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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严打、六四、流氓资本主义:邓小平多重元凶罪责不容开脱!
·由于“邓计生”,中国已难逃分疆裂土的厄运
·“邓计生”问题是鉴别反对派人士民主素养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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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邓左派”,根本子虚乌有
·“邓南巡”对中共国权贵资本主义化的作用不容低估
· “占中”是中国民主化决战
· 从另类角度解读“占中”
· 时局观察:金家王朝崩溃,变天暂未到来
· 香港“占中”必胜,黑社会打压火上浇油
· 中国反对派人士亟需警惕“螺杆”类伪善恶毒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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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民加油!“占中”关键战役,胜则中原可图,败则香港难保,
·势不容退,“占中”关键战役,胜则中原可图,败则香港难保,
·没有“占中”式“违法”的施压,就不会有和平抗争的胜利
·歪解“占中”和芦苇身段,再曝内奸本色
·“占中”已到决胜时刻:丢拿妈,顶硬上!
· “占中”形势分析:假和谈诱降未遂,中共暨其港奸代理下一步意欲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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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归宿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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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丢失大陆的首要原因:一个迄今遭忽视的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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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反腐”大清洗很有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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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性和运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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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即正道——解读徐文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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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官寡头为什么迄今不敢打出自由民主的旗帜对抗习近平?
· 东北经济的加速滑坡,充分暴露了“邓计生”的无比荒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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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症结是专制,习式反腐只会使专制更高效,更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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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三项政策,可让清明上河图式繁荣在中国全面再现
·解读徐文立(之三):徐文立体察儒家安邦思想的不足之处
·解读徐文立(之四):徐文立对中国明清政治解读的偏差
·解读徐文立(之五):徐文立对满清“尊儒”的误读
·解读徐文立(之六):徐文立对满清“经济成就”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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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秀柱的启示:重建大陆中华民国是推翻中共后的上上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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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东欧抓住了一九八九,中国却不能?(《自由圣火》首发稿)


   作者 : 曾节明 (《自由圣火》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首发)
   文章摘要: 因为没有经历邓氏的跛足“改革开放”和权贵私有化,前苏、东国家没有形成象当今中国这样的操控市场的、庞大而且根深蒂固官僚特权既得利益集团。前苏、东国家也有官僚特权集团,但因为没有引入市场经济,所以没有形成与市场勾结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前苏、东国家的特权集团也没有品尝过权贵操控市场的巨大甜头,因此,他们不存在当今中国官僚特权既得利益集团那种为了维 持对市场的操控、为了维护巨大的经济利益,而死死抓住权力不放,反对任何政治改革的顽固意志
   目录:
   一,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是五十七年来中国最好的一次民主化机遇
   二,应该客观承认:中国的八九民运彻底失败了
