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社会须对批判开放,用直接的语言,就是:言论自由,舆论独立。有人或许会问,倘若政府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用卢梭的语言,代表了公意,那末,难道还有必要用独立的舆论来监督政府?难道还能容许批评政府的言论存在?批评政府难道不正是批评人民自身?用分权的办法来制约政府难道不等于限制人民的公意?

   卢梭的推理正是这样的。因此,他主张主权者的权力高度统一,不可分割;他主张“任何人若是不愿服从主权者的意志,则全体(主权者)有权强迫他服从”。

   历史发展的事实也正是这样的。雅各宾专政时代,代表大多数人公意的革命政权集所有权力于一身,在公意的名义下,不少人因一句话或一篇文章而被送上断头台,不少人因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被投入监狱,连革命领袖们自身也在所难免,造成了一个普遍恐怖的时代。

   这里的问题出在哪儿?

   除了在本书开始所论及的部分外,我们还可进一步发掘“公意”理论中所隐藏的逻辑上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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