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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采访讨论:一平、曾宁:中国监督法缘何迟迟不能出台?/rfa杨家岱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香港《文滙报》援引一位法学界专家的话说,中国的监督法之所以未能出台,“主要难点在于如何处理“人大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矛盾关系”。专家还指出,中国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界限模糊。
   
   这些意见有道理吗?在中国现存的权力架构中,人大能够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吗?一平与曾宁两位自由撰稿人和评论家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记者杨家岱主持讨论。
   记者:目前中国在处理人大,一方面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这个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利机关,这两个之间的矛盾处理的怎么样?一平先生。
   

   一平:这个问题长久以来就存在的吧!可能是中国的政治当中最根本的一个矛盾。按照宪法来说,全国人大是国家权利的最高机构,实际上人大是要接受党的,中共在这点是违反宪法的。中国的种种问题归根究底都提升到这点上来,能不能执行宪法?到底谁是国家的最高权利机构?这也是中国的政治当中最根本的事情。
   记者:曾宁先生您的看法呢?
   
   曾宁:这个问题是非常的有趣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中国现在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个根本问题。本身中国社会和中国的政治就是一对矛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的这样一个问题。虽然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的国家权利机关,但中国共产党它是全国人大的领导者,这种矛盾本身是不可调和的。如果说全国人大真正的做到了它是全国的最高立法机关,那么中国共产党和人大的关系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记者:有一位法学家提出中国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界线模糊,人大代表絶大多数是共产党的官员,这些里头就很可能有各级党委的成员,这些官员本身就是监督对象,这样一来,监督法就没法顺利出台。您们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说中国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界线模糊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曾宁先生。
   曾宁: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全国人大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共政权的一个养老院,全国人大作为一个立法机构的话,它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或者书记处,或者政治局,或者是政治局常委的一个传声筒,或者说是一个传真机和复印机。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大到底作为立法机构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个肯定是值得怀疑的。做为真正意义上的立法机构,它应该是由一些比较有专业素质和专业水平的人士组成,而且这些人士应该是真正意义上得到民意的授权,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以后,在民意的基础上形成和产生的。我想这样的立法机构才可能真正意义上的成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
   记者:一平先生,中国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之间的界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一平:实际上中国的人大是一个招牌,是徒有其名,它没有真正的权利。中国的立法也好、行政管理也好,还是法律的执行也好,其实都是由党来做的。按照一个合理的国家制度应该分权分立,但是中国是分权统一,都统一到党中央那里去了。政治改革说到底就是要逐步的真正实行宪法,再有就是把党的权利交还给国家,实行分权分立。
   记者:2002年的《监督法(草案)》,曾经提出行使监督权的几条原则,其中一条就是人大对这个一府两院,两院是指法院和检察院,不能够包办代替,这是一个原则。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行使监督的各级人大以及常委会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您们怎么看这样两个监督原则?
   曾宁:首先看汉语这个词“民主集中制”,本身这两个词罗列在一起是一种矛盾,既然是民主,实际上就是要分离、互相制约,不可能是集中。毛泽东在这里只把后面的民主做为一个招牌,民主摆在前头最后是它来集中,还是一种集权制的体现。这个在逻辑上应该是,民主就是民主,不可能再集中起来。
   记者:现在存不存在监督机关对这个行政机关实行监督的时候,有没有包办代替的现象?一平先生。
   一平:中国的监督不能够真正实行的,共产党内部有一个纪检会,纪检会取代了实际的监督权利,但是纪检会是在共产党内部的。
   记者:请曾宁先生讲一下。
   曾宁:这个问题正如一平先生所说的。“民主集中制”本身的提法就是荒唐的。毛泽东他是把民主做为一个招牌,集中才是毛泽东最根本的目的;毛泽东只不过是把民主和集中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词汇,把它硬性的捆绑在一块。谈到这个人大和执法机关的关系,在中国的各级人大,它起不到真正的监督和一府两院的这样一种目的和效果。
   
   在形式上它是一种宣传,对法院和检察院起实质性的领导作用的是各级的政法委、政法部门,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法委员会,而不是全国人大;同时在全国人大里面发挥真正的黑(核)心作用,起实质性领导作用的是各级人大里面的党主(组)或者说党委。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2/25/2006

此文于2006年08月05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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