   三,中国的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原因
   四,深层的原因:真正使得赵紫阳不敢反抗邓小平的是他头脑深处的儒家理念
   五,追溯:造成前苏、东国家与中国不同命运的共产国家的不同特点:
   (一)前苏、东国家在第一代领导人死后,没有中共那种党内对老资格前辈领导的盲目供奉现象;
   (二)前苏东国家没有退休元老操纵政局的现象;
   (三)前苏联、东欧共产国家顽固派领导人或军方高层在危机关头没有向自己国家老百姓开枪的凶残兽性。
   六,溯源:造成前苏、东国家与中国不同命运的不同的民族历史和传统:
   (一)前苏、东国家没有类似于中国那种被野蛮民族彻底征服、长期统治、而且本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特征遭受大破坏的历史;
   (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没有儒家传统;
   (三)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在历史上是基督教等宗教传统国家;中国则有长期的“内法外儒”历史;
   (四)前苏、东国家的共产政权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破坏远没有象中共那样刻毒和彻底;
   (五)前苏、东国家没有经历中共国的跛足“改革开放”和权贵私有化。
   七,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应该重视前苏联、东欧与中国在一九八九获得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的深刻启示
   一,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是五十七年来中国最好的一次民主化机遇
   一九八九年是全球共产主义的大凶之年,是人类自由的千禧之年,在这一年当中,天地间突然涌起了一股排山倒海的民主风潮,席卷中国和东欧个马克思社会主义国家,东欧九个共产政权当年就在风潮中倒下,在八九年的民主冲击作用下,到一九九一年底,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前共产国家和亚洲蒙古国全部抛弃了共产政权,原本株枝庞杂的全球共产主义阵营倏尔间竟只剩下中共这棵半老半枯的树干,和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四棵小毒株,其中有三棵将近枯萎。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民主大潮是迄今为止中共国最好的一次民主化机遇,在荡气回肠的四十八天里,中共这个邪教流氓集团前所未有的在中华民族觉醒的正义力量面前仓皇失措、狼狈不堪...八九年的整个五月,在北京,中共黑帮头子们几乎每天都处于一百万抗议民众的包围当中,全国六十多个大、中城市爆发了示威游行,三百万以上的民众参加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五月中旬整整有一个星期,中共政权处于瘫痪失控状态,央视的节目第一次被动地实现了“新闻自由”,驻北京军区的王牌军三十八军同情民运,指挥不灵...连当时访华的戈尔巴乔夫都感到:“中共看起来马上就要垮台了1。”
   出乎几乎所有观察家意料,中共政权,这个看起来最象当年全球第一个垮台共产政权却愣是没有垮,反倒是中国八九民运期间风平浪静的东欧诸国在八九年下半年风云突变、惊雷炸响,在急风骤雨般的民主风潮中,东欧各国共产政权如多米诺骨牌牌般的纷纷倒下,笼罩在欧洲东部半个世纪以上的有史以来最专制的铁幕竟如阴霾一样,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
   一九八九年的反共产专制民主风潮发端于中国,在当年所有爆发民主运动的共产国家中,中国的民主运动规模最大、气势最盛、范围最广、持续的时间最长,然而下场却最悲惨:中国八九民运彻底失败了,数千至数万学生和市民被中共屠杀,中共党内自由派被一网打尽 ,各个领域的自由化知识精英骨干分子几乎全部被清洗,赵紫阳上台以来已经开始实施的一些初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如:党政分开、市长负责制、人大旁听和监督制度、党内差额选举制度、预备出台新闻法、建设深圳政治特区,实行三权分立等等,这些措施全部被否定和推翻。“六四”大屠杀以后,中共重又高举马列毛的破旗,全面加强专治控制,中国的政治体制又倒退回一九七八年以前的状态。
   二,应该客观承认:中国的八九民运彻底失败了
   中国八九民运的结局是非常惨酷的,在当年爆发反共产专制运动的各国中,中国人民牺牲最大,却连最低的改良结果都得不到。有些人士认为中国八九民运部分地成功了,他们指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进一步放开经济,是八九民运的威慑力所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当时六四的血腥味未散,全国国处在江贼民倒退政策的高压之下,没有可能再发生“动乱”。邓小平一九九二年进行“南巡”,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迫切需要。江贼民上台后,误以为以陈云、李鹏为首的顽固派集团已经得势,奉行左倾投机路线,不仅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领域大开倒车,而且开始否定邓小平主导的经济改革,这就威胁到邓的权威和政治地位,是邓小平绝不能容忍的。由于在北京已经被部分架空,邓小平只得通过“南巡”来打击陈云、江贼民等人。
   二是东欧、苏联的解体给邓小平巨大的震撼,邓小平彻底认识到马克思社会主义道路是死路一条,必须加紧改换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再不放进一步开经济,改善各级官僚的生活、转移老百姓的视线,中共政权很可能步东欧和苏联的后尘,从内部崩溃。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客观承认:中国的八九民运彻底失败了,中国八九民运的失败,不仅断送了胡耀邦、赵紫阳十年治理期间所有的开明政策和微小的政改成果,而且使得中国上层建筑内十多年来积累的进步力量一次性地丧失殆尽,为此后中国的民主化转型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三,中国的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一九八九年各国的反共产专制风潮中,中国民运最为轰轰烈烈,中国人民冲在最前、牺牲最大,却连最低的成果都得不到;一场民运下来,中国人不仅得不到任何成果,连十多年来积累的微小的政制改革成果都丧失掉了,这是不是上天对中国不公呢?
