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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是如何变成党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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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先生的千秋功过与历史教训
   (首发稿)
   曾节明
   
   当前,中共反动统治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随时都有可能垮台,中共政权很难再拖够一个十年。中国现在既没有戈尔巴乔夫、也没有叶利钦,却有的是齐奥塞斯库和袁世凯,因此,中共政权的垮台很有可能如前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垮台那样,是地震式的垮台,突如其来、急风暴雨,短时间内非常惨烈;中共政权也有可能象满清政权那样亡于军队起义和权臣逼宫。
   1911 年十月十日 以前,满清政权依然能轻而易举地把各种骚乱镇压下去、满洲贵族大权牢牢在握、经济繁荣而发展迅 速,满清帝国比起几年前好像还渐有起色,大清的江山虽然不是那么稳固,但是要颠覆它好像还是不可能的事。那年十月十日恰好是中秋节,傍晚,摄政王载沣和一帮满洲权贵在北京品茶赏月,湖广总督瑞澂和一帮省级官员也在武汉黄鹤楼品茶赏月,谁料得到武昌起义这时候就爆发了,当年努尔哈赤的子孙们经过近四十年的屠杀才夺得了汉人的江山,武昌的第一枪打响不到四个月,诺大一个大清帝国居然就土崩瓦解了,因此,满清的垮台也是地震式的突然垮台。
   历史决不会完全重复,却时常惊人地相似。当前中国的情形和当年满清垮台前的情形惊人的相似,为了避免再走弯路,中国人有必要现在就好好审视清末民初二十五年的历史,汲取当中的历史教训。
   当年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立即回国,及时地凝聚了民心军心,粉碎了满清政权企图分化瓦解起义军民、各个击破的图谋。孙中山虽然领导推翻了邪恶的满清政权,但是由于缺乏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理论指导,孙中山不仅没有把中国带到民主宪政的正途上,反而把中国带往黑道枭雄不择手段的歧途,最后竟落入了马克思共产邪教流氓集团的魔掌。孙中山痛恨袁世凯、段祺瑞等人,因为这些当权者毫无民主素养、腐败弄权,但是孙中山却不采取和平手段教育这些官员和民众,而是采取武装叛乱的手段反对这些军阀。
   当时共和的框架已经确立,北洋军阀没有能力突破这个框架,袁世凯突破这个框架想做皇帝,马上身败名裂而死;张勋突破这个框架复辟满清,结果倒台更快,所以后来段祺瑞、黎元洪、曹锟甚至张作霖都不敢突破共和的框架,段祺瑞虽然拒绝恢复 “ 《临时约法》 ” ,但他决不敢解散国会,他也没能完全控制国会;曹锟虽然贿选,但他远不能独断专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决不需要贿赂人大代表,因为中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组织,完全砸烂了共和的框架,绝大多数人大代表自身就是中共党员。当年袁世凯还要采用雇佣流氓威胁的手段胁迫国会议员,说明他不能够操纵国会;中共则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人大代表如果不听话,就可以公开按 “ 党纪 ” 严肃处理。即使在袁世凯称帝的期间,袁某人也没能控制报纸,他称帝的时候,千夫所指,报纸上骂声一片;今天中共可以将全国几千家媒体控制的千篇一律,对敏感 “ 问题 ” 一律噤声,毛泽东饿死几千万农民、邓小平屠杀成千上万学生市民、江泽民拿法轮功信众活取器官,国内的报纸连声都不敢吭。由于没有突破共和的框架,北洋军阀的当权者也没能操纵法院,宋教仁被刺一案,上海市法院依据证据,传讯中华民国总理赵秉钧出庭受审,迫使袁世凯不得不将赵秉钧毒死灭口,这在当今中共国治下是绝无可能的。现在象贾庆林这样的大贪官,只要没有倒台,即使铁证如山,国家的公检法机关也决不敢过问。可见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司法独立的程度相当大。
