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示和标语 在澳洲的马路上,满眼皆是告示,多得简直成了海洋,哪里准许停车,准许停放的时间是每周上午的几点到下午的几点,哪里不准停车,哪里是单行道,哪里是双行道,每个告示都写得清清楚楚,决不含糊,如果是警员出的差错,保证你去法院能打赢官司,这是公平原则。
要使人信服的是交通部门的超速告示,它在一公里外就告诉你前面有红外线测速照相机,限速的范围是多少,罚款是多少“明码标价”,在这样清晰的告示下,你若犯规,当然是咎由自取了。这些告示除非交通条件改变,一般是不随意更动的,至少是“五十年不变”。我想,也许是白种人讲究公平竞争,政治透明,有话讲在前头,懂得教化于民,还有澳洲的路标也是很方便行人的,你驾车走遍全国,保证不会迷失方向。
咱们中国的马路也有许多告示,不过绝少是交通告示,绝大多数是政治标语,从我懂事开始,这些政治标语就不断翻新,远在文革期间那些那满街满墙的不说,光这几年的就够让人琳琅满目了,前次回上海,,看见马路上贴满“七不”的标语,什么叫七不,说来也叫人脸红,这是上海市政府教育上海市民“不随地吐痰”,“不讲脏话”的告示。我见了很纳闷,一个全国最开放的优秀城市,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民族的子孙,难道连这点常识也不懂吗?我想起电影里旧社会的镜头:在幽暗的弄堂里,墙上写着:“随地大小便是——下面画一个大乌龟”。解放几十年了,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阶级斗争觉悟当然是提高了,以致在文革中达到“夫妻划清界线”,“父子申明立场”,“同胞相互揭发”的革命地步,但是在其他方面,国民素质到底提高了多少?不过,小时候在电线干上经常见到的“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过路君子读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之类的东西倒是不见了,这也是个进步。
病中读萧乾先生在四十年代在《大公报》写的文章,知道标语是中国的国粹,当年蒋介石搞“新生活运动”,也是标语满街跑。由此我又想起中国文艺作品中的标语镜头:五四运动时,天安门广场上铺天盖地,全是“打倒孔家店!”的标语;蒋介石北伐到上海,满十六铺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欢迎北伐军!”的标语;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南京路上“欢迎解放军!”,“共产党万岁!”的标语更是成了河流;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标语,连农村厕所的墙壁也写满了,更可笑的是把“消灭四害,苍蝇、老鼠、蚊子、蟑螂”,这样的标语贴在“毛主席万岁!”标语的旁边。到了文革,语录标语更是日新月异,数不胜数,恕我在这里就省略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新一代的领导实事做得多,政治性的标语似乎少多了,但是“七不”之类的标语让人民见了还是扫兴的。
我们高兴地见到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都是有文化的,他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治国智慧,光是道家的“苍天行不语之教”,一句话,就够从政者一辈子回味无穷了。 我希望中国的政治标语少一些,象澳洲这样有利民生的告示多一些。
此文于2008年08月12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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