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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对中国大陆整党治国的具体设想


   
   
   

   
   消灭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中期时代具体措施
   
    在中国的高层低层,都在议论中央如何整党治国,最焦点又是如何反腐防变,一致认为处方是发扬社会主义制下的民主政治全面开放和以及党内的民主全面开放。实现全面民主当然是件大好的事情,也是我们人类的起码目标,是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的考量杠杆,也是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的唯一验证形式。但在当下,就治国而言,民主问题的不能妥善解决,是因为自私自利集团完全控制了共产党,机会主义者几乎占领了共产党的权位,占据了中国大陆的一起管理权,那么在今天,我们要求的全面民主将会受到什么样的阻拦呢?可想而知。
   就治国而言,走民主形式已经是胡温政治极力掩盖自己的无能为力的拿手的剧种,关键是民主的实质内容,他们畏其如畏虎。过去,资本主义民主使剥削更狡诈、更杀人不见血、更合法化,使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化,然后是允许广大劳动者在被压榨时可以嘟囔几句。而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看到这样下去已经不行了,就灵活地转变了对以往的不合理部分大刀阔斧地变革,而公有制下的民主的实质则是公开申明要人人平等,彻底消灭各种形式的剥削。马恩列多次指出,如果民主自由平等不与消灭剥削私有制相联系,那么这种民主自由平等对于广大人民来说就没有任何用处。
   在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的主要任务是如何防止国家官吏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老爷,避免劳动人民自己重新沦为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说透了就是人民要管住官吏。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规章、制度的主要对象不应只是治民管民,还应能治官管官。社会主义民主的典范是巴黎公社。
    基于这些认识我们撰写了一些粗浅的建议,仅供参考。
   
   
    党国关系
   
    一 、迄今为止,在近几百年世界历史中,各个阶级的一切执政党最后都没有能够躲过官僚腐败的陷阱。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政党在性质、结构、职能上与国家是不同的。政党执政后,使政党行政化,私有化,庸俗化,并陷入繁忙的国家具体事务之中,失去政党在理论路线上继续前导性的特殊优势,也只有在我们共产国家,形成着以党代国和以党治国,使国家职能虚置僵化群体堕落。这样,政党和国家都已失去自己的优质成分。而且,执政党直接涉及利益分配问题,无法超脱切身利益的侵蚀,无法自己监督自己,又拒绝人民的权威监督,这就必然导致官僚腐败泛滥不止。历史证明,单一的执政党制度是形成弊端严重的愚昧低能的制度,社会主义本应该把其彻底抛弃,其结果我们却把它当成了不可缺少的中兴大餐,眼下,共产党执政只所以对人类历史失去了崇信,也是沿袭了封建皇权执政的历史惯例的家制影响所致。
    一九四五年的毛泽东在延安和黄炎培谈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时说:“我们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办法,这就是广泛地民主。只有让人民都来参加管理,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都来监督,才不会人亡政息。”可悲的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官僚腐败的主要原因,追根究底就是因为实行的是背离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最基本原则。
   
   二 、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代会,既然是最高权力机关,那么在它之上就不需要也不应该再有一个更高的权力管制它。顺法成章,就应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独裁专制,宪法中也不应该有关于可以独裁的具体规定,来以党代国。共产党本身就应该能高水准地屈居人大之下。而且,任何独裁对国家的影响都是不妙的、有害的、不利于巩固政权的,而且都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损害众人利益的、不利于国家稳定的、僵化的,还易制造悲剧的、使弱者常常得不到自己的最基本的公民权力的、十分卑鄙的存在形式。
   
   三 、各种政党都应该能共同是国家的领导核心,不应当由一党凌驾于国家和众党之上,或以党代国以党治国;不只是共产党自己直接执掌政权,直接管理国家事务,代替一切, 包办一切。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作用,应该通过自己的纲领、理论、路线的正确性、及党员的模范作用受到人民群体的拥护,因而党员被选为人民代表,由这些被选为人民代表的党员在人代会和国家机关中提出符合众党路线的宪法、法律、政策、方针、办法,这样众党的路线就自然地转化为国家的政策,从而体现了共产党对国家的实际的、根本的、主导作用。也就是说,这种领导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共产党独政的观念,更不应该具有特权能把国家利益拘为己有,必须分清间接领导与具体执政是两回事;或分清领导核心和执政党是两回事。请注意,我国宪法中只有“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并没有“共产党是执政党 ”的规定,而在实际运作中却出现执政党的做法,说明了我们的思想还十分地不成熟,以及设计的有关条文仍具有侵权的行为。所以,出现了党的首脑可以亵渎宪法的无耻的现象。也充分证明了共产党人的行为可以凌驾宪法之上的、这种十分卑劣的行为不能进入文明时代是与共产党首领的僵化区分不开。
   
