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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杨天水贵阳有这样一群(原题谁是最可爱的人—漫游中华见闻记)之十七

ZT杨天水贵阳有这样一群(原题谁是最可爱的人—漫游中华见闻记)之十七
   大概40岁左右或者以上的人,读过书的多数人会记得这样一篇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是典型的愚民文章,内容说的是朝鲜战争时期参战的中国军队的故事。该文章盲目地称赞那些其实是最可怜的人,他们来自大陆的劳动阶级,首先是被迫,同时是被欺骗,去充当中共专制派保护朝鲜专制政权和大陆中国专制政权的炮灰,缺少足够的食物,缺少足够的棉衣,遭到来自由民主世界猛烈的炮火,整团整师被消灭,还有许许多多被冻死饿死,那些可怜的冤魂,直到死亡时刻,也不会想到他们舍身保护的是几个专制国家的特权群体的利益,他们终生痛苦的父母,几十年所领到的抚恤金,也抵不上那些极端腐败官员的一顿奢侈的山珍海味,或者抵不上横行于中国社会和官场的任何一个显赫的黑恶分子的一夜嫖资。
    入朝参战的,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不是最可爱的人,而是最可怜的人。将他们的苦难、牺牲、被愚弄、盲目而被动地充当专制制度牺牲品的行为,美化为什么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自觉牺牲,完全是愚弄国民的,颠倒是非的,背离历史真实的。

    谁是最可爱的人呢?上个月,我在贵阳看到了一群。这群人,很早就开始追求自由民主的事业,多数遭到过两次以上的监禁,受尽了专制腐败势力的铁狱的残害,出狱后,倍受专制腐败势力的围困挤压,过着远离现代物质水准的贫困生活,几乎每天都在抵抗来自制度和经济两方面的压迫,坚毅地保持着自由民主的信仰,仍然以多种方式参与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他们是卢勇祥、黄燕明、廖双元、曾宁、李任科、康成等几位先生。
    卢勇祥先生今年五十九岁,贵州安顺人,民主墙时代,贵州有很多民间的民主社团,勇祥先生为首的“使命社”,是其中的一个骨干社团。“使命社”和李任科廖双元为首的“百花社”,以及其它几十个小的社团,都合并到著名的诗人,也是中国现代自由民主运动的先锋战士黄翔为首的“启蒙社”。这种合并过程,既是自由民主力量的壮大,也是那个群体的人员宽容性和团队精神的一种显示。卢先生在这个时代,批评专制极权,高呼自由民主,意气之激昂,信念之坚定,感动人心,但是也使专制力量感到恐惧。于是官方于一九八三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为名,强行判决他有期徒刑七年,直到一九九0年十月,他才刑满获释,那个年代的监狱是多么黑暗!犹如茫茫无边的苦海,恐惧气氛超过我们电影上看到的纳粹德国时期监狱里的那种恐怖,能够熬过来,活着出来,而且保持乐观奋斗的精神,是多么不易!
    出狱之后,他一边谋生,一边继续追求自由民主,九五年五月和陈西、廖双元,黄燕明、曾宁以及其他十数位自由民主战士一起,策划六四时期,呼吁当局为六四平反,呼吁国民起来抵制专制腐败,争取自己的权利。他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并于六月四日这个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受难日,和黄燕明先生一道,历数千里到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散发很多这样的传单。这种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政治见解的,启蒙民众的,和官方对话的行为,当然是专制腐败势力所不能容忍,他们当场就被捕了。这次卢先生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卢先生处处不忘启蒙,看过他在法庭上的辩护词、最后陈述,后来的上诉书和申诉书,就可以看到他完全将这些机会当作启蒙国民的机会。他的法律诉状都写得振振有辞,热情洋溢,表达了对专制腐败制度和势力的痛恨,对祖国、对国民、对自由民主的挚爱,对民族和社会的忡忡忧心。九五年第二次牢狱之中,他写道—
    “……仅仅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而没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我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呢?《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写得十分清楚:‘你们只有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站在历史的高度作出明智选择(请注意,是提请共产党决策人作出选择,决非我有推翻国家政权的目的)。依然抛开一党专政,解除党禁报禁,重新评价六.四运动,接纳各方民主人士,召开圆桌会议,尽快制订写进多党竞选、三权分立、新闻自由、保障人权等重大原则的新宪法,并确保中国民主化进程和平过渡,以求得人民的谅解,历史的宽恕。’”
    “问题的焦点在于爱国有没有罪?主张中国实行多党民主制度有没有罪?”
    “……难道中国的问题是人种问题吗?难道中华民族真是世界上最鄙劣的最丑陋的民族吗?难道中国人就只配追求温饱而无权问津更高层次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权利吗?难道中华民族当真只能从堕落走向堕落吗?不!决不!中华民族决不是劣等民族!中国的问题是体制问题。大家知道,一党专政的实质上就是封建专制的翻版和延续。这种制度最大的弊病就在于人的个性受到过多的束缚和压抑,就在于人的尊严随时都会遭到肆意践踏。在这种制度下,人民无法通过公正选举的办法将最优秀的最有才智的人们推举到治理国家的位置之上,也无法确保监督国家机构公正全面地实施法制管理。不容置疑,中国要富强,要迅速丢掉贫穷落后的镣铐而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列,应该尽快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多党民主政体,应该彻底解放个性,并把人的尊严置于法律和国家机器之上。”
    “为什么指控我是反革命?我不是反革命,我是持不同政见者。我的言行理应得到宪法保护,理应得到国家安全机关的保护。我无罪!”
