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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恶法不正当吗?

   任何“建设社会”的企图,无论它是“和谐社会”,还是“公民社会”“自由社会”,“民主社会”。
   
   建设者都是需要以暴力来宰制社会中的个人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和财产权利”方可以实施,变成强迫使之为“和谐”,强迫使之为“公民”强迫使之为“自由”,强迫使之为“民主”。
   
   无论是拿什么好听的名词做定语,“建设**社会”都会使个人受到建设者非正义的强制,使被建设的社会距离“真正的民主,自由,完善的法治和人权保障”越行越远。

   
   如果把法治放在首位,就需要现行法律是“正义”之法,“合法”之法,以“非法”之法,“非正义”之法维护一种“非正义的非法”的秩序,只会败坏“法治”的名誉,使中国人民象贡斯当所说的法国人民厌恶“自由”一样厌恶“法治”。
   
   无论出自何种立法程序,法律必须合乎正义,即保护而不是侵害个人的正当权利。
   
   徒有法律的面貌的“政府意志的立法”,即使通过了正当的程序,如果此种立法只是满足了政府意志而侵犯了基本的个人自由,它不合乎正义,没有“合法性”(指合乎正义),是恶法,或曰“非法”之法。
   
   在大陆这样的恶法不胜枚举,比如:
   
   《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合法之法必须是正义之法,
   
   对于“恶法”的执行而言,人人有权抵抗之,包括执行者本人,而对于恶法的坚决执行者,对于因此给与受害人带来的侵害,执行者事后不得以职务理由得到豁免。
   
   假设我们都承认:
   
   1.法治是必要的。
   2.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有恶法存在。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个人对恶法的一种态度:
   
   反抗恶法是正当的吗?
   
   一个有法律精神的人,也必是尊重法律的人,但是尊重“恶”法就不会有曼德拉的暴力反抗与甘地和金博士的非暴力反抗和非暴力不服从运动了。在法治国家,对于“恶”法也是需要反抗的,当然反抗“恶”法不是意味者反抗整个法律体系,因此非暴力不服从者也接受自己违反恶法后相应的法院裁决,“故意犯恶法甘心伏恶法”,依次来表明自己对整个法律体系的支持和对“恶”法的建设性反对态度,往往这些“恶”法反抗者会更加着意地遵守现行的道德准则和其他法律准则,以表明自己针对恶法而不是针对法律的,是守法者,而不是法律的捣乱者。
   
   个人对法律的服从并不是意味着个人对法律没有判别能力,意识的服从需要理解作前提,法律不是行政或军事命令,理解不理解都要执行,何况一个恶法不经破坏和反对往往立法者就自以为正确而不知改悔。
   
   想一想把正常贸易视为“投机倒把”罪的时代,想一想小岗村农民的“承包到户”,他们不是破坏了恶法吗,谁会认为他们是不尊重法律的人?!
   
   要个人尊重和服从法律,首先得法律尊重和保护个人,可以说,对于蔑视个人的正当权利损坏个人的正当权利的恶法,反抗它是一个公民的权利与责任。
   
   如果个人服从与不服从法律不是因为它是保护个人正当权利的法律或是反对个人正当权利的法律,而是仅仅出于受到维护恶法运行的警察监狱惩罚的恐惧心所致,那么这是韩非子的“法家”之法,不是“法治”之法。
   
   在法治国家,个人可以自由表达,一条法律是否恶法自可以公共讨论形成公论,在一个“政府意志”主导立法且不能通过大众传媒自由表达对法律看法的国度,恶法可能只有通过私下的“自我论断”才能完成定性。
   
   何况,他人的意见对于他本人而言也是一种“个人论断”,哪一种意见不是一种自我论断呢?
   
   修订法律是各级人大的权责,而听取民意是他们的义务,如果他们不是唯“党和国家”之命是从而无视民意表达的橡皮图章,那么我相信人民会更多地采取“合法的方式,通过法定程序,达到对法律的修订”的办法而不是直接地暴力或非暴力抗拒恶法。
   
   另外,在恶法废除前,抗拒恶法仍然具有正义性,只是在反抗过程中不能以不正义的方式进行或者以违反其他正义之法的方式进行,否则就是以恶易恶了。
   
   “一切法律为恶法”的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有恶法,必有良法。如果视所有法律本身不应当存在,也就无所谓恶法与正义之法的说法了。
   
   给“闯入您家,劫夺财物,奸淫妻女,杀您全家,烧您房子”的强盗冠以无政府主义分子之名是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诬蔑,也是对强盗的美化,具体论证我想不必展开了。
   
   主张取消一切法律或刑法的无法治主义者(或者通常说的无政府主义者)应当是另一个话题了。
   
   正义之法是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与财产的法律。恶法是侵害个人的生命,自由与财产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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