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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论王维工康燕落马于什么制度的释然

   
   
   作为只差一点就做了令计划的王维工先生,由于是江派人马,又是已经死亡的黄菊直接手下,就为上海腐败案而被抓捕,同时,王维工的红颜知己康燕女士也被抓捕了。这年月,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官场中,都是人模狗样的谁该抓谁不该抓,根本就没有十分明显的界限,也没有什么违法不违法可做依据,到是让平头百姓看到坐官的人不光是腐败堕落很是容易,其本身做官的确也很是不太容易,因为胡锦涛的手下也不都是清正廉洁,照样猫腻连连,狗屁不是的大有官在,可就没事,因为他们靠得快,或站对了队。
   人到了不得地时,总好有闲着无聊没有事做的、自己又啥也不会的人吐些口水,或落井下石,当然还有一些欲立功受奖的人也在不顾他人的死活而积极作祟,而不感觉卑鄙与羞耻。就拿康燕来说,因为是黄维工的红颜知己就有人说三道四,或踏上一只脚,仿佛红颜知己只有红到了床上才是红颜知己,说起来,庸俗的人对男女的交往除了性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了,好象性关系顶值得关注似的,其它的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而在中国大陆,李审计长最清楚,不仅是社保案与远华案并驾齐驱还有更多的案子根本就是致命的,当今政府为了这样地也能存在,也就藏匿不报,事实上,就象郑先生说:“能从下层爬上来的人无非是四种人:一是太子党、二是有裙带关系的人、三是用钱买上来的人、四是拍马屁拍到至极的人。这些人很少有新思想,更不可能有民主主义思想了,而且后三种人不仅思想陈旧并且人品也不好,要好的话也不会去做那种事也爬不上来了”。试想,这样的人在国内盛行,康燕的存在形式还有什么奇怪?我们对共产党不是没有好感,但却已经丧失了信心,其根本原因不是不想靠近共产党,是共产党被少数人亵渎的已经不再是大党的原该具有的样子,让我们无法靠拢,再说,那些流氓武痞把持着共产党无不做坏事,又不愿意我们具有人的思想,到是与走兽般地思维才能与他们同类。