   四 、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特殊环境下,共产党当时代行国家的部分职能,但当时我党已经指出不能以党代政。1942年9月1日,党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提出“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或党委包办政权系统的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都是不允许的。党对参议会及政府工作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团体,党委及党的机关无权或不应该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建国后又明确指出,“各级党委对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应经过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来体现”,“党直接做政权工作是不好的(董必武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八日的信及毛泽东的批示)”。但可惜的是,在从苏联沿袭过来的执政党制度的大框架下,那些符合巴黎公社原则的规定不能得到认真的实行,终于陷入与历史上一切执政集团同样的官僚腐败窠臼,更不要说去权威监督他人不能腐败了。
    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因而获得了建国初期的领导核心地位,但并不因此就用法律规定自己必然享有领导特权,更不要说是永久性的了。无产阶级政党具有国家领导核心地位的根本前提条件是:它必须是先进的。也只有继续先进,它才能有资格继续保持国家领导核心的地位。所以,领导核心地位是历史功绩的记录,同时也应该是现实表现的肯定,不是一劳永享的,必须由广大人民随时检验而不只是我们共产党确定仍然是进步的,才能继续担当国家的领导核心。而任何政党都不能担保自己永远绝对是进步的。因此,政党对国家的领导核心地位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是必须经过人民检验确定是否有资格被授权和是否有资格被继续授权。
   我认为,对国家命运问题,法律只能确定必然的东西,而不能确定或然的东西,这是法律的安全本性决定的。用法律规定执政党(而且是用自己制定的法律规定自己是永久的执政党 ),就是提前用法律肯定必须在将来经人民检验后才能确定的或然的东西,这是违背法理本性的。历史的教训是,所有的独裁统治的结果都是导致最终亡国,或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因此,要我看来,共产党应该努力的是如何永葆自己的政治本色,能永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而保持自己的领导核心地位,而不是想方设法论证自己是当然的执政党,论证自己当然拥有永久的执政地位和永远过多占有占用国家的实益,这本身几就是非法的行为,也不符合公有机制的民主宪法。若不是这样,岂不太容易走向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了?
    共产党应该是最先进的政党,但如果直接执政,也很难避免思想素质较差的人直接的陆续进入,在制定利益政策时又必然地歪向自己、并向自己的上层更加倾斜,也就自然产生官僚腐败。只有超脱实际利益的羁绊,才能始终清醒地观察国家机构内部廉腐状况而领导人民监督国家机关和官吏,保证国家权力被正确使用。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共产党对国家的实际领导作用与意义,真正成为国家的领导核心,这正是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的最佳治国状态。也是说,共产党走到监国的位置上比自己执政要有益于中华民族的实际利益得多。
   
   五 、共产党的最大特点应该继续是在路线上代表国民的根本利益,它不是专政机构,不该具有专政职能,不应霸占国家专政机构。但实行独裁制度,党就成为了为私利而不羞的专政机构,共产党不应该处在智能极限较量上的第一线,更不应该陷入复杂的、繁重的、具体的斗争事务中,因为陷入具体的事务中就很难集中精力冷静地思考路线问题,更难避免出现国家管理阶层愚昧的扩大化,这已为社会主义国家史所证明。
   
   六 、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予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的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样即使社会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在这里,恩格斯也丝毫没有提示共产党必须直接执掌政权,没有说国家官吏必须有共产党指定委任,而且恩格斯还指出“授职制是违背公有原则的”。即使我们再变革,都不应该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理论,因为我们还在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当今中国大陆官僚机构无法回避的实际问题。他们应该觉醒了,要不然,沉重的弊病将更使共产党灰头灰脸的被异类铲除出合法的政党系统。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制度的核心是党组织指定委任国家官吏,使人民代表制度形同虚设,这是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这种被指定委任的官吏就只对党的领导人负责,不愿意也不接受人民的监督,更不再为人民的实际利益负责,因为他们不用对民负责,也就远离民众,背叛民众,也就必然产生官僚腐败。
   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党执政,包办一切代替一切,产生的官僚腐败的严重程度已经更甚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因为他们不受人民群众监督,可以合法地掠夺国家资财,并能对抗争的群体开枪用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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