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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式经营证明了东方文化的成功

日本式经营证明了东方文化的成功

   

   西方工业化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社会发展模式,其中包含有西方文化的特点,但其主流却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它代表和反映的正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主流。一方面,日本明治时期及其之后的整个日本社会的变革过程,正是依托这个主流,对其民族文化和传统的扬弃过程。另一方面,由民族习俗和传统文化所决定,日本社会的工业化形成和发展过程,就必然带上不可磨灭的民族文化烙印。这就是所谓“日本式经营”的由来。日本式经营,按日本人自己的说法,就是“把日本的传统管理逐步改为有实践才能的行动。即日本式的‘现代经营’化的意思”。

   

   一、企业社会与国家社会合一的日本

   

   资本主义企业是纯生产经营的组织体,其组织方式和法律架构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其传统文化为背景,其整个社会结构都是在契约自由,利益互补的基础上建立的。企业是役使的合法组织,它只追求经济合理和利润最大化。当然,东方文化也是在物质创造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其生产组织的经济目的也同样鲜明,但民族特色使之与西方文化确形成鲜明的可比较性。日本式经营就是日本人经营者在仿效西方工业化模式下用日本人的思想创立的经营方式。这种经营方式的企业组织虽然在形式上也以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建立,并也符合以西方法理和价值观形成的现代法律定义的“企业”形式。但是,由东方文化传统所决定,日本的企业组织在内涵上更多地保留了东方民族亲和友善的成分。日本弃官经商的实业家涉泽荣一先生就提出道德、经济统一论,号召日本经营者们一手持《论语》,一手持算盘来建设新日本。以此相呼应,明治以来日本历代的企业家以民族为纽带,巧妙,灵活地将日本传统的禀议性的营生、家传技艺,和类似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以及现代经营的这三者结合起来,形成所谓“三重混合”或“三重结构”的日本式。

   作为日本传统禀议制①的管理方式,它实际是一种家长制的家族制度。我国过去也有这种类似的家族制度。但作为一种可批判的封建宗法制度,日本人并未一味只持否定态度,相反,日本却把这种家长制家族制度作为其现代企业中全面协调的枢纽,强调了所谓,公司就是家,经理就是一家之主。把公司全体从业人员作为其家族成员来看待,形成了日本式经营的特色内容之一。对西方早期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形式,日本在现代也不乏少见,但伴随西方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日本更多更快的发展的则是适合本民族的现代方式,即能充分体现其实践才能的现代化经营方式。这一点,充分表明日本已经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并以其传统文化为根基,开创了时代新的发展高峰。

   作为东方民族,日本自古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日本人经营者深得儒家德、礼治天下的要旨,十分看重君子之道,其企业行为也依循社会行为;产业不忘报国,竞争不忘集体。在他们的企业社会中,员工之间、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有着良好的亲情关系。管理人员从不回避与普通员工的接触。他们甚至以和职工同吃同住同生活的方式来紧密的贴近职工,以增进相互勾通和上下融洽。为了营造更浓烈的生活情趣,他们鼓励职工以同乡同学及各类爱好组成各种协会。这不但使员工人人都处于集体的关心之中,还使员工间在工作上形成的权限和等级在这种协会关系中被淡化。那种在他国普遍存在的身份制度,上下级间些许差异也要尽力炫耀的风气,在日本企业中是不提倡的。在日本,最为突出的等级差异,只是传统的长幼之分。譬如,日本企业普遍推行的年功序列工资制,就是这种长幼有序的传统社会规范的表现。这种以儒家思想形成的社会规范方式,在西方思想家中也有推崇为惟一合理的等级制度。日本尽管将这一规范方式有些极端化,但在社会整体规范中,日本人在新思想影响下,使之为社会营造亲和有礼的良好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过于呆板、拘泥于此也会扼杀竞争意识。日本企业家立足于企业发展的长期眼光,既兼顾到员工社会的归宿感和民族社会的凝聚力。也兼顾到新型产业方式下竞争发展的合理性要求。在这一点上,不但认同了长幼有序的传统,而且以企业这一新的形式来发展和完善其家长制家族制度。这种传统的延续和这种家族制度在日本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融合,也是由于顺应了日本民族大和精神的要求,是东方儒学“礼之用,和为贵”②辩证思想的体现。

   显然,日本企业组织在传统禀议制下等级观念强烈。但明治推行的变革制度是在全民平等的基本要求下来实施的。日本改良家们正是领悟到东方文化既强调长幼有序,又认定民贵君轻、人无贵贱,天下大同的本质,他们以西方全民平等的新思想为契机,彻底废除了政治强权制度,既保留了东方民族崇尚礼、义的本色,又以西方民主政治来改良其政治体制,使之既利于国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又不致伤害民族亲情关系。较完美的在金钱社会的当代保留了人类的原始感情。

   应该强调的是,日本企业制度的形成,尽管是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原则下,其也与国家、民族、社会的规范直接有关,资本自主权并未能使日本表现出西方经历的资本无政府主义状态,这一方面是日本政府的努力,而本质上则是儒家仁、义、礼、信思想在日本民族中的贯穿。东方民族本质上群体意识较强,家庭观念,骨肉亲情意识在儒学的劝导下一直推广到大民族精神。正所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③正是这种精神的贯穿,作为现代政体下一国之首的政府,日本政界的公务员们在企业制度中的参与、辅导作用才得以珠联璧合。这就是形成所谓“日本株式会社”④的根本原因。