   在新闻自由程度和司法独立程度相当大的情况下,孙中山不采取和平演变的手段,而到处煽动武装暴乱,实际上不是救国、而是乱国。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等北洋军阀当权者的权威远不如孙中山,如果孙中山在国内采取和平组党、办学、演讲、著文立说等和平手段给当权者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推进宪政,则段祺瑞等人决不敢抓孙中山,更不敢暗杀孙中山。这样效果虽然慢一些,但是更加平稳可靠,也决不会送给共产党人暴乱祸国的机会。当时,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但却有着意识形态的权威,这是那些军阀当权者无法具有的优势。孙中山是 “ 国父 ” ,也是一面旗帜,袁世凯之后,任何军阀都不敢公开的反对他,即使他到处煽动暴乱。段祺瑞虽然缺乏民族素养,但决不是邪恶之徒,他自己没有理论,如果孙中山不采取武装叛乱反对他,为了稳固统治,他必然会接受孙中山的理论。
   满清倒台后,当时中国最需要的是和平和稳定,孙中山作为中国的精神领袖,不去支持和平稳定,却到处挑动军阀打军阀,孙中山实际上是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挑起者和主要责任人。孙中山认为袁世凯杀了宋教仁,就为此发起 “ 二次革命 ” 。孙中山说袁世凯是杀人凶手证据不足,因为赵秉钧死了;袁世凯要抓孙中山却是于法有据,因为孙中山发动武装叛乱。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又以段祺瑞不恢复《临时约法》为由发动 “ 护法战争 ” ,这实际上又是武装叛乱。实际上,段祺瑞自知威信不如孙中山,很想与孙合作,让孙做甘地,自己做尼赫鲁,那个时候段祺瑞也没有如袁世凯那样的权威,他镇不住各路军阀,中国面临天下大乱的危险,孙中山当时应该以精神领袖的权威,鼎力支持段祺瑞政府,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中国陷入军阀内乱纷争,只有稳定了局势,才谈得上建设宪政。但是孙中山自己既没有政治实力执政,又不去支持并不很坏的段祺瑞政府稳定大局,反而处处向权威本来就很弱的中央政权拆台、发难,这完全是搞乱中国的做法。
   推翻满清后,孙中山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一再搞乱中国,走上枭熊黑道不择手段的道路,也为后来共产邪魔祸害中华留下了祸根。
   有人说,孙中山提出的三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孙中山对后来中国后来遭的赤祸没有责任。持这种说法的人法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民国时期,如果没有孙中山的一系列作为,中国共产党根本成不了气候,也没有暴动的机会。
   如果没有孙中山发起的的 “ 二次革命 ” 、 “ 护法战争 ” 、 “ 二次护法战争 ” 等等一系列武装叛乱,当时中国国内就基本不会有军阀混战,因为当时的军阀的实力都局限在自己势力范围内,控制一省或数省,谁也不能吃掉谁;而且各路军阀都没有意识形态感召力,没有理论,没有太大的权威,难以一统天下,所以他们基本上没有野心,只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这就形成了一个大致上的势力均衡状态,这实际上是一种联邦制的雏形。中华民国总理段祺瑞只是其中一个实力较强的军阀而已。段祺瑞的统治必须建立在各路军阀承认的基础上,因此他不敢得罪各路军阀,也不可能搞专制独裁。和中共现在的领导很不一样。段祺瑞虽然缺乏现代理念,但他受儒家的影响很深,注重 “ 名节 ” ,为了面子,他必然要维护自己的名誉;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他必然要谋取政绩,至少不敢胡作非为。况且,段祺瑞缺乏权威,为了巩固统治,他也必然想做一番事业。如果没有孙中山挑起的内乱,段祺瑞是愿意、而且能够把中国带到联邦制的道路上去的。
   1925 年段祺瑞、张作霖等北洋军阀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和谈,实际上就是想实行联邦制。但那时孙中山在苏俄的诱惑下已经不能自拔:国民党那时候已经建立了党军,要消灭旧军阀,建立党国,实行训政。而且那时孙中山的健康已经很差了,孙中山的追随者们则深深浅浅地走火入魔了,完全没有了联邦制的考虑。
   如果没有孙中山挑起的内乱,当时的民国政权就会更有效的防范赤祸的侵袭,各地的军阀也能更好保境安民,共产邪教的种子即使能传进来,也不能够开花结果。
