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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寫】「金屬風暴」之後的楊軍

引子

   第一次見到楊軍,是在2005年的一次《九評共產黨》研討會上。他站起來發言時,聽眾席中響起了竊竊私語,似乎不少人認識他,同時也在議論他。我不知這個名叫「楊軍」的人有何特別,為何能引起如此騷動。向旁邊的人打聽一下,得到的回答是:「他就是六四時的學生領袖楊軍啊!悉尼華人沒有不知道他的。他已經好多年不出來了!」

   哦,原來是個「曾經的」風雲人物。那以後,時常會在公眾集會或研討會上看見西裝革履的楊軍。他經常發言,凡講話必衝動或激動得落淚;他還稱自己為藝術家。

   我很難在心中將「學運領袖」和「藝術家」這兩個身份聯繫起來,於是有意無意地開始留意他。後來終於有機會與他長談一次。他的「精彩人生」讓我產生一種創作的衝動,想將他的故事寫出來。

   然而我立刻聽到來自不同方面的勸告:楊軍是個有爭議的人物,還是慎重為好。

   有爭議?甚麼爭議?我繼續默默地觀察他。幾個月後,我「力排眾議」,完成了對他的採訪。還未有時間動筆時,楊軍突然又在澳洲全國性大電視台於中共建政五十七週年那天「隆重」推出的一部關於中共慾出資一億美金獲取澳洲「金屬風暴」武器的報導中,再次成為「風雲人物」,而受到「世界」的注目:他不但拒絕了中共兩百萬美金的開價,拒絕替中共做這筆「生意」,還將這筆交易的內幕捅給了主流媒體。第二天,關於他的報導又出現在報紙的頭版。

   對此,我毫不奇怪。他的至情至性,注定了他的一生一定會如火如荼的燃燒,讓他在大起大落中經歷人生中最好的和最糟的;至於他最終到底是會被自己「燃燒」殆盡,還是在「絢爛」之後走向永恆的寧靜,或昇華為另一種輝煌,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小軍,你記住了,你要永遠幫那些你要去幫的人。」

   楊軍1956年出生時,是個僅七個月的早產兒。父母當時都在部隊,他出生後八個月,就被送到河北安國縣的姥姥家。

   童年的記憶,除了窮,還是窮。那時正是中國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也就是「大躍進」帶來的大饑荒時期,平日裡吃的東西,大多是「苦類」,比如榆樹葉加棒子面甚麼的,吃完後肚子脹得特別難受。堂屋的樑上雖然掛著白麵饃饃,但那是應急的,平時根本不能吃。

   楊軍記得,那時村裡經常有要飯的光臨。四、五歲的時候,有一天,村裡來了一個老人,背著破麻袋,牽著個孩子,要飯要到他們家來。姥姥二話沒說,搬個凳子就將掛在樑上的應急饃饃拿下來,幾乎全部倒在了要飯老人的麻袋裡。要飯的帶著孩子跪在地上,連連對楊軍的姥姥說:「活菩薩啊!」

   但是,楊軍的舅媽不高興了。面對兒媳的不滿,楊軍的姥姥沒說甚麼,只把他攬在懷裡說:「小軍,你記住了,你要永遠幫那些你要去幫的人。」

   楊軍說,不知為何,雖然他那時只有四、五歲,但這句話就這麼永遠留在了他心裏,並促成了他一生的人格。

   走進音樂

   八歲的時候,父母復員了,將他接到北京上學。九歲那年,姥姥去世了。楊軍很想回河北奔喪。姥姥是心中最親的人。但父母怕影響他學習,不讓他去。他想念姥姥,每天對著北方流淚。

   在感情上最痛苦的時候,他聽到樓上有人在吹黑管。若干年後,他知道,那是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陸》。這首曲子是德沃夏克客居美國時,因懷念自己的祖國而做。九歲的楊軍雖然從沒學過音樂,甚至不知發出這種聲音的樂器叫甚麼名字,卻因為「思念」的契合,而感到一種靈魂深處最深刻的悸動。