    “我们本来是一介草民,出于爱国,自觉关注民族命运,说了几句大家想说而又不敢说出的话,就被你们视为洪水猛兽,视为敌人,关押了那么久,还要苛以重刑。你们是否想过,老百姓说几句真话实话就被投进监狱的社会健康吗?民主吗?同封建社会有本质区别吗?符合当今世界民主潮流吗?你们要实行一国两制,却不准我们谈论多党民主。你们大张旗鼓地宣称要用法律惩治腐败分子,却不准我们探讨腐败温床的根除办法。你们把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提高到健康社会标准来认识,却不准我们为推动中国民主进程发表不同看法,你们以大国的身份为保障世界人权在联合国讨论制订有关文书,却把履行中国宪法规定公民自由权利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这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又是什么呢?”
    “法官先生们,我们顶着反革命的罪名入狱已经两年了,从北京到贵阳,从看守所到监狱,我们受尽了屈辱虐待,历尽了千辛万苦,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但是我们有罪么?不!不!我们是无罪的,我们的言行光明磊落,正义而崇高。我们的所作所为,不仅没有违反全国人大制订的《宪法》规定,也没有触犯《刑法》条文,更没有危害国家安全和损害中华民族的利益。我们是爱国者!爱国任何时候都是无罪的。关注民族命运,推进国家民主政治永远是无罪的。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证实,每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中国人,决不会无视现实社会中日趋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不会无视国家长期处在贫穷落后的困境中徘徊不前,更不会无视民族精神颓废堕落。促进民族振兴,关心国家盛衰,倡导民主自由,督促政治改革,是这个时代赋予每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放弃或违背这个职责的人不配中华民族的族籍。他们才是民族的罪人,历史的罪人,才应该站在历史法庭的被告席上,接受人民的和历史的审判。”
    永祥先生,中等身高,端庄方正,说话果断干脆,我们的交流中,他说:“自由民主的信仰,是一种很高尚的信仰。我们追求中华民族复兴于民主制度之下,也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才能复兴中华民族。我们的代价是沉重的。但是我们应该义无返顾,继续努力。我们每个自由民主战士,要进行自我建设,要按照和平理性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同道,对待整个社会。国内的朋友们应该尽量沟通起来,实行有效的合作和呼应。我们的事业,是神圣的,也是必然胜利的。因为它是多数中国人的事业,最后必然得到多数中国人的广泛参与。多数中国人觉醒了,专制腐败势力的社会基础,就会瓦解崩溃。”
    康成先生,大约四十多岁,高鼻隆准,浓眉大眼,说话思路清晰,有很强的表达能力。谈话中,他的思想中心是—“自由要提高到文化的层面,仅仅停留在制度还是不够的。我们交流,需要自由,也需要平等。我们首先要在我们自己之间,实践这些理念。当然目前的中国,亟需自由民主的制度。可是如果具体操作制度的人心,还缺少应有的自由民主的精神,那么自由民主就会沦为空话。”
    他写过不少文章。不了解他的人,一定会以为他是个教授学者,其实他是个自由职业,以前吃官司,是因为卷近一些经济纠纷。后来同贵阳的自由民主战士们交往日深,加上他天赋极佳,好学深思,就拥有了很丰富成熟的思想,并练就了极强的表达能力。
    黄燕明先生,儒雅风度,很高的个子,今年四十五岁了。九五年他和卢勇祥先生知难而上,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散发呼吁和启蒙的传单,英豪之气,是可想而知的,当年,他被判处五年徒刑,监狱里他读书很多,同时因为非人的生活磨难,左眼睛基本失明了。
    他正在研究中国古代的自由经济的思想,认为古代我们的历史典籍中,存在过丰富的自由经济的思想。尽管这些思想不很系统,但是对我们现代自由民主事业,总有参考价值。
    谈到自由思想的时候,他拿起一本哈耶克著的《论自由》,看了上面的眉批,我知道他监狱里就认真研究过这本公认的论著。他说—
    “在所有论自由的思想家著作里,我最欣赏哈氏的观点,以及他的系统细致深刻。”
    “自由与强制是对立的。但是民主制度之上的强制,是保护自由;而专制制度之下的强制,那一定是损害自由的。我们的民族目前正处在这样的强制之下,痛苦而艰难。自由民主的运动,正是要解除这样的不合理的强制,让公民拥有真正的自由,以及真正的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民权。”
    最后他反复担忧—
    “如果当局不能顺应世界大势,顺应国民的心声,那么中国历史上王朝末期的大动荡的,社会因此而分崩离析的局面,极有可能重新爆发。这样我们的同胞,又会遭殃。”
    我相信他的担忧是发自内心的。这种责任感,使命感正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内在的驱力。监狱以及目前的毫无正常收入的生活,都没能够磨灭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李任科先生,也是民主墙时代就开始了自由民主的追求,那个时候,他和廖双元先生主办“百花社”。今年也五十多岁了。高个子,戴眼镜,说起话来诚恳而富有逻辑。八十年代,曾经被当局监禁过几年。目前在贵阳,帮助自己的妻子摆摊子,聊以应该艰难窘困的生活。但是他的志气未衰,信念未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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