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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火器政策的源起、演变及其深远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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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发稿)
   文章摘要: 由于清军对火器的需求量始终处于极低的水平,也就无法拉动军火制造业发展,也无法刺激军事科技的改进。历史已经表明:军事科技的进步,能够带动民用科技的进步,从而人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满清军事火器装备的限制,不仅堵死了军队近代化之路,也堵死了增强综合国力的一条捷径。

   作者 : 曾节明,
   發表時間:12/2/2006
   中国的兵器本来并不落后于西方,后来之所以悬殊的落后,是因为西方人在兵器发展上飞跃进步的时候,中国人因为某种原因,不仅没有跟进,反而大踏步地倒退。
   明朝的时候,中国对火器的生产和应用程度超过了之前的历朝历代。明朝自主创制了地雷、水雷、喷筒(初级的火焰喷射器)、手铳、大炮等数十种火器,并于宏治年间自主发明了开花炮弹1。
   因为儒家传统重文轻武的影响,汉族军人普遍没有突出的骑射功夫,因此,冷兵器作战能力向来不是明军的长项,要对付北方牧、猎民族,明军只有求助于火器,明中期以后,由于军队腐败,明军的战斗力只得更加依赖于火器,明政府也就更加注重火器的研发和引进。
   明朝中期以后,中国的火器研发能力虽然已经落后于欧洲,但是因为明朝积极应用火器的国策,军事装备的热兵器化仍然加速前进,明朝从葡萄牙那里学会了火绳枪,从日本那里学会了鸟嘴铳,火器研制家赵士桢,在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到三十九年(公元1598年到1611年),除仿制成土耳其式噜密铳外,还研制成挚电铳、三长铳、双叠铳、迅雷铳等多种单管和多管火绳枪,赵士桢的成果受到明政府的广泛应用,明朝军队火枪的应用至此上升到一个新阶段2。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明政府在大量制造火绳枪炮的同时,还全面发展了各种传统火器,包括改制明代前期的各种火铳,创制了快枪、多管(多发)铳、虎蹲炮,发展了利用火药燃气反冲力推进的火箭类火器和火球类、喷筒类、火禽火兽火车攻战类等各种燃烧性火器,创制了各种爆炸弹和地雷、水雷。这些火器连同火绳枪炮,基本上包括了中国古代火器的各个门类,并且综合了外国火器的先进成果3。
   明朝天启年间,为了抵御后金(满清)在辽东的凌厉攻势,明政府向葡萄牙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大炮--“红夷大炮”(英国制造的早期加农炮,清朝改称“红衣大炮”),并且仿制成功,大量地装备到明朝的关宁军中。一六二六年重创了后金(满清)军队的宁远保卫战中,宁远城的十一门红夷大炮发挥了重要作用。明军大炮的先进,也是后金(满清)长期攻不下明朝在辽西军事要塞的原因。
   明朝对火器积极研制、应用并且向外学习取得的巨大成效,已经为兵器向热兵器化转轨创造了初步条件:明朝中后期明穆宗隆庆年间,戚继光(1528-1587)在蓟镇编练的车营、步营、骑营、辎重营等新型的兵种之中。这些营使用鸟枪、佛郎机、虎蹲炮、火箭等火器的士兵已占编制总人数的一半左右4。
   在军队建制上,随着火器的逐渐广泛应用,明军也在向适应火器作战的方向调整:明朝在明初永乐年间就设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独立炮兵营--神机营,到明末时随着应用火器的大大增加,又发展出车炮营、鸟枪营、骑炮营和火器补给营等,除神机营以外,一般明朝部队百分之十以上步兵配备火器,明朝末期比例更高,明末时,北京和山东已经设立火器生产专坊基地,聘请了欧洲技术人员指导生产,已具备一定的火器规模生产能力5。同时,用火绳枪炮和冷兵器相结合的作战方式、军事教育训练、国防设施也都随着产生。
   由于明朝对火器的积极态度,明朝末年,明军的装备与世界最先进的西欧国家差距微小,明末时,明军与葡萄牙、荷兰发生了几次军事冲突,明军用火器打败了对手。如果明朝的统治能够延续下去,到十九世纪的时候,中国军队的武器,绝不会象鸦片战争时的清军那样,与欧洲列强有那样大的差距。
   明朝末年,中国军队向近代化转轨的萌芽已经依稀可辩。可惜,这一转轨的萌芽随着满清的入主中国而零落成泥。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在军事技术最无成就的朝代:军事技术最缺乏自主创新、在被外国列强用武力打开国门之前,清朝的军事技术非但停滞不前,而且比起明朝都大幅倒退。
   清朝之所以在军事技术最无成就,首先是由于满洲贵族自身素质的鄙劣和一些历史原因,在近代以前,清朝历代统治者始终没有重视军事技术对战争胜负的重大影响,始终抱着“弓马取天下”的冷兵器观念不放。
   这种观念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是:满清(后金)的强劲铁骑屡次击败在军事技术装备上优于自己的明军,并且最终征服了中国。满清统治者被这巨大的军事胜利冲昏了头脑,没能够认识到清军能够击败明军、征服中国的真正原因,反而认为这主要得自八旗军强劲的弓马优势所赐,从而大大的助长了对冷兵器的迷信6。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清朝统治者对于当时先进军事技术--火器的研制、生产、应用,是不可能重视的。