   於是他發了瘋似地要學黑管。他覺得只有吹奏黑管,吹奏那首《自新大陸》,才能表達和寄托他對姥姥、對河北老家的思念。

   父母是當兵的,雖然住在文化部大院,但家裏沒人搞音樂;同院的名演員說:「楊樹勳的兒子想搞音樂?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也許楊軍天生便是一個特別倔的人。剛從農村回北京時,因一口河北話被同學恥笑,楊軍便學美國總統林肯的樣,跑到陶然亭公園,嘴裡含著石子,學著北京人的樣子,彎著舌頭講話。

   學黑管也一樣。當別的孩子都在玩兒的時候,他騎著車來到前門附近的小樹林裡,忍著那裏因修建地鐵而堆積的大堆髒東西發出的臭氣,「五冬立夏」地吹,經常吹得嘴都破了。為了偷藝,他還經常在嚴寒中騎一個多小時的自行車,從陶然亭到和平裡,只為能在窗外偷聽別人的演奏。穿著棉大衣在外面趴得時間長了,差點被當作小偷抓起來。

   多年的功夫沒有白費。1977年初,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一次招生中,在幾百人報考只錄取兩人的情況下,楊軍考取了當時被稱作「中央五七藝術大學」的藝術學校,師從著名單簧管教授陶純孝。

   畢業後,楊軍在舞蹈學院芭蕾舞團做首席單簧管及木管聲部長,後來做到管弦樂隊副隊長。1983年,他到了當時在中國很有名氣的李谷一的中國輕音樂團,擔任獨奏演員,並被評為國家二級演員。再後來出任文化部演出團負責人,也就是所謂「穴頭」,到全國各地走穴,捧紅過不少歌星,比如崔健1983年5月第一次在河南鄭紡機俱樂部走穴獨唱,就是這個演出團推出的。

   改變命運的時刻

   然而,藝術的殿堂,並非想像中的一塵不染,也充滿著紛爭甚至權鬥。不喜歡「拍馬屁」的楊軍,與李谷一之間漸漸出現裂痕,終至心生離意。剛好堪培拉音樂學院副院長到中國訪問,經陶純孝教授引見,願擔保楊軍到澳洲讀音樂碩士。

   1989年3月,楊軍來到澳洲。很快,89民運爆發了。雖然身在澳洲,楊軍心系中國,一直關心著那場運動的進展,還與來自香港的李香琴和一些台灣演員一起組織演出,為天安門學生募捐。

   1989年6月4日,是個星期天,悉尼下著大雨。穿著黑禮服、帶著貴重的樂器準備義演的楊軍剛走到唐人街就看到號外:北京開始大屠殺了,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輾碎了市民和學生……

   熱血一下子衝上楊軍的大腦——他的人生軌跡從這一刻起徹底改變。他隨手將手中的黑管遞給身邊一個根本不認識的人,找了根木棍拿在手裡,又不知誰在木棍上綁了塊紅綢布。楊軍舉著木棍,流著淚,聲嘶力竭地喊:「是中國人、有良心的,跟我走!」

   楊軍舉著木棍朝中領館方向進發,身後聚集起幾千名中國人。幾千名憤怒的民眾將中領館外的牆柱子擠斷了,一名留學生的腿被壓斷,被直昇飛機拉走了。還有人拿雞蛋、墨水瓶砸領事館。

   在幾千人的集會上,楊軍說:「本來,音樂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但天安門的炮聲、坦克和履帶,壓碎了我音樂的夢。無辜的學生為了中國的民主,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從今以後,音樂已不屬於我了,將來中國的民主運動,才是我的生命!」

   落魄

   從那後,楊軍真的變成了一個全天候學生領袖。論當時海外華人聲援六四的規模,除了香港外,大約就數澳洲了,搞活動時,最多有好幾萬人參加。當時澳洲的「中國學生民主運動聯合會」有一萬多會員,也是全球最大的。

   然而,沒過多久,楊軍就發現,「政治這麼髒骯」。他性情外向,從不會掩飾自己,原來在單位就一直是「刺頭」,朋友雖多,領導卻總不喜歡。

   過了不長時間,楊軍帶著滿身的「傷痕」退出了民運。

   這時,他發現,他不但已「揮霍」掉他從中國帶來的積蓄,也已「揮霍」掉他在澳洲成為一名職業演奏家的可能性。他揮霍錢財,是因為作為一名「領袖」,他總髮現有太多的中國留學生需要接濟,甚至中國華東發生水災,他也捐出不少錢。

