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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善恶问题是实施宪政的先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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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答张国堂先生
    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这本来是一个理论问题,为何在现在这个迫切需要以实际行动瓦解中共专制流氓暴政的时候提出来?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对宪政的理解:不理解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就不能够正确地实施宪政;不理解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就不能理解宪政的必要性,不能理解宪政的必要性,就不可能真诚地实施宪政,不能够真诚地实施宪政,即使建成了宪政体制,也会在一大帮毫无民主素养的黑道枭雄小丑混混的胡闹下,国家政权成为一个闹哄哄、乱糟糟的政治马戏团,不能解决国计民生问题,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张勋、曹锟、张作霖等人又要再现...最终,宪政体制下社会组织松散自由的特点,又很可能为一个类似于共产党那样的组织严密、阴险狠毒的邪教流氓集团所乘,复辟极权政治成功,毛泽东、瞪小瓶、僵贼泯的死魂灵就会再次复活。
    所以,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是实施宪政的先决问题,对中国能否建成民主宪政体制至关重要。中共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中共很快就要垮台了,从现在开始,中共政权随时可能崩溃,因为除了暴力外,它赖以统治的基础已经崩塌了,因为人心的转变,中共的暴力基础也在渐渐塌方,中共依然能够镇压人民的任何反抗,却无法镇压自身的庞大躯体。中国是个大国,人口众多,在中共近六十年的刻意毒害下,非常匮乏现代民主政治素养,而现在对大陆民众全面普及这些知识既没有条件,时间也来不及了,只能抓关键的东西,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开启中国人民智的关键问题。在中共灭亡之前,让更多的人关注和理解人性的善恶问题,十分有助于中国顺利转型。
    人究竟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中国主流文化创始人孔子语焉不详,儒家二号宗师孟子明确声称:人性本善1。但不管是孔子还是孟子,走的都是一条追求圣王的道路,“天下”产生象尧舜一样圣明的君主,是儒家的一般理想;“天下”由圣明的君主(马克思称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带领,达到类似于共产主义社会的那种“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田同耕...”的“大同”境界,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儒家的理想与共产主义的理想非常相似,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的神似和相通,所以共产邪教的毒根在中国这片土壤中滋长非常顺利,中共邪魔现世只二十八年便彻底摧毁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百年努力成果。

    儒家走追求圣王的道路完全基于对人性本善的这一判断,因为人性本善,所以人人都可以教化成为圣人,所谓“六亿神州尽舜尧”也,所以施以教化,皇帝都可以成为圣人,既然皇帝可以成为圣人,所以就可以把权力统统交给皇帝,让其“圣明”尽可能大地发挥效力,带领举国臣民早日实现“大同社会”;圣人不用监督,也不会做坏事,所以皇帝大抵也用不着监督,所以两千多年来,儒家在制约皇帝权力上束手无策,逼急了也只能“死谏”。
   孟子明说人性本善,孔子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孔子带头走追求圣王的道路,所以孔子实际上是相信人性本善的,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人性作出了判断。虽然儒家的另外一个大师荀子明确声称:“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2,但是儒家信徒中继承荀子这一理念的很少,荀子一派的思想后来也没能成为儒家主流思想。因此,荀子的另类并不能改变儒家主体的理念,更不能改变儒家的实践,儒家主体上对人性的判断是--人性本善。
    两千多年的实践证明,儒家的这一对人性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从西汉已降,绝大多数帝王都是些凶残暴虐、荒淫无耻、贪鄙庸碌的家伙,既不“圣”、也不“仁”;而且,随着儒家影响的深入,一个朝代比一个朝代更邪恶,一代皇帝比一代皇帝更邪恶。唐朝比汉朝更专制;宋朝比唐朝更专制;元朝实际上是蒙古征服时期,蒙古人没有接受汉礼制,因此不好作比较;明朝比汉朝、唐朝、宋朝都要专制;清朝实际上是满洲征服时期,“清因明制”,满洲人虽然机关算尽,最终却彻底汉化,因此清朝算得上中国的一个王朝,清朝比汉朝、唐朝、宋朝、明朝都专制得多,专制到头发、到衣冠,“留头不留发”,强行“剃发易服”,消灭了传承了五千多年的优美的汉服,给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造成了深远的伤害。汉朝还产生了汉文帝、汉景帝这样仁厚的君主;唐朝产生了李世民这样的英明之主;宋朝拥有宋太祖赵匡胤这样英明和仁厚兼而有之的皇帝,明清却没能产生一个能够超越文帝、景帝、唐太宗、宋太祖的好皇帝。满清的代表“康乾盛世”的两个皇帝康熙帝和乾隆帝被满清的“文字狱”和虚假的官史打造成“圣王”,实际上这两个人既不“圣”,也不“仁”,流遍无辜人的血,其德行就连明朝很多皇帝都比不了,更不要比唐宗、宋祖了。康熙帝玄烨确实是个精明果断的征服者,满清政权实际上是在他的指挥下才最终在中国站稳了脚跟,比起多尔衮来,康熙帝算得上仁慈,但是玄烨的凶残狠毒,就是连朱元璋也逊色三分,吴三桂反清失败后,玄烨不仅夷灭吴三桂的九族,也要夷灭吴三桂部将的九族,抵抗的自然诛杀,投降的马宝一列人更要凌迟;玄烨坚持始于顺治潮的文字狱玄烨,历史学家戴名世写了一本《南山集》,只是忠实地记录了南明政权的抗清历史,就被玄烨格杀勿论,当然,采取了“宽仁”的做法,将凌迟改为斩首3;玄烨嘴上一再唱要“恩养明太子”,但对朱元璋的“万子万孙”--又蠢又倔的崇祯帝的儿孙们,却刻毒备至,手下得狠狠的。前明四太子朱慈焕已隐姓埋名多年,在山东夹起尾巴做人,年逾七十五,照理说已经没了威胁,仁厚的清圣祖康熙仍然下旨将这个可怜的老农民还有他的六个儿子千刀万剐,从而将崇祯子孙彻底消灭4。这就是清圣祖玄烨“圣明”的真相,至于那个一天不砍汉族读书人脑袋就心理不平衡的清高宗弘历就更不用说了,在他手里,文字狱登峰造极,在位六十年,制造文字狱一百三十多起,和平时期杀人屡万5,业绩远远超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弘历尤嫌不够,还要大编《四库全书》以篡改历史,结果“清人修四库而古书亡”,中国人写的《天工开物》、《扬州十日记》直到清末才从日本、朝鲜传入。乾隆帝所为,可以为中共师矣!
