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洲的马路上，满眼皆是告示，多得简直成了海洋，哪里准许停车，准许停放的时间是每周上午的几点到下午的几点，哪里不准停车，哪里是单行道，哪里是双行道，每个告示都写得清清楚楚，决不含糊，如果是警员出的差错，保证你去法院能打赢官司，这是公平原则。
    要使人信服的是交通部门的超速告示，它在一公里外就告诉你前面有红外线测速照相机，限速的范围是多少，罚款是多少“明码标价”，在这样清晰的告示下，你若犯规，当然是咎由自取了。这些告示除非交通条件改变，一般是不随意更动的，至少是“五十年不变”。我想，也许是白种人讲究公平竞争，政治透明，有话讲在前头，懂得教化于民，还有澳洲的路标也是很方便行人的，你驾车走遍全国，保证不会迷失方向。
    咱们中国的马路也有许多告示，不过绝少是交通告示，绝大多数是政治标语，从我懂事开始，这些政治标语就不断翻新，远在文革期间那些那满街满墙的不说，光这几年的就够让人琳琅满目了，前次回上海，，看见马路上贴满“七不”的标语，什么叫七不，说来也叫人脸红，这是上海市政府教育上海市民“不随地吐痰”，“不讲脏话”的告示。我见了很纳闷，一个全国最开放的优秀城市，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民族的子孙，难道连这点常识也不懂吗？我想起电影里旧社会的镜头：在幽暗的弄堂里，墙上写着：“随地大小便是——下面画一个大乌龟”。解放几十年了，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阶级斗争觉悟当然是提高了，以致在文革中达到“夫妻划清界线”，“父子申明立场”，“同胞相互揭发”的革命地步，但是在其他方面，国民素质到底提高了多少？不过，小时候在电线干上经常见到的“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过路君子读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之类的东西倒是不见了，这也是个进步。
    病中读萧乾先生在四十年代在《大公报》写的文章，知道标语是中国的国粹，当年蒋介石搞“新生活运动”，也是标语满街跑。由此我又想起中国文艺作品中的标语镜头：五四运动时，天安门广场上铺天盖地，全是“打倒孔家店！”的标语；蒋介石北伐到上海，满十六铺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欢迎北伐军！”的标语；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南京路上“欢迎解放军！”，“共产党万岁！”的标语更是成了河流；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标语，连农村厕所的墙壁也写满了，更可笑的是把“消灭四害，苍蝇、老鼠、蚊子、蟑螂”，这样的标语贴在“毛主席万岁！”标语的旁边。到了文革，语录标语更是日新月异，数不胜数，恕我在这里就省略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新一代的领导实事做得多，政治性的标语似乎少多了，但是“七不”之类的标语让人民见了还是扫兴的。
    我们高兴地见到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都是有文化的，他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治国智慧，光是道家的“苍天行不语之教”，一句话，就够从政者一辈子回味无穷了。 我希望中国的政治标语少一些，象澳洲这样有利民生的告示多一些。


此文于2008年08月12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