   說他「揮霍」掉作為一名音樂家的前程,是因為澳洲有規定,音樂演奏的碩士課程,必須在35歲之前完成,過了35歲就不能讀了。那時他已34歲,只剩下一年時間了,但一萬四千元的學費,卻還沒有著落。他來的第一年,本來是有全額獎學金的,但90年中國留學生來得太多,他又「不務正業」,獎學金被取消了。

   為維持生計,更為賺夠學費,他到一家俱樂部當doorman,也就是給到俱樂部玩、賭博的進進出出的人開門、關門。老闆明確告訴他:用他,就因為他曾是學生領袖,知名度高,讓他穿著燕尾服站在門口,能招來更多顧客。

   楊軍說,在賭場,他見過一名上海人贏過十萬、五萬,但更多的人是輸得精光。他總勸那些中國留學生別來了,老闆氣得罵他吃裡扒外;而他乾脆炒了老闆的魷魚——雖然這份工在許多人眼裡,是不費力卻能討好的。

   辭掉這份工後,楊軍到一家五星級酒店刷盤子,幾千個、上萬個盤子擺成一行,個個都得刷乾淨。每天,他都干到深夜兩三點,雖然累死累活,學費能否攢夠卻渺茫得很。苦悶和焦慮讓楊軍心生「歪想」:為何不到賭場碰碰運氣?

   他說,他是屬猴的,也多少有些信命,於是在就一個有猴子圖案的老虎機上下了兩毛錢賭注,居然真的贏了七千!一半的學費出來了!

   但好運不是時時都有,甚至,有過一次之後再也不來。他還是只有拚命刷盤子。

   有一次,不知誰把一個破盤子放在水池裡,楊軍正快速刷著的時候,突然感到小指手頭一痛,抽出一看,小指頭劃破了,骨頭都露出來了,血「呼呼」地往外湧。楊軍腦子「嗡」地一聲:「完了,我的手完了,我的音樂完了,我的事業完了……」

   他覺得大腦一片空白,瘋了似地將手裡盤子全扔出去,蹲在地上就哭起來。聞聲而來的老闆將他送去治療,他回來後卻要讓他賠盤子。他摔壞的盤子都很名貴,全是從英國運來的,值好幾千塊。

   楊軍當然賠不起。老闆問:「手壞了,為甚麼要摔盤子?」楊軍說,我是個音樂家,音樂就是我的生命,音樂完了,我的生命也完了。當我看到手壞了時,我不想活了。

   老闆不信,問,你是演奏甚麼樂器的?如果你真是音樂家,我就不讓你賠盤子。

   第二天,楊軍帶著黑管到了酒店,為老闆吹奏了一首樂曲。吹完後,他對老闆說:「您是德國人,應該知道,這是舒伯特的曲子。當年舒伯特窮愁潦倒,將這首曲子寫在一張菜單上,只為換一碗粥喝。他死後這張菜單賣了14萬英磅。」

   然後楊軍又吹了一首莫扎特的曲子。楊軍說,莫扎特生前也很窮困,36歲就死了,但你從他的音樂中聽不到痛苦。這就是音樂家,他承受著巨大的痛苦,卻把歡樂留給人間。

   老闆被感動得說不出話來,立刻在員工餐廳給楊軍安排了一份非常輕鬆的工作——收錢、發盤子,使得他在工作之餘,還有時間看許多書。也是在這期間,他認識了同在這家酒店打工的、後來成為他太太的吳潔。

   再出山

   那時,全澳一共有好幾萬中國留學生,都面臨著居留權,也就所謂「身份」問題。因為六四大屠殺,澳洲政府與其它一些西方國家的政府一樣,決定給予當時在澳留學的中國學生居留權,但卻只「優待」六四前到的,對六四後到的難民居留申請,只能「個案處理」。申請批不下來的,就得遣返。當時有個上海學生就被強行送走了,還有好多人被抓到拘留中心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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