    非常清楚,中国历史上的帝王绝大多数是恶棍或小人,即使有李世民、赵匡胤等几个贤明的君主,开明的统治也维持不了两代人,更不用说靠他们事先大同社会了。
    可见,儒家追求圣王的道路完全是失败的。为什么会失败?因为儒家的思想家没能提出一套行之有效制约君主权力的方案;为什么儒家的思想家没能提出制约君主权力的方案,不是因为他们的脑子不如洛克和孟德斯鸠那样聪明,而实在是因为他们没有朝制约君主权力的方向思考。因为用儒家的眼光来看,制约君主的权力,是严重违背尊卑秩序的行为,是奸贼所为,简直是大逆不道。大儒当中,只有黄宗羲置疑过君主的专制权力6,但是黄宗羲的思想从来没成为儒家的主流思想。
    儒家之所以没有朝制约君主权力的方向思考,是因为儒家相信人性本善。既然人性本善,那么对人只要施以教化手段就行了,用不着施以制约手段。儒家的这一基本特点,事实上使自己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君主专制的帮凶和卫道士。东海一枭等先生认为不是儒家巩固了专制,而是专制统治者利用了和强奸了儒家,那么,怎么解释中国的帝王们最终没有选择其他思想派,而单单选中了儒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如果儒家本身没有迎合专制统治需要的独到“优势”,专制帝王怎么会对儒家青睐有加?儒家迎合专制统治的特点不难窥破。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意识形态专制方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由汉武帝想出,而是身为大儒的董仲舒主动提出的。儒家主动投合专制帝王需要可见一斑。可以说,在历史当中,儒家迎合了专制--专制选择了儒家--儒家巩固了专制,中国靠自己始终走不出大一统专制王朝治--乱的恶性性循环,儒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儒家主导的社会容易“赤化”,却很难转型成为现代民主宪政的社会。韩国、日本的宪政民主体制由美国直接强力改造而成,台湾的民主虽然不是由美国直接建成的,却是在中共武力的严重威胁和美国的巨大压力下成就的,蒋经国主导的民主化转型,颇有些不得已的情态。纵观亚洲其他传统是儒家的社会,无一不匍匐在独裁、专制政权下:中国和北朝鲜不用多说,新加坡为李光耀李家独裁政权统治;缅甸为军政府独裁政权统治;柬埔寨先为波尔布特共产邪教流氓杀人狂集团残暴 蹂躏,又为洪森独裁政权长期统治;老挝和越南至今仍在共产专制统治下。
    以上都是明眼可查的事实:儒家和民主法制不易相处,却与专制情投意合。儒家长期是专制的卫道士,现在仍然在某些国家扮演专制卫道士的角色,新加坡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为李光耀一贯以儒家理念治国,他鼓吹的“亚洲价值观”,实际上就是儒家价值观。因为儒家的强大影响,新加坡虽然经济已经非常发达,转型仍然非常困难。
    儒家必然会成为专制的卫道士,因为儒家认为人性本善,认为人性本善就必然会走追求圣人(王)的道路;追求圣人(王)的道路就必然是追求人治的道路;追求人治的道路就必然导致专制独裁。
    可见,认为人性本善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说“人性本善”是错的?因为每个凡人的生命都是肉身,一切肉身的生命的本性必然是自私的,肉身本能地要获取一定量的能量和营养物质,否则就不能生存;为了生存得更舒适,它还要本能地获取一定多的能量和营养物质,所以一切肉体的生命的活动本能的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人的自私性也因之而来。人因为有自私的本性,所以容易做坏事,因为做坏事往往能损人利己,满足自己的肉体欲求;而做好事往往需要损己利人,有碍于肉身的需要。因为凡人都有肉身,所以的本性自私,因为人的本性自私,所以人更容易做坏事,带有很大的罪性,用基督教的话来说:人有原罪。实际上,在人得肉身的那一刻起,人的原罪就已经定了。所以,耶稣会对彼得等门徒说:“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7。”果然,彼得后来在耶稣被捕的时候,因为害怕自己也被捕,居然三次不认主8,尽管此前他一再说自己信仰坚定。认为人性本善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人性是不善的。凡人因为本性自私,私心或者情绪一上来,很容易做坏事。一般情况下,小老百姓做了坏事,只能危害到其他的个别人,但是,掌握权力的人做起坏事来,就能产生普遍的危害,权力越大、危害越大,因此,非要对执掌政权的人的权力进行限制不可。在一个社会中,国家的力量是最强大的。普通的个人如果私心膨胀,别人可以不服从那个人的自私,能够抵抗,但如果当权者的权力不受限制,谁又能抵抗当权者动用的组织化的国家暴力侵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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