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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减少人口数量的方式来提高人口素质,是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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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三项政策,可让清明上河图式繁荣在中国全面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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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徐文立(之四):徐文立对中国明清政治解读的偏差
·解读徐文立(之五):徐文立对满清“尊儒”的误读
·解读徐文立(之六):徐文立对满清“经济成就”的误读
·“邓计生”已导致中国新生儿缺陷率世界第一
·中国二十年内的大趋势
·兴衰成败天注定
· 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为什么会在北宋之后转移到长江流域至今?
·改朝换代的天意体现在何处?
·纪念“六四”是为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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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推翻中共的,会是什么人?
·警惕中共当局利用“港独”破坏香港民主化
·再探宋教仁案暨其启示
·倾覆中共政权的方式
·曾国藩,一个杀人犯缘何成了圣人?
· 洪秀柱的启示:重建大陆中华民国是推翻中共后的上上选
·6月18日,中南海狙击香港民主化战役遭遇滑铁卢
·试看相:从曾国藩到洪秀柱(修正版)
·由满清灭明战略看中共对台战略
·台湾的统独选项暨中共对台战略前瞻
·由刘邦、朱元璋、吴三桂、洪秀全等之成败看颠覆中共政权之道
·生存才是最高的“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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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权的主要精神基础:无神论+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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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张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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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共官员的反动立场是主义所能转变的吗?
    ——驳张国堂
    最近张国堂在其文《我不怕坐牢,但怕搞乱中国——警告曾节明》再一次辱骂民运领袖袁红冰先生、陈泱潮先生,炮轰民主革命的路线,张国堂同时展示他主张的“民运道路”:不要暴力、不要革命、也不靠突发事件,而凭借“张国堂主义”说服中共官员,组织中国共和党接管中国政府。张国堂声称:只要他的中国共和党发展到十四万四千人,就一定可以接管中国政府。
    张国堂的“民运道路”实际上是一条已经被历史证伪的道路。满清末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发起戊戍变法改良运动,其要求仅是在保证满清政权和满洲贵族利益的前提下施行君主立宪,康、梁、谭也争取到了光绪皇帝和一部分地方官员支持,结果改良派得到的却是满清当权派砍来的屠刀!戊戍六君子人头落地。