   如果没有孙中山实施的 “ 联俄容共 ” 措施,中国共产党的势力根本没有滋长的机会。因为,孙中山是当时中国的精神领袖,是中国的旗帜,不借助孙中山的影响力,苏俄根本没有办法在中国打造出一个有影响力的国际共产支部 -- 中国共产党。段祺瑞等各路军阀是儒家思想深重的保守官僚,不可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要革的就是他们的命,而且他们的威望也不高;中国民众的习惯心理又不容易接受新事物;光靠李大钊、陈独秀等学院派教授,又难以形成武装叛乱的政治势力。因此,离开了孙中山和国民党,苏俄赤化中国措施很难取得成效。
   孙中山根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他却为了达到打倒当权的旧军阀的目的实施 “ 联俄容共 ” 的措施,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有句古话说 “ 道不同不相与谋 ” ,孙中山与列宁、斯大林根本不同道,却因为贪图苏俄的援助而 “ 联俄容共 ”1 , “ 必以俄为师 ”2 ,结果完全中了圈套: “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 ,孙中山得了大量的俄援,自以为聪明,实际上苏联给的这些东西,是让孙中山在动用自己 “ 国父 ” 威望和国民党的巨大影响力为中共大力扩充势力、招兵买马而已。没有孙中山的 “ 联俄容共 ” ,单靠李大钊、陈独秀这些个书呆子,苏联即使出钱出枪也找不到兵、买不到马。
   苏联根本就不支持孙中山,完全是在利用用他而已。请看国民党操办黄埔军校,培养出了多少中共骨干?国民党体系内多少青年才俊,被共产党挖了墙角?中共八一南昌起义的军队,难道不是叛乱的国民党军队吗?因为孙中山的大错,蒋介石在 1927 的 “ 清党 ” 已经来不及了。
   孙中山的 “ 联俄容共 ” 措施,不仅使得中共急速的发展壮大起来,也使得中共第一次有了武装叛乱的本钱。孙中山的 “ 联俄容共 ” ,是孙中山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是后来中国遭受共产劫难的祸根。
   推翻满清是孙中山的伟大历史功绩,但是在推翻了满清之后, 孙中山先生,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竟然无意中一步步地走向了历史进步的反面,最终铸成 “ 联俄容共 ” 的千古大错,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首先是因为在满清灭亡之前,救国者们没能拿出一个可行的、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建设新国家的方案和相应的政治理论。 1912 年,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在南京宣布建国,新的民国的政治体制几乎完全模仿美国的三权分立的总统制。随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虽然野心勃勃,但他毫无现代政治理念,没有能力和权威变动孙中山交给他美国式共和框架,只能照单全收。所以后来一直到称帝之前,袁世凯的胡作非为都局限在这种框架之类,没能够造成大的危害,与毛泽东、僵贼泯等人造成的危害根本没法比。
   但是美国式的三权分立的总统制在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在当时更加如此。美国主流民族有深厚的基督教传统作为维系民族、文化的纽带;美国有大批的信奉基督教的、自由成性的民众,他们几乎没有奴性, “ 不自由,毋宁死 ” 是他们的信条;美国有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等适合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民主建国理论;由于在英国统治下北美有充分的组党结社自由,美国国有准备充分的政党 -- 联邦党和托利党等等。但是当时中国有什么呢?满清崩溃的时候,中国有的是因满洲统治者 260 多年严酷的专制压迫和民族压迫造就的奴才和愚民,不知自由民主人权为何物,奴性深重,因为跪习惯了,站起来反而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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