   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就不是这样,特别是欲在文化界角逐的人们,性这个行为不值得提到桌面上去,更不会为性而丧失自尊,与赵忠祥、黄键中、江泽民、陈良宇、成克杰等等中共高官却又太花心类的人大而不同,而且,有点思想追求的人,更重视的是文雅的操守,而影视圈里的、官场里的潜规则当然除外,也更不是不伦不类,或狼狈为奸,或流氓、无耻、下流、卑鄙,出卖灵魂也不感觉羞耻,还能狗尿猫骚的在各种坛台上煞有介事的表演。
   在今天,江家帮已经真的没有了元气,胡温的翅膀逐渐变硬,能够展翅飞了,加上江泽民们在台上没做过几件人事,遭到了全国人民的痛恨于唾骂已是自然,再加上他们的卖国行径又不为国人启齿,也就必然永远地被盯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无法翻身。胡中央如果能够真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就应该清除的不只是腐败的个体人而是独裁制度。何况,清除独裁也不是说不要我们的公有制,或不要共产党了,相反,我最反对的就是抛弃公有制或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而盲目的崇拜西方的私有制,因为西方的私有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也不符合人心公正的主流,尽管公有制在多数人眼里不是什么好制度,那是因为公有制已经被卑鄙的小人控制和败坏得不再是什么公有制,共产党也被阳奉阴违的人践踏地不能堂而正之,在中国,如果有高尚的人自由角逐在公有制度里,那么独裁专制也就自然没有了市场,共产党就不可能在中国政坛没有自己的位置,小人也就无法控制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利,违轨作践国家宪法。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说的就是了,而是他们自己也很清楚,不这么流氓下去就不入共产党人这个大流,当然,我不是说胡温等就是卑鄙小人,但他们不作为的事实却不可以否定。
   中国本来就是小心性的人多,就象徐文立先生分析“毛泽东就是毛泽东”那样,中国共产党的鼻祖也就是一个山沟沟的农民皇帝,“《三国志》看多了,《水浒》看多了,二十四史中那些帝王权谋看多了,而且更能用的得心应手,毛泽东作为政治家,难免不把《红楼梦》作为斗争的权术来研究,再加上耿耿于怀永远忘不了的在北京大学打工时所遭受的屈辱,自然形成了他小家子气的刻薄和狠毒”——徐文立语。
   值得商榷的是,毛泽东尽管有这点猫腻,但作为那个时代的政治家,我们不难看到,蒋中正所采用的政治手段,到不如说是江湖上小混混的流氓手段,他的每个制服和打败政敌的方略不都是从肮脏的谋略里摸索出来的不能上台面的东西?如果毛泽东也象道德家那样与蒋中正这样的政治家在政治坛台上“智能极限较量(阿衍语)”,真的能胜算多少呢?
   就象当今民主事业中人,有几个是卑鄙的小人?或者是会利用卑鄙的政治手段?为什么就不能改变中国的政治独裁制度?也就是说,光用仁义道德来约束自己而约束不了对手,还在自欺欺人地宣传什么直道权谋的好好先生,他不是一知半解,也是迂腐透顶的蠢文人,这样的人只能做寻常了得的文人,无法做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或政客。这也是民主领域中人已有的不能成熟的弊病。
   试想,今天所有的共产党的官吏,也不是“红色皇帝”的基本特征吗?“毛泽东怎样成为了一个红色皇帝呢?他基本上是延续了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社会中所特有的改朝换代的全部手段,什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在毛泽东的手里也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当然,所谓的理论往往就是个工具而已”——徐文立语。
   徐先生的一针见血道出了共产党人的发家史的猫腻,指出了共产党人其主要因素还是私心太重,看来一个群体,或大或小,私心重的人如果做了统治者又不被约束,时间长了就难免耍小脾气,难免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群体的痛苦之上,所以,西方人也不是不自私,也不是没有猫腻,关键是他们的制度能约束住所有的官吏不敢猫腻,不能太坏了,这不是什么公私制度的问题,私有制如果没有监督和公平竞争,一样猫腻涟涟,而我们中国人别说文化底蕴越来越不地道,即使很地道,因为有了点个人的情绪也很难在没有任何约束和监督的体制里,照样出现猫腻,而且是时间越久越会猫腻太多,至于王维工和康燕,虽有点猫腻被暴光,那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出现的漏洞怂恿了他们不得不这样,同时,二人也不过是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果体制不进步,将来胡锦涛的人马由于是独裁专制的体制完全可以放任自己,没有什么约束力,公信力,不管是谁,也不能绝对保证其未来的命运不去监狱度过后半生或晚年。
   如果民主体制到来,江泽民虽然年纪老了,就用中国的现在的法律,依然可以被投进监狱,因为他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不仅是我们随便忽悠出来的,他本人就是一个没有起码人格的奴才型的官吏,一旦做了皇帝,小人得志,我们谁都清楚,正人君子肯定要受害了,而且小人的手段又相当地不合法,或者残忍到了极点时,他该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小人无法不让其存在,因为是小人,也不可能不角逐政治坛台,往往是,小人的依附能度要更大于正人君子,而正人君子往往不屑做奴才型的依附别人,在没有竞争的客观环境中,小人又往往是成功的角逐者,当然,他所付出的艰辛和耻辱导致他心态变形,很容易变本加厉的把痛苦强加给他人,这在历史和现在,我们都有不少鲜活的例子,在这没有必要一一枚举。
   徐文立先生对中国官吏的分析比较透彻:“也不得不承认相当多的和他(毛泽东,引者注)有同样经历和心境的官吏,确实在他的威权之下,得到了相当的好处;以至,这些人成了他的统治基础;以至,这些人袒护他和平时期致七、八千万人死亡的罪孽。直至今日拥趸他的人,还是这类型号的人”。
   虽然我不赞成徐先生完全否定了毛泽东的人身价值,对毛泽东的谴责已经过时,再说,今天的共产党人也不外是把毛泽东当作敲门砖而已,就象毛泽东把马列当成敲门砖一样,但通过共产党历史所拥有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更体会到,结束中国的独裁统治表面上对权力拥有者有害无利,但仔细分析,并不都是这么回事,戈尔巴乔夫虽然后悔他的政治选择,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苏联”的进步一面,它能够逐步走向文明和公正,怎么能说不是“苏联”进步呢?所不同的,分裂国土,是他们的罪孽,可作为被共产党人自己搞坏了的国家,不分裂才是怪事。
   我担忧的中国不是不能实现民主制度,担忧的应该是中国一旦实现民主制度,国家是否能完整而不会出现战国时期的分裂悲剧,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尽管在这流氓制度下所蒙受了许多的耻辱,只要他愿意是正人君子,所对国家的安定、统一、民主、公正依然能放在首位去思考,尽管当局不需要我们去思考,或者很怕我们有这样的思考,他们自己却无时不刻的在殚精竭虑地做着不合时宜的决策,但我们除了督催他们改变独裁接受民主以外,应该不能主动去选择内乱和暴力,更不应该选择分裂或虐杀,所选择的是用合乎人类道德规范的文明手段又确实可行的来取代凶恶的暴力手段,因为流血是最不上档次的斗争行为,我不赞同我给我的对手流血,同时我自己也愿意不流血,更不愿意看到我们的民族需要再流血,虽然我约束不了当政者仍采用暴力恐怖的手段让人民在流血。
   
   
   2007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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