    变法失败后,由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汤化龙等人引领的立宪派派保皇党发展的也相当可观,何止十四万四千人?改良派对各地满清官员的争取也相当成功,还获得清廷恩准,在全国大部分省份还成立了谘议局,谘议局有些象中共国的政协,对政府毫无约束力,但是满清的谘议局拥有比中共政协大得多的议政的自由。可见,晚清的改良派政党势力不可谓不强大,但是改良派能够接管满清政府吗?康有为等人能够竞选内阁总理吗?根本不能!摄政王载沣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否决了多党制;载沣又于1911年初成立了皇族内阁,要让由满族贵族组成的宗社党一党独大!满清当权者死不悔改的举措,完全粉碎了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汤化龙等人的立宪迷梦,引起了保皇党的分化,一大批立宪派人心灰意冷,一部分人加入了革命派的阵营。

    满洲贵族砍了康有为亲弟康广仁的头、杀害了一批改良派精英,康有为等人不思报仇,还要为保住大清江山而奔走呼吁,痴心无悔,立宪改良派对待满清不可谓不仁尽义至,但是满清当权派为什么始终拒绝实行君主立宪制?这完全是因为当权派们缺乏外部的、致命的压力!什么最能够对反动的当权者造成致命的压力?那就是革命。
    事实上,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汤化龙等连对促使满清政府做一些小修小补的能力都没有,1900年以后满清政府实施的废科举、政府机构改革、成立谘议局等小修小补,是在孙中山革命派不断起义的压力下不得不作出的笼络人心之举。如果没有革命派的起义和牺牲,立宪改良派在国内的生存空间就会更小,满清绝不会批准立宪改良派在各省成立谘议局。1909年以后各省成立的谘议局,实际上是满清政府作的秀,立宪改良派成员无形当中成了清王朝的政治花瓶。满请成立谘议局,是作出“预备立宪”的假象以迷惑人心,延缓革命的爆发,这反映出满清统治者对革命的恐惧。
    同样,如果没有法轮功解体中共的运动、没有海外袁红冰、陈泱潮等人、国内“军中声音”倡导民主革命的压力,中共绝不会给予刘晓波、余杰、张国堂等人现在的活动空间。
    直到武昌起义之前,满清政权都能够轻易地将革命派发起的各种起义镇压下去,因此满清统治者不可能作出重大让步,决不会接受君主立宪制,因为接受了君主立宪制,满清皇室的权力就会大大削弱。满清统治者真正接受君主立宪制并切准备实行是在武昌起义之后,载沣于1911年11月颁布了《重大信条十九条》,承认人民享有各项自由并且取消了党禁、报禁。这是满清的无奈之举,因为满清已经无力将武昌起义镇压下去,武昌起义得到全国的相应,全国二十六个省,已经有十六个省脱离了清政府的统治,满清统治者承受的压力是致命的。
    可见,满清从镇压立宪到拒绝立宪,从拒绝立宪到搞假立宪,从搞假立宪
   到准备实行真立宪,完全是被革命派一步步逼着走出来的,康有为等立宪改良派没起多大作用。满清对改良派的态度由屠杀到一定程度的宽容,也完全是被革命派逼出来的,因为在革命压力高涨的时候,满清不得不拉拢改良派以鼓励和打击革命派。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邪恶,共产党政权比满清政权更不可能通过自我改良而向宪政民主转型。张国堂虽然口口宣称他要组织政党接管中共政府,却又极力诋毁革命的价值,他难道忘记了:历史上有哪一个共产党政权在没有革命的压力下自动交权的?
    前波兰共产党政权被迫解除党禁、开放媒体、举行大选,这是因为中国的六四大屠杀激起了波兰全国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军警指挥不灵、局势已经失控,波兰共产党这才被迫与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波兰的剧变,实际上是一场橙色革命;捷克、匈牙利、东德等国乃至蒙古共产党政权的瓦解都经历了天鹅绒革命或橙色革命;罗马尼亚共产党垮台是因为全民起义,最终导致军队倒戈,罗马尼亚的剧变是一场典型的民主革命;苏联的解体也决不是出自苏联共产党的自愿,而是因为八一九事件,八一九事件实际上是一场军事政变:苏共反动派亚纳耶夫集团发动军事政变,企图废止戈尔巴乔夫引领的民主化改良路线,复辟残暴的斯大林专政体制。由于叶利钦的英勇和机智,也由于苏军军官的觉悟,最终政变军队倒戈,亚纳耶夫反动集团垮台。八一九事件后,苏共丧失了军权,戈尔巴乔夫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也为了自身的安危,果断地下令解散了苏联共产党。苏共是在倒戈军人的枪口下被迫解散的,因此,苏共实际上亡于一场军事政变,这场军事政变本来是反民主的政变,结果便成了一场民主革命。如果没有八一九事件,苏共政权将继续存在,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新思维改革运动,本来绝不是为了瓦解苏共,结果却引发了苏共当权派既得利益反动集团的疯狂反扑,最终还是在政变中解决问题,这非常生动地说明了:任何一个当权的共产党都不会交出政权,哪怕是当年苏共那样开明的共产党,也不会主动交权,更不用说向中共这样的全世界最邪恶、最狡诈的共产党的了!