   

   二、 精神一体,上下同一的日本企业

   

   日本式经营,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被西方各国所注意,其“奇迹般的生产率”令西方人士大为惊讶。而其奇迹般的生产率的背后又无任何令西方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界人士认为在生产率方面有比西方要高人一作的条件。在发达国家中,日本企业不管在设备方面还是操作方面都并非与众不同。特别是,日本是道道地地从仿效西方工业革命到照搬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式从而取得成功的东方国家。日本的现代企业就大量照搬美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其国家生产率发展总部,还是由美国人帮助建立起来的。但是,日本确实“名列世界第一”。在对此认真考察后,人们终于认清日本式经营所独有的东方文化的特点。

   对文化上的差异,也许人们很难从某些具体的操作方式和行为特点上去发现那一种文化的长处,并且很难看出某一具体作法到底跟文化差异有多大关系。然而,文化差异是根深蒂固的,它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它必然会在以上方面表现出来。譬如,西方资本主义企业制度是建立在全民平等和民主与自由的基础上的,不管从法律上还是在风俗上,西方都标榜其文化是以争取人人平等为目的的。然而,资本的超脱权使人格化的资本家似乎已超凡脱俗。在西方企业中,实际的情形仅仅用准军事化来描述上下级的地位差别甚至远远不够。每一个职务都相当于一个阶层,个性的强调和个人主义的突出伴随个人权利在法律上的认可,使人与人和邻与邻为壑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一点,正如我国近代儒学思想家辜鸿铬先生所指出,西方强调的民主和平等正是儒家学说中一贯倡导的,其中并无太多特别之处。而启发西方近代社会大变革和伴随西方工业革命产生的新思想和新观念,虽然完全改善了人们的头脑,却忽视了人们心灵的干涸,人类几千年从动物时代建立的准则随着革命的震撼玉石俱焚。为挽救人们的心灵,宗教在西方开始盛行。虽也有所收效,但宗教太片面也太古板,即使是斯宾若沙的宗教观念也实难与人类本原相契合。所幸的是,儒家学说能无限滋润人们的心,却又不会妨碍人们脑的发展。日本就是一个自古受儒学思想影响的东方国家,在企业经营制度中,日本人经营者发扬了东方文化的这一精髓,使一贯标榜民主与自由的美国人也自叹:要实现真正的人人平等,他们与日本企业还存在相当的差距。诸如这方面的现象,在日本与西方企业中表现得也十分明显。日本工人远比美国工人在企业中得到更多的体贴和照顾,日本企业经营者更关心工人的生产环境和生活状况。他们总是提醒自己和下属要关心工人们的生活,常常询问工人们是否都过得幸福愉快。这些情形在报道中往往也颇显公式化,但日本经营者们始终如一的这样在做,他们确实是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可在西方,企业经营者看重的只是个人声誉和家族名望。对这些,日本人经营者并不那么在意,他们并不那么看重个人得失,始终只把自己看作是集体中的一员,考虑得更多的不是自身的利益,而是在集体中为了周围人们的幸福个人能做出多大的贡献。这种典型的东方思想中的君子作为,仅受西方民主自由和全民平等思想影响的企业家是做不到的。日本企业经营在西方人眼中只能是家族式经营,他们把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看成是一种使命,把企业看成是人类的生存集团。这显然与西方企业观大相径庭。

   作为企业这样的生存集团,它毕竟不同于国家这样的大社会。从业人员之间更真切地体现着人类共同生活的实情。经营者,特别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其一言一行都相当有力地影响着员工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方面。日本某企业人事主管说道:在企业,越是上级,其责任内容的道德性质越强,其本人基于企业观、职业观、人生观、社会观的责任感所负的责任就越强。这种认识在日本绝非个别。日本的企业经营者对其职员都普遍的十分关心和体贴,他们尊重每个职员的人格,并不仅仅象优秀的西方经营者那样只是公平地认同职员的人生权利。日本人经营人员能和职工融为一体,他们的企业经营和企业生活是联系起来的。生产定额、指标和利润是一方面,职工的生活,思想状况,精神面貌也是一方面,都同样是经营者的目标。特别是日本企业高层领导,在企业整体经营中,他们更注重对职工的关怀,经常到职工家中登门拜访,问寒问暖;并亲自出席为职工召开的生日祝庆酒会,定期下到车间向一线职工问候,直接过问他们的生产环境,邀请他们参加决定工作条件的会议;在公司重大决策上也虚心征求职工的意见。一些日本大企业甚至细微到规定一定职务的管理人员必须熟知一定人数的职工姓名,要了解他们各方面的情况,他们的家庭。连职工家中的大务小事都要过问。谁的妻子就要临产了,谁的家中有了纠纷。他们总把职工心里的想法装在自己心里。西方经营者对此不无耐烦地讥讽说,如果这样,还不如干脆把衣领翻过来去当牧师。可日本企业管理人员并不在乎什么牧师,他们只知道这跟指挥工人如何把工作干好同样重要。如此经营,岂能是西方民主思想和价值观所能顾盼的。这一切,只能在儒家思想体系下才能形成,任何西方思想家都不可能为此提供可能形成的思想体系。难怪西方知识界也在公开场合倡导,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应在孔子的思想中寻求人类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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