   我以为,中国八九民运的失败,不是上天对中国不公,而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结局。
   首先来看,中国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中国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归咎于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领袖中没有有权威、有政治经验的人物;有人归咎于民运参与者觉悟不高,“跪着造反”,甚至把余志坚等泼污毛像的战友扭送中共公安;有人归咎于学运领袖柴玲极端自私、吾尔开西不知进退;有人归咎于中国民众素质不高,工人、农民以及其他行业者没有给民运参与者以有力的支持......
   其实,以上的原因都不是八九民运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如果没有其他因素,这些个因素加起来,并不会导致民运失败;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即使以上的负面因素都不存在,民运也不会瓦解中共专制。
   八九民运发生的时候,中国民运不可能有统一的领导核心和有权威的领袖,因为中共国民运的先行者们--七八年“民主墙”的骨干分子早于一九八一年被中共一网打尽,判处重刑,学运发生的时候,这些人都在牢中,这些人,包括陈泱朝、徐文立、魏京生、傅申奇、刘青等等,都是经历文革洗礼的民运老兵,政治斗争经验丰富、思想成熟、人脉关系广泛...没有这些老战士,中国的八九民运只能停留在无序和冲动的层面,形成不了策略化的统一行动。但中国民运的民运的无序和冲动的并不是民运失败决定性因素,当时参与民运的人数之巨,已经达到了瘫痪中共政权的地步,整个八十年代,因为胡耀邦、赵紫阳在意识形态和管制上采取的开明和宽松的措施,当时中国社会已经普遍觉醒,以致于连中共控制最严的新闻机构和公检法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八九民运。中共要延续一党专制,当时只有镇压一条路,如果没有六四镇压,中共专制将肯定瓦解。统一的领导核心和有权威的领袖也不是民运获胜的必要条件:前苏联直到最后阶段,民运也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和有权威的领袖;罗马尼亚和东德的民运也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和有权威的领袖。
   中国八九民运参与者素质和觉悟不高、“跪着造反” 、把余志坚等泼污毛像的战友扭送中共公安、学运领袖柴玲极端自私、吾尔开西不知进退、工人、农民以及其他行业者没有给民运参与者以有力的支持......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这些负面因素加在一起也不能导致民运失败。因为没有其他因素,即使中国八九民运参与者素质和觉悟很高、没有“跪着造反”、没有把余志坚等泼污毛像的战友扭送中共公安、学运领袖柴玲大公无私、吾尔开西进退有据、工人、农民以及其他行业者给民运参与者以有力的支持...这些正面因素加在一起也不能够决定民运胜利,因为这些“如果”的正面因素加在一起也挡不住中共政权的镇压。柴玲、王丹、吾尔开西等人当时年仅二十岁左右,连生理都没有完全成熟,对他们的苛责是不近人情;学生“跪着造反”的确有辱人格,但也无关于民运的成败,当年学生决不能采取激烈的手段,如果采用激烈的手段,中共的镇压就会更快。如果学生领袖们能够进退有据,将不会发生六四大屠杀,但是中共政权仍然会秋后算账,赵紫阳等开明派会在一九九二年十四大下台,中共全面加强专制管控,民运失败的命运没有大的不同。
   中国八九民运失败的决定性的因素是以赵紫阳为首的开明派没有能够抓住机会对中共顽固派予以致命的一击。学潮刚开始,学生因为幼稚,一度把赵紫阳作为胡耀邦的对立面加以声讨,但是随着邓小平授意的《四二六社论》的发表,邓小平等元老帮和李鹏集团完全占据了民运的对立面,形势变得对赵紫阳非常有利,赵紫阳从朝鲜回国后,又于五月四日发表了演讲,主张在民主和法制和轨道上解决问题,深得民运群众、中共体制内成员甚至解放军军官的普遍拥护,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也暗中支持赵紫阳、中共顽固派集团当时已经十分被动和孤立,邓小平、李鹏虽然气急败坏地下令于五月十九日开始戒严,但是,奉命戒严的北京军区主力第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第二十九军军长何燕然拒绝执行镇压命令,使得此后整整一个星期,戒严形同虚设。要知道,徐勤先将军和何燕然将军抗命是冒了杀头的风险的,这说明他们是品德非常高尚的人,把良心置于既得利益之上;另外,徐勤先、何燕然之所以抗命,也因为他们感觉当是中国民主化大有希望,期待能与中共高层的开明派能够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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