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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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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产生秩序——《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三章

【作者按:《新自由论》(共七章)是1988年笔者在上海出版的一本不厚的书,是1949年后中国正式发表的最早的较为概括地论述现代自由主义的文字。几个月后,八九风暴骤起,此书遂被官方掩没。九十年代,旅居缅甸的几位不知名的中国读者不辞辛苦,一字一字把它输入并刊上了互联网,使之重见天日。由于该书讨论的问题迄今仍未过时,今特刊发于此,并保留输入者的原样及其编按。笔者愿借此机会向各位在缅甸输入此书的朋友致以深切的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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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政治学、哲学著名学者陈奎德博士的这部《新自由论》,论理非常精辟、深刻,观点十分鲜明、思想独立,内蕴深广挑战、文风犀利,是中国大陆首推的政治哲学名著;现介绍给我们缅甸的读者,希望能对我们缅甸大有益处。并向原作者及原出版者表示崇高敬意及衷心感谢。——于缅甸仰光】

   

《新自由论》

NEW LIBERALISM

陈奎德著

[1988年华东化工学院(现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一章 自由,重新发现——导论

    第二章 自由与个人主义

    第三章 自由产生秩序——从市场机制谈起

    第四章 调整权力的自动仪——言论自由

    第五章 自由与法治

    第六章 自由与文化

    第七章 自由、风险与责任——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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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由产生秩序—一从市场机制谈起

   ……个人的自发的和不受拘束的努力能够产生一种经济活动的复杂秩序,……而这又是政治自由的一种无意识的没有预料到的副产品。──哈耶克

   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的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用以逐步代替源自“家族”各种权利义务上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的关系就是“契约”。……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梅因

   有一个基本的疑虑,一直是笼罩在一切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们头上的一团乌云:作为强调个体的自由和权利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如何能够避免人欲横流,社会动乱和国家解体?这里涉及到近代自由主义所发现的一个根本秘密。

   事实上,它也是近代人类在探索自己的存在方式上的一个伟大发现,它就是:自由产生秩序。这一发现对人类的伟大意义,可以说,并不下于哥白尼发现地球绕日。这一秘密,首先是在经济活动的领域中被揭橥的。而亚当•斯密(AdamSmith),则是发现者的先驱。

   它的基本点在于指出,市场交易、自由竞争能自发地导致一种生机勃勃的、高效运行的、生产力大解放的经济秩序.而这一经济秩序又有助于出现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秩序——民主政治。这两种秩序总体说来,也就是法治状态。有关这种秩序自发产生的机制,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详尽考察。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秘密是在事后发现的。它根本不是人为设计和构想一种理想社会计划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诸种社会条件所造成的一个自发的效应;它不是由一个有高度权威的政府推行或控制某种社会经济模式造成的结果,而是由某种客观法则导致的一种自然产生的秩序。

   简而言之,用中国的一句谚语表达,可以说,亚当•斯密等理论家不过是“事后诸葛亮”,他们仅仅是把业已在运转的自动出现的经济秩序的机制进行了描述和论证。他们并没有对这种秩序进行预先设计和计划,也没有任何理论家在这种秩序尚未出现之前对它作出过任何先知式的理论预见,尽管历史上的预言家和先知们多如牛毛,数不胜数。

   事实上,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先知们造成的历史灾难已经够多了,他们留给人类历史的主要遗产也许是这样一句话,即:后世人类,你们须时时以怀疑、警惕和审慎的眼光来审视任何新的先知和预言家。

   而那些“事后诸葛亮”们,往往更实在地耸立在历史的大道上,历经风雨而长存。这是近代微观经济学的历史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一种秩序,居然是由看来离心倾向严重的、极易导致社会混乱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所产生的,其中的奥秘何在?

   这里,至关紧要的是首先区分“秩序”(order)和“组织、建构”(organization,constructivism)这两方面的概念。

   秩序,或更确切地说,“自发秩序”(spontancousorder)的基本特征是,它是非领先设计的、非人为的、无目的的、非强制命令的。它能够自动运行,自发复制,自行调节。简单地说,在一些基本初始条件满足之后,这是一架自己运转的自动机器。但它没有设计者,是自然生长起来的。

   组织,或者说建构,则是预先设计的,人为的,有目的的理想社会蓝图。它具有某种强制性,是必须由一个最高权力机构集中计划管理和安排的。

   这里应注意,所谓自发秩序,并非指完全没有任何法规和原则的原始的放任自流状态。

   事实上,一种公正的基本法律,是造就并维持这种自发秩序生长的极其重要的“生态环境”。

   简捷而言,在具备“竞赛规则”的前提下,基于人的自然本性。给每个人以自由,使他能充分地发展自己,表现自已,与其他人合理竞争,这样,类似于达尔文进化论所揭示的状态,正如竞争和自然选择的双重结果,产生了一种自然而然的、自发达成的社会秩序。它的基本点,是充分利用社会的自发力量,以市场作为一个主要的平衡杠杆,以竞争的力量作为协调人类行为的主要工具而达成的秩序。

   当然,倘若没有竞争所共同遵守的规则,没有保证这一套规则能发挥作用的权力制衡系统,就不可能有公平的竞争结果。这种状态,就等于进行体育比赛而没有竞赛规则,得不出任何有意义的公平成绩;也类似于虽属社会,但人与人之关系纯粹等同于狼与狼的关系,这样的社会必定陷入混乱、停滞和野蛮的状况中。