    张国堂一面否定革命,一面却梦想在他的共和党发展到十四万四千人之后,中共当权派会和他开“圆桌会议”,向他张国堂移交政权,这完全是痴人说梦,除非在革命爆发,局面失控紧急情况下,中共可能拉拢一下张国堂迷惑人心,否则张国堂所期盼的“圆桌会议”,只能在牢房或精神病院的睡梦中召开。
    张国堂认为大多数中共官员会接受他的“张国堂主义”,支持他接管中国政府,建设民主宪政。这完全是痴人说梦,因为现在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崩溃,不要说广大中共官员,就是在政治局九常委中,除了胡锦涛这个脑子有病的偏执狂,看不出谁真正信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现在中共各级官员之所以顽固坚持反对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立场,一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一是自己犯有罪行,要防止被清算,就必须抓住权力不放,中共官员之所以反动,根本不是因为信仰。中共各级官员,享有比老百姓大得多的知情权、政治局常委通过发达的特情系统每天阅读《动态清样》等情报、可以随心所欲地收看境外的媒体,他们对中共的邪恶和反动,难道不清楚吗?中共各级官员想法设法得把自己的子女、后代、家人弄到西方发达国家去定居,现在这些人在海外已经有一百多万人,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另类的投票:大多数中共官员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表明了对中共一党专制的否定。
    开明的人就一定支持变革吗?从历史上看,李鸿章这样一个开明的人,他难道不明白满清帝制的落后吗?他为什么反对立宪改良?这是因为他害怕改良派会危害他的权力。邓小平在文革中挨整得很惨,他难道不明白专制独裁的危害?但是他为什么后来顽固的抗拒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因为他害怕政治体制改革会危害他的权力和既得利益。
    综上所述,现在的中共官员之所以反动,是因为利益,而不是因为信仰,张国堂幻想以“张国堂主义”去争取广大中共官员的支持,是完全行不通的。
    更何况,由于1989年以后的逆向淘汰,现在大多数中共官员都是非常现实的势利小人,张国堂自己无名、无钱、无威、无势,头上又已经被中共扣上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一时也洗不清,这样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即使说得再头头是道,又怎么会取得一大群已经高高在上势利小人的追随?
    不看到的权力和既得利益对中共各级当权者的巨大腐蚀作用,摒弃革命和一切突发事件,而以跪着造反的姿势,堆起笑脸向中共乞求民主宪政,是断然没有成功之日的!
    当前的中国,只有在革命和突发事件的压力下,中共官员才会改弦更张!
    现在的中共官员,绝大多数都是没有信仰、贪生怕死的势利小人,他们自知身上有罪,做贼心虚,面对突发的强力,这些人根本没有抵抗的决心和意志,注定作鸟兽散,一个个逃得比兔子还快。因此,中国如果爆发推翻中共的革命和事变,绝不会引起大的伤亡。革命使得中共专政的系统被摧毁,革命后的新政府要笼络人心,就不可能再向中共那样专制独裁,因此,革命后即使还没有实现有民主,新政权也不可能象中共那样专制独裁。
    张国堂声嘶力竭的大喊:革命或军事政变会搞乱中国。这是片面夸张的不实之词:
    东欧的橙色革命和天鹅绒革命并没有搞乱这些国家,东欧绝大多数国家没有死人就完成了民主化转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前苏联的八一九军事政变只死了几个人,也没有出现大的动乱或者军阀混战。虽然在共产党政权垮台后,东欧和前苏联经历了“休克疗法”,几年之内人民在经济上很困苦,但是现在怎么样?现在究竟是东欧和俄罗斯的危机深重,还是没有经历革命的中国的危机深重?现在动乱的危险,究竟是东欧和俄罗斯来得大,还是中国来得大?
    虽然“休克疗法”短时间内很痛苦,但是它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向正常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历史已经关证明“休克疗法”是一条捷径,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痛”,对付毒瘤,就是要尽早一刀切除;要跨过面前的一道巨大的沟壑,必须充分助跑,鼓足全身勇气一大步跨过去,如果小心翼翼地分两步走,就注定会掉到沟里。中国人三十年来走“稳妥”的跛脚经济改革路线,如今解决了什么问题?如今中国危机更加深重、动乱的危险更加巨大、生态环境全面恶化、民主改革更加困难、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中国已经走到了比“改革开放前”更艰难的困境当中。1989年五月,赵紫阳拥有声势浩大的人民游行支持,面对一度动摇的戒严军队和杨尚昆的政变暗示,他畏缩懦弱,不敢发动军事政变,结果怎么样?结果中国死了几万人,不仅连最低的改良结果都得不到,而且连八十年代的一些可贵的政治改革成果也通通丧失了,中国人民从此在江贼民法西斯流氓统治下煎熬了十多年,如今又受到胡锦涛更加苛严的法西斯统治,和平转型希望渺茫,赵紫阳本人也被禁锢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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