   直到现在,还有好些人认同这种观点,认为明朝的火器占有那样大的优势,仍然被满清夺取了江山,说明武器先进与否对战争的影响并不重要。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明朝之所以败亡,远不仅是因为满清的军事进攻,而是几种极为不利的因素合力的结果:饥荒、瘟疫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拖住了明朝抗清的后腿,并且大大消耗了明朝的元气;崇祯帝朱由检连续的愚蠢决策使明政权自毁长城,丧失了凝聚力,导致大批军队倒向满清和李自成......明朝之所以灭亡,不是因为火器无用,而是因为明朝武器的优势已经不能弥补这几种不利因素造成的损害。事实上,如果不用火器,明朝灭亡会更快。没有火器,明军根本不可能把满清(后金)挡在辽西十八年之久,努尔哈赤活着的时候就可以攻陷山海关。
   清朝之所以在军事技术最无成就,另一大原因就是满清统治者对汉人的防范。由于实施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清朝统治者对汉人反抗的恐惧心理自然敏感而强烈,因此就要防止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落入汉人手中。清朝统治者虽然不相信火器能决定大局,却也知道火器的厉害:他们的太祖努尔哈赤就是被西洋大炮炸伤而死的7,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八旗兵在攻坚战中被明军用火器击毙。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落入汉人手中,可能给自己的统治带来威胁,所以他们就要防范于未然。与蒙古君主不同,清朝皇帝的思维方式向来是很精细的。
   满清入关后,出于对汉人的防范,满清统治者对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可能应用于军事的科技发展,进行了严厉的限制。这种限制早在入关之初就开始了,当时多尔衮立下规定:大炮和火器等当时的先进武器只限于八旗军中使用8,清军中的汉军禁止装备。多尔衮采取这个措施,是因为当时投降满清的汉军人数已经远远超过八旗军,这些军队如果据有先进武器,一旦降而复叛,很难对付;只让八旗军拥有大炮和火器,可以大大增加八旗军对汉军的战斗力优势,可以更有效地震慑和控制清军中的汉军。继多尔衮之后,历代满清统治者出于对汉军的防范,一直严格施行这一规定,直至鸦片战争以后,因为八旗军丧失战斗力,为了利用汉军镇压农民起义,才被迫松动。
   按照满清的规定,八旗军垄断的火器和大炮等先进武器主要供八旗军中的满洲军使用,因为满清统治者对八旗军中的蒙古军和汉军也有防范。满清的八旗军总数不满二十四万,其中的满洲军总数又不满八万,因此按照这一规定:上百万的清王朝军队中,只有一部分能够装备火器。这就造成满清军队的火器装备程度,始终处于极低的水平,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军队大踏步地向热兵器迈进的时候,清军始终脱离不了冷兵器时代,清军的火器应用程度,不仅比不了葡萄牙、俄罗斯等欧洲三流军队、也远远不如幕府时代的日军和崇祯时代的明军。
   由于清军对火器的需求量始终处于极低的水平,也就无法拉动军火制造业发展,也无法刺激军事科技的改进。历史已经表明:军事科技的进步,能够带动民用科技的进步,从而人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满清军事火器装备的限制,不仅堵死了军队近代化之路,也堵死了增强综合国力的一条捷径。
   满清不仅对军事科技成果的应用严加限制,还对汉族科技人才中出类拔萃者进行打压,发明家戴梓就是这样一个受害的典型。杭州人戴梓出身于明末的火器制造世家,自幼便醉心火器研制,后来他投身清军,为清军创制和装备了“威远将军炮”(类近代的榴弹炮)、子母炮,为满清击败“三藩”和准葛尔势力立下了非凡的功劳,戴梓还向清朝献上了自己发明的一种连环铳,它一次可发射二十八颗弹丸,其原理与机关枪完全一致,现在已经被军器史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机关枪。但是,戴梓不仅没有因此获得荣华富贵,反落得一个悲惨的命运。戴梓的才干十分突出,他曾只用八天的时间,便仿造出一种欧洲发明的新式大炮,而在华的外国同行南怀仁花了一年时间都没造出来。由于戴梓杰出的火器研制才干,招致了同为满清研制火器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的嫉恨,削平葛尔丹势力后,南怀仁就向康熙帝诬告戴梓私通日本,康熙帝因此而“听信谗言”,将戴梓发配到辽东,终结了他的武器研制生涯,戴梓在辽东被迫以卖字画为生,一生贫寒,郁郁而终。戴梓发明的连环铳也没能流传下来9。
   康熙帝玄烨决不是一个缺乏判断力的君主,他不可能不知道戴梓的才干远在南怀仁之上,以康熙帝的英明,他为何仅凭南怀仁一面之词就给戴梓定罪?他难道不懂得人才的可贵吗?康熙帝为何容不得戴梓,却能够容留和重用比戴梓平庸的南怀仁呢?
   只要了解满洲统治者对汉人的变态的防范心理,原因就一目了然:在削平三藩、征服准葛尔、夺取台湾之后,江山稳固,满清统治者已经不需要戴梓的发明才干了,戴梓的发明才干反而是一种威胁,才干越杰出,威胁越大。按照满洲权贵的思路:戴梓或者戴梓的发明成果要是落到谋反的汉族势力手中,怎么办?因此,康熙帝一定要打压戴梓,把他充军到蛮荒的辽东,埋没他的所有才干,就是办法之一。实际上戴梓算幸运的了,他落到相对仁厚的皇帝玄烨手里,还得以保全了性命;他要是落到防汉心理更为变态的弘历手里,至少得人头落地。
   归根结底,戴梓受打压是因为他是汉人,他太杰出了;而南怀仁不仅平庸,还是一个远道而来的比利时人,是个“非中国人”,这与满清统治者的自我定性相同,反倒有同类的感觉。满清统治者宁相信“色目人”,也不相信“汉人”的心态,与元朝的蒙古人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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