   因此,一套公正的、强调权利平等的法律制度是非常紧要的。

   这里的关键在于,“竞赛规则”必须是公开的、公平的,各方必须遵守,在“规则”(这个‘规则’也就是后面所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的基本涵义。

   一旦竞赛开始,各方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已在遵守规则前提下的活力和创造性,并全力使自己获得最佳的成绩。应当注意,这里的“竞赛规则”绝对不是教练的“技术指导”,即不是对参赛者技术的全面的临场控制,如赛跑时每一步跨多大,投篮时以什么角度出手等等,这些都是参赛者根据场上千变万化的情况自行决定和调节的,一旦进入比赛,就须充分授予参赛者的自主权和创造性。

   此外,竞赛的“角色”绝不可混淆,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绝不可以一身而二任:既充当裁判负,又充当参赛者。倘若如此,必定导致竞赛的不公正。具体在社会中,比如,作为调解社会成员活动规范的政府当局,就绝不可以社会成员一份子的身份参与到经济竞争中来。否则,必定导致社会大混乱。

   要言之,只要具备有效的竞争条件和规则,它就是能最优化地引导个人行动的方法。

   所有国家的历史以正反两个方面的大量事实表明,自由竞争的优越,首先在于它是已知的最有效率的促进繁荣的机制;同时,它也是使具有独立权制的公民的活动得以相互协调、相互妥协、相互适应,而不必诉诸政府强迫和干预的唯一重要方式。

   问题的核心在于,互相分离的个人自由如何能够相互调适,呈现有序状态呢?这里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社会结构的类型问题,二是市场机制的自动平衡作用问题。

   所谓社会结构的类型,这里所指的主要是两大类型:①契约型;②身份型。这是从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的基本性质着眼进行划分的社会结构。

   契约型社会结构,系指该社会的基本关系是奠立在各式各样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契约式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大至国家、党派、社团、企业,小至个人婚姻。其根本的基础都是某种自愿的契约关系,从经济、政治、宗教等各方面都渗透了这种精神。

   该契约得以出现乃是源于两个基本假定:

   (1)自然权利论。每个人生而赋有生命权、财产权、宗教信仰权、言论思想的自由权等项基本的自然权利。

   (2)人们上述的自然权利所代表的利益之间有可能发生冲突。

   鉴于上述假定,为避免混乱和冲突的局面出现,为避免每个人的生命、财产、自由权随时受到他人侵犯的局面出现,同时,也为了避免在一个绝对专制的制度下完全丧失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唯一合理的选择是缔结一种普遍的契约关系。

   这是一种自由的个体之间的横向关系,不是一种等级化的纵向关系。前者可以自由选择,后者不可选择。譬如,商品的买卖,就是一种最典型、最简单的契约关系。

   所谓契约关系,就是基于双方自愿而达成的合同协议关系。作为契约缔结的双方,其地位是平等的。由于出于自愿,所以在达成契约关系之前,双方都有充分的选择余地。所谓达成契约,在一般情况下,实质上是双方各自出让自。己的部分权利,互相换取对方出让的那部分权利,也就是一种权利的公平交换。各自通过讨价还价,有得有失,最后达到某种平衡,各自满足自己的需求。

   达成契约后,缔约各方必须意识到并遵守自已在契约上承诺的责任,这样,就自然产生了与自己所获权利相称的义务。由此,权利与义务的对称性就出现了。

   契约关糸是一个层次很高、概括性极强的社会关系,它在现代社会中是充分泛化了的。

   在经济上,它显现为发达的商品市场经济;在政治上,它外化为法治化的民主政治;在宗教上,表现为与上帝缔约的精神直接交通;在男女两性上,外化为婚姻的缔结;在管理学中,它表现为管理机制的非人治化即法治化,以及表现为管理职务与身份相分离。

   简而言之,契约关糸是一种法律关系,可以被法律所量度所调整。它不徇亲情,不问地位身份,不论亲疏,是在商业活动中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法律关系。

   不容讳言,它也是现代社会中的基本社会关系。

   与契约关系相对的,是身份关系。

   它是传统社会中最根本的社会关系。所谓身份关系型的社会,其基本特征是一种金字塔型的结构,以纵向等级关糸为其主轴。其关键点,在于个人首先不是被视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他首先并且始终不过是某团体(如家庭、阶级、党派、宗教信仰派别、民族、政府机构……等)的一成员,扮演的是团体的一分子的角色。他之所以受到尊重并非是由于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所具有的人格、智力、道德水准、风度……等个人魅力,而仅仅是由于他作为团体成员的资格,特别是由于他在团体中所具有的身份和所占地位的资格。而这些身份地位,往往取决于一些先天因素,如血缘关系、出生地点等等。在这种身份型结构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是等级式金字塔上某一位置的符号,是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是大戏台上被预先安排好、无法更改的一个角色,……什么都可能是,唯独不是—个完整意义的人。

   传统中国社会正是这样一种身份型社会,历来是家族中心、伦理中心的。三纲五常是其特征的高度概括。这个传统特别讲究“名分”,